摘要：社会公信力，即某一主体在社会中的影响能力及公众对其的信任程度。儒家“信”文化对我国社会公信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公信力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一）个人的诚信。其不仅是个人品质道德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公信力的重要基础;（二）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决策力、执行力、影响力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其在维持国家安定中能力的发挥;（三）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和信息的载体，承担着联结政府和民众以及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重要纽带。媒体的诚信，在当今社会公信力建设中应作为重要的内容进行考量。

关键词：儒家文化;社会公信力;诚信

中图分类号：B222;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2-0059-04

社会公信力，即某一主体在社会中的影响能力及公众对其的信任程度。在现阶段，关于社会公信力的研究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研究、医疗人员公信力研究、法院公信力研究、企业公信力研究各个层面。我国的社会公信力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层面：第一，个人的诚信。人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的创造者和发展者。人在自然界中发现规律、进而形成了人类社会，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人的诚信问题，不仅是个人品质道德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根基。第二，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即政府的执政能力、决策力、执行力、影响力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府，作为代表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职权的代表，具有维护国家稳定团结的职能。因而，政府的公信力，决定了政府在维持国家的安定中其能力的发挥程度，应该作为社会公信力的第二个层面。第三，媒体的公信力。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传播者和信息的载体，承担着联结政府和民众以及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重要纽带。媒体的诚信在当今社会公信力建设中应作为重要的内容进行考量。因而，社会公信力应由个人、政府以及媒体三者组成。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一脉相承的本土文化，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特指《论语》）中关于“信”的描述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从《论语》中借鉴儒家“信”文化，有利于我国社会公信力建设[1]。

一、个人的诚信

人，作为社会的根基，其个人的诚信问题亦即社会的诚信根源。《论语》中对个人的“诚信”赋予很高的地位。曾子指出人每天需要反思的三个问题中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說明“信”在个人的“诚信”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个人的诚信应包含两个主要的内容。

首先，将“信”作为个人自身思想和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由此可见，“信”作为人之为人、立命之根本，是做人的第一要务。诚信作为做人的准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道德精神和具体行动。从道德精神上，孔子指出人在思想上需要“主忠信”“谨而信”，即将诚信作为思想道德的第一原则。只有在“信”之上，人才能够进行学习。但是，由于个体的特殊性，如何规定一个特定的“信”的原则，让每个人都能够遵循这个原则呢？孔子指出，要“信近于义”。人在以“信”作为自己思想的原则时，他的“信”必须符合“义”的标准。所谓“义”，即符合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可的原则。因而，个人要以“义”作为规定的“信”作为自己思想道德的标准，才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从个人的具体行动中，人要以“诚信”作为自身行动的第一准则。个人的行动，是在其思想活动的指引下完成的。如果在思想上不将“诚信”作为原则，那么在行动上也必然会造成自身行动中诚信的缺失。

其次，“信”在与人交往中表现为信任。一方面，信任表现为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另一方面，信任表现为要让他人对自己信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因此，在与人交往中，如果想要达到“信任”，在除了对个人诚信加强之外，也要放开心胸相信他人。同时，对他人的信任也源于他人将“诚信”作为自己思想的原则。因此，“信任”是人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第一准则。

“信”在个人层面上表现的“诚信”和“信用”两部分内容，正是现阶段建设和提高社会公信力的基础。个人的诚信行为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的要求，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信用”作为“诚信”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层面的延伸，其实质上是“诚信”在人与人交往之中的具体表现。因而，注重个人诚信教育，是进行社会公信力建设的首要任务。

我国现阶段面临严重的诚信缺失，这具体体现在个人身上即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以“诚信”作为自己的准则。追究其本质原因在于人对于利益的追求。在利益的追逐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个人有可能会走上歧途，无论在内心还是在实际行动中丧失“诚信”的原则。现实生活中大量社会现实问题的背后都可以看出是个人“诚信”缺失而造成的。例如，前几年热议的“摔倒老人是否应该扶”的问题。这本来是社会基本道德的问题，却在现实社会中演化成一个社会公共问题。到目前为止，对于摔倒老人“扶不扶”的问题仍然在很多年轻人心中留有困惑，因此便出现了“拿着手机录像去扶老人”的现象。这里面，有部分老人为了获得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故意诬陷他人，导致他人不愿意为了“公德”而上当受骗。同样，对是否应该对行乞人员施舍的问题也是现阶段讨论的主要问题。在行乞人员中有部分属于真正需要社会帮助的，而还有部分人员是因懒于劳动而将行乞作为一种职业来经营，更有甚者拿着“支付二维码”进行乞讨，并且在行乞过程中运用了欺骗的手段。这一方面使得人们不愿意去施舍，另一方面也导致诚信的进一步缺失。因而，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放弃了“诚信”的原则，进而导致社会公信力的降低。建设社会公信力，要以加强公民个人的诚信教育为先要。孔子指出，人要学习的四种主要内容就是“文、行、忠、信”，而“信”作为对前面三者的规定，更是个人学习的重中之重。

二、政府的公信

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是以维护国家稳定、人民安康作为自己的职能，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工作的准则。政府的公信力，就是政府本身的决策力、执行力、影响力以及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程度。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首先需要注重“敬事而信”，即政治集团在国内要获得百姓的信任。他同时指出“民无信不立”。對于国家而言，百姓的信任是远比充足的粮食和军队更为重要的。政府虽然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但是其权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民群众所赋予的，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将管理国家的职权交给政府来执行。因而，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是当今政府提高公信力的最主要任务。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主要有三条路径。

第一，对民众进行德育教化。孔子认为政治集团要获取百姓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要实现“先之劳之”。在《论语解集》中对“先之劳之”的解读是：“先导之以德，是民信之，然后劳之。”[2]由古论今，政府想要获取民众的信任，首先需要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即进行诚信教育。人民群众只有先将“诚信”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之后，他们才能够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实现对他人的信任，进而实现对政府的信任。因此，个人的诚信教育不仅是民众对他人信任的基础，更是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前提。

第二，要切实立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在当今，政府公信力受到的挑战，表现为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是其根源在于人民认为政府是否真正保障了他们的权益。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是否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是否将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其政策制定的第一原则，是政策能否执行、政府能否扩大自身影响并获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前提和保障。这要求政府在具体的执政过程中注重方式方法，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现阶段，我国几乎各级政府部门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和热线电话。这表现出来了政府积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获取政策的途径和渠道，以及采纳与满足群众的呼声。但是在多年前，有一部分的政府网站设计简陋、功能不健全、信息更新慢，甚至有些网站根本已经注销;而热线电话有经常占线、忙碌的情况，甚至有些热线电话是空号。近几年，随着这些问题的频繁出现，各级政府积极解决此类问题，同时政府在各地推出“政府12345热线”，但是像这一类的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专线还是相对较少。这会引起部分群众对政府产生质疑：政府是否真心实意地为民众提供必要的信息？民众应该如何向政府部门提出具体的需要？民众应该如何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因而，政府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不仅在思想上要以此作为要求，更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创造良好的渠道。

第三，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表，其具体的职能则是由每个独立的个体来执行的。政府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不仅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要有“信”的要求，而且作为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需要“信法而行”[3]。在实际的工作中，要摒弃利用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的“失信”行为。政府工作人员利用权力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既是作为个人丧失“信”准则的行为，更是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准则和立足人民需要的要求。加强政府工作人员思想道德教育，就是为了实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要求。多年前便出现过这种问题：我国众多城市中内涝严重，但是相关城市的政府却并不将治理下水道的“地下工程”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他们会选择将城市绿化、道路设施建设（更换路灯、地砖等）等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因为这是“面子”工程。这体现了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更有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会从中获利。很多城市的道路出现修了挖、挖了修的现象。从表面看是各地下线缆管道设计铺设不合理，究其内部是因背后拥有众多的利益纠纷。虽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现象大幅度减少，但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信”教育，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

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政府的社会公信力，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大力提倡“反腐倡廉”活动，国家“打老虎”，尤其是“打大老虎”的行为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充分反映了“反腐倡廉”在提高政府公信力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群众对“反腐倡廉”也由最先的拍手称快，逐渐转为习以为常。政府方面是否应当进行反思：为何这些政府官员如此胆大妄为，是否在制度上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因而，对待“反腐”这把“双刃剑”，如何利用它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获取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府应当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媒体的公信力

媒体的公信力，即媒体新闻报道的准确性、真实性及其被群众所认可的程度。媒体，作为现代社会信息传递的载体，起着联系群众和政府纽带的作用。媒体报道的新闻，不仅能够向群众传递政府的基本政策、措施和举动，而且也能够将群众的呼声表达出来。随着现阶段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发展，新闻的时效性和可触性都得到极大的提高，这对媒体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体公信力的提升，需要从媒体人和媒体报道两个角度进行。

首先，媒体人需要本着“信”作为自己工作的原则。媒体人作为特定职业的社会公民，其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以“信”作为自己为人之本和工作的准则。“信法而行”不仅要求媒体人在工作的过程中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更要求媒体人保持社会的公德和职业道德。现阶段有少部分的媒体人在工作的过程中丧失了职业道德，对报道的内容不做真实的调查而进行肆意妄为、断章取义的胡编乱造。这种工作方法和态度不仅误导了人民群众，辜负了媒体受众对媒体人的信任，更会导致社会混乱。以“北京协和医院考研面试逆袭”一事的报道为例，媒体人对陈鑫的家庭背景报道不实，利用社会底层仇官仇富的对立心理，给普通家庭出身的陈鑫扣上了“官二代”的帽子。最终导致多家单位“集体发表声明”澄清，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引起社会震荡，从中可以看出当今一些媒体人因为工作态度不正而造成的危害。前段时间热炒的“MU5735黑匣子已破译”不实报道，不仅对遇难者家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许多受难者家属受到频繁的“骚扰”，在社会上又一次掀起了“民航恐惧”。因此，对部分不“信守”自己职业道德的媒体人，要予以严惩，清除出媒体队伍。以维持媒体的公信力。当然，近几年政府相关部门也对此类问题进行了规范整治。

其次，媒体报道要本着“信”的原则。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既是媒体报道“信”的前提，也是“信”的具体体现。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要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确定自身的政治立場、意识形态站位，把握正确的价值导向，注意自身的舆论引导作用。现阶段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一方面传统媒介主体的功能依然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型媒介逐步崛起。广大受众在阅读一件新闻事件时，因为接触的媒介不同具体内容呈现出多面性，这固然具有全面性、多样性的优点，但也容易搞得不知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主体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自身的政治站位和价值判断也会通过具体的新闻报道而传递给受众。因此，加强媒体报道的“信法而行”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的新闻传播中，对外我们面临着来自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入侵的威胁，对内我们面对着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导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任务。媒体作为群众收获信息的第一渠道，必须信守国家意识形态导向、正确价值观输出和健康的文化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对媒体“信法而行”的要求并不是要进行思想的禁锢、限制不同观点的争论，而是更好地思想自由，实现不同观点正常、有序的探讨。现阶段不少媒体人喜欢打着“理性”“中立”“客观”的旗号，来进行知识的普及和信息的传递，但实际上却在其中隐藏着价值的引导。这导致看似是对事件的客观、中立的分析实际上却是媒体人贩卖自身价值观私货。这对不明真相的受众而言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会让受众以为这些“理中客”们传播的是事件真实的一面，这反而不利于不同观点之间的有序探讨和思想的论证。因此，“信法而行”，正是为了保障在社会中进行有序的思想争论，是树立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媒体报道需要本着“信”的原则才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公信力的建设发展。

综上所述，“信”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论语》中有较多的阐述，在当今社会公信力建设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公信力的建设中，其不仅是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进行。以儒家“信”文化为切入点，从其中提取精华运用于社会公信力建设，更是与当前人民群众回归经典、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相契合的。因此，合理运用儒家“信”文化对加强社会公信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垚，黄希庭.《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孔丘.孔子的智慧[M]王学之，译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9.

[3]仇文利，吴志娟，王宏.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公信力的提升[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作者简介：杜盈娇（1998—），女，汉族，山东临沂人，单位为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红色文化、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