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融传统与现代建筑风格于一体、僧众与信众的人员结构多元化的昆明千佛堂，正在呈现寺庙都市化、修行组织化的趋势和特点，并对庙宇建筑设施、人员结构、制度建设、服务功能、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修行组织形式、营造新的修行环境。为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千佛堂还进行了三项调适：（一）与所属社会文化环境的调适与融合。通过对世俗文化的吸收与交融进行自我调适;（二）与国家政策、当地政府的调适。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贩灾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三）与市场经济的调适。在宗教自治、自养、自产政策的推动下，为寺庙经济创收开辟渠道。

关键词：佛教发展;调适;千佛堂

中图分类号：B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2-0013-04

一、千佛堂的发展概况

（一）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建筑风格

昆明千佛堂①的寺庙建筑本身具备独特之处，它并非传统中式建筑风格，视觉上是现代楼层建筑，每层每房的设置是结合传统的寺庙结构布局进行取舍而得。千佛堂是五层庙堂，即由五层楼构成一座寺庙，一个楼层是一个殿堂，共五个殿堂。一楼为五佛殿，是千佛堂的主殿，相当于其他寺院里的大雄宝殿，殿外尊俸着大肚弥勒佛，殿内供奉着五方佛。二楼七宝殿，供奉药师佛及八大护身佛菩萨。三楼如意殿，供奉西方三圣。四楼千佛殿，供奉阿弥陀佛一千八百四十八尊，为千佛堂重殿之一。五楼五智殿，为习禅之处，阿弥陀佛佛像于五楼座南朝北。由于场地限制，没有传统寺庙中的钟楼、鼓楼、藏经楼，甚至没有僧房。至于斋堂，曾经在二楼七宝殿旁设置厨房只提供斋饭，现已取消厨房改成小小的殿堂，即光明殿。另外，即便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藏经楼，千佛堂的每层楼梯间都设置了书橱且放满了经书，其他经书也收藏于佛堂内大大小小的隔间及书柜，千佛堂内贮藏乾隆大藏经和2万多册佛教经书及传统文化图书。千佛堂独特的场所设置对千佛堂修行组织展开修行活动形成了较大的制约。

（二）僧众与信众的人员结构多元化

传统佛教组织以僧团为主，而千佛堂的组织人员结构呈现多元化，主要由僧团、义工、居士、社会人士组成。千佛堂現有僧人5人，居士1000余人，其中常驻护法居士6人， 专职义工30人，慈悲关爱队伍150余人，共修小组100多个，信众则数以万计，每年在正常宗教生活及参学等范围，对外接待信众达30多万人次②。

千佛堂修行组织僧团组成具有流动性，其僧团的具体成员一直在变化。CY法师自2004年起主持千佛堂法务，是千佛堂的当家师父（住持和尚），也是法人代表。CY法师并非定居于昆明，不是经常亲身在千佛堂传道。因此，在名义上，CY法师是千佛堂的权力中心，但实际上长期以“不在场”的形式指导千佛堂修行组织。她每年都会制定寺务与修行活动的大纲，而具体修订与实际操作的是其他僧人、居士和义工。她不在场的期间，僧团的成员主体变化是，由以她的出家弟子为主逐渐变成以MZ法师和QH法师为主，目前，又变为以她的出家弟子为主的僧团。

佛教义工是指自愿在寺院里维护道场、处理寺院事务的工作者，有专职义工和普通义工之分，他们既包括皈依佛门的信徒，也包括没有皈依但有佛教信仰的群体，更包括不信仰佛教甚至没有佛教基础的寺院工作者，而千佛堂修行组织里都含有这些义工群体。在千佛堂，居士是义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居士是指信仰上皈依佛门、已在寺院里办理皈依手续的人，居士有护法居士与其他不参与寺院事务的在家居士。护法居士是指在寺院里学习与践行佛法、维护道场的佛教徒，也可以说是皈依佛门的义工。千佛堂里其他不参与寺院管理事务的在家居士，会参与千佛堂举办的各种修行活动。另外，千佛堂修行组织里的社会人士包括了对佛教感兴趣但不是义工的群体，也包括信仰佛教但还没皈依的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如商业界、学术界、医学界等。

二、千佛堂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一）发展趋势——都市化

就佛教组织的形态而言，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也会经历变化发展的过程。初期佛教传播，注重在中心城市传播，洛阳白马寺无人不晓。佛教随着不断本土化，逐渐形成了山林佛教。当今中国现代化日益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都市佛教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千佛堂在昆明地区的佛教活动场所中具有独特性，其发展已呈现都市化趋势。

千佛堂地处市中心，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与时俱进，进行以下各方面改革：

第一，在建筑、设施建设方面都得到改观，形成了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风格。

第二，僧众与信众的人员结构发生变化，由以僧团为主的相对单一形式转变为僧团、义工、居士、社会人士多元构成;信众群体中城市居民占主体;信众职业来自多领域，商界、学术界、医学界均有;信众年龄多样化，老中青三代都有;义工群体年轻化，基本都是80后、90后。

第三，制度建设日益成为当代都市佛教发展的必经环节。千佛堂对寺务管理委员会、慈悲关怀委员会、财务组、宣传组、昆明佛学研究会等机构进行了规范的制度化建设。寺院管理通过社会化得到改善，千佛堂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营活动趋于市场化、规范化，收入得到提高[1]。同时，由于处在市场环境中，其居士、义工队伍以工商企业家居多，因此，他们对寺院经济管理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四，为了适应城市的快速发展，寺院的服务功能也在不断强化[2]。千佛堂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协调功能、公共服务功能、文化建设功能，扩大自身社会文化价值。千佛堂创办各种文化项目、发展慈善事业是以不同形式发挥功能，为灾区捐赠物资，助学贫困儿童即是如此。

第五，文化传播方式现代化，除了传统的经书等出版物之外，还运用各种信息媒体，如僧侣结合多媒体向信众讲经释义，居士、义工通过互联网如微信、微博等调动信众参与修行活动。

（二）发展特点——修行组织化

“各种宗教和教派一般都把修行者组织起来，把修行生活制度化，形成修行体制。”[3]个人性的信仰通过共同的修行活动，聚集成为共同信仰的群体，同时共同信奉的制度化的教义信条对共同修行的群体具备约束力，发展成为社会性的组织。他们的信仰信念和修行行为通过被规范化而固定下来，分散性的个人崇拜与修行行为变成了稳定的修行组织。在当今现代城市的催化下，都市佛教修行组织化更为突出，逐步显现了由“以寺庙为中心”走向“以信众为中心”的特点。与传统丛林、僧团出家的全职修行相比，寺庙似乎成为了修行组织的载体，现在修行过程中兼职修行的信众更为突出，比以前更为集中而不分散，更为积极参与修行活动，服从修行组织安排。

传统的佛教修行以学习与解析教义信条、传道活动为主，千佛堂在继承传统修行基础上，不断创新自身修行组织形式，营造新的修行环境，以适应变化的现代城市环境。千佛堂坚持宗教活动内容的丰富与多元，同时保持与学界以及政界的紧密联系。千佛堂的修行活动范围广，灵活性大，常态化活动与临时性活动相互结合，不仅有各种法会，佛教经典研修班，还有其他文化活动，诸如禅茶会、医学讲座、“抄经”比赛。千佛堂同样具有其他寺庙的主要特点与功能，甚至更多，千佛堂具有宗派兼容性，其修行组织提倡“深入三藏③，融合八宗④，慈悲护生，以文化人。”千佛堂对外交流意识强，在学界中邀请讲师并举办昆明佛教论坛等各种知名讲坛，是昆明佛学研究会的驻会场所。同时，其国际文化交流频繁，参与东南亚某些文化活动，邀请国外文化学者，如印度学者，进行交流。

三、为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所进行的调适

（一）与所属社会文化环境的调适与融合

宗教文化是一种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不仅是宗教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的文化环境，宗教不得不吸收与调和世俗文化的内容，以迎合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潮流[4]。

佛教在适应本土文化环境中，逐渐成为满足部分群众精神需求的一种亚文化，当人们破除佛教是迷信的观念后，更倾向于接受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佛教加强文化形象的建设，沿着人间佛教的道路前进[5]，强调佛教的社会性，用行动活出佛教文化，让佛教文化走出高深的义理，迈向社会。中老年群体受到相对较多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较为愿意接受佛教文化。千佛堂部分信众侧重于把佛教视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认为从中能学到传统文化的内容与精神，通过修行活动把它们发扬光大。宗教通过对世俗文化的吸收与交融以进行自我调适，同时也会愈益走向世俗化。千佛堂的修行活动策略具有倾向性，借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举行修行活动，在宣传策略上以传统文化复兴为由进行烘托，日常修行课程配合现代节假日的步伐，周末开展活动而在五一、国庆会暂停修行活动。

如果一个宗教在传播过程中水土不服，它很快就被其他宗教或者其他文化所取代，如果它能成功地适应本土，则会落地生根。千佛堂修行组织与当地社会间的界限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它对属地文化的适应能使其融入当地社会。千佛堂身处传统佛教道场范围，具备良好的属地文化，拥有较好的地缘关系。千佛堂正位于千年道场圆通寺对面，同在一个街道的附近还有莲花精舍与昆明居士林两个佛教道场，它们四个共同营造了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千佛堂的共修参与者大部分是居住在昆明市的汉族，深受当地社会文化及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时一些少数民族也会参与共修，如傣族，体现了其所处云南省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千佛堂结合云南源远流长的普洱茶文化，注重以茶道的形式进行禅修，吸引更多的信众参与其中。

在佛教组织里，承担佛教正式教育的机构是佛学院[6]，佛学院培养的对象是僧人。千佛堂不是佛教正式教育机构，但它重视发展社会文化公益事业，以此来增进与其他社会体系的交流，更深一层地融入到世俗社会，适应城市环境的发展。千佛堂创办千佛学堂，成立佛教经典研修班，提供经书助印，出版佛教文化书籍，办学对象是除僧人以外的信众，目标不是培养佛教职业者，而是推进佛教教育、普及佛教文化。

（二）与国家政策、当地政府的调适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不断法治化和合理化，同时体现了宗教取得的政治合法性。宗教要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存活，就必须对自身进行调适，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主导的社会大环境。而这种调适必须通过双向的互动完成，一方面，政府赋予宗教合法性，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允许开展正常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宗教主动向政府靠拢，剔除反社会因素，遵守政策、法律、法令，改革自己的组织机构与宗教思想。宗教体系与政治体系相互协调，才能使宗教体系得以存在，并与整个社会系统相契合，保证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

宗教制度环境是其合法性的最主要授权来源[7]。千佛堂具备宗教传统合法性与政治法律合法性以及社会合法性。关于政府与千佛堂的关系，两者存在着行政管理和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昆明市宗教事务委员会贯彻《云南省宗教事务规定》，对千佛堂进行管理、监督与指导。千佛堂对于当地政府特别是民宗委例行的宗教场所管理和社团管理是予以积极配合的，同时民宗委对于它合法合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活动表示赞同，如对他们倡导的贩灾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活动予以支持，双方保持着良好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千佛堂在当地具有一定信仰群众基础与资源，具有一定的信仰需求，得到社会的一定认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合法性。

社会制度环境给佛教及其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束缚，但同时也为佛教信众自觉提供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在宗教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进入自强、自立、自主的现代形态。目前，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化，国家迫切要求提高文化软实力，倡导文化自信，逐渐重视及弘扬传统文化。这种理念的深入，为佛教发展提供了不小的机会，也为千佛堂适应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创造了条件。

（三）与市场经济的调适

佛教寺院自古至今都与经济利益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寺院经济的特征在于其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它是建立在信众对神祇的崇拜和对教义的信仰的基础上的。近现代以来，商业经济形式才在佛教丛林出现并逐步发展。为了适应现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千佛堂效仿世俗组织结构，对其行政结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成立了不同的职能小组，其中，财务组的成立是千佛堂经济管理模式和经营活动趋于市场化、规范化表现之一。财务组，相当于传统佛寺中掌握财政及物资的库头，但财务组更为现代化，它分设会计、出纳，复责寺院日常财务管理、划拨资金等工作。其他小组、每殿定期做好记账、结算、报账等工作，财务组汇总管理财务收支情况，并定期向寺院负责人汇报。

在宗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产）政策的推动下，当代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呈现出宗教经济结构多元化趋势、宗教经营多样化的特征，为寺庙的经济创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渠道[8]。在这个环境下，千佛堂经济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其他佛教寺院相同的是，千佛堂的经济结构主要依靠各界捐赠以及宗教商业。各界捐赠主要是居士供养、功德箱收益，也会存在其他人不同形式的捐赠。不同的是，千佛堂缺乏旅游经济的渗入，不设门票、不卖旅游商品，而以法物流通、做法事为主要商业经营方式。除此之外，也发展自营业务，如佛学书吧，为信众提供读书服务，以会员卡充值的方式提供书目、饮料消费。网络商业引用到宗教经营中，是当代佛教商业经营多样化的一种趋势。千佛堂不断适应互联网环境，将宗教产品虚拟化。千佛堂官網上提供代替供灯、供花、放生等虚拟服务，信众可通过在页面选择和付款，千佛堂的护法居士和义工就会帮他们在寺院里供灯、供花、放生等，无需本人到千佛堂里亲自进行。

实际上，千佛堂的商业化并非出于经济营利，而是出于维持自身体系的生存与发展。在宗教市场受到国家的加强管制的背景下，千佛堂修行组织的经济活动亦受到监督与管理。千佛堂严厉抵制宗教市场的非法黑市，为信众树立正确的宗教态度，引导信众契理契机地修行。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长足发展，宗教的长期存在离不开与社会的不断调适，改变自身的生存形态。都市佛教的发展趋势，是在推进人间佛教的发展与传播的道路上，适应当代社会的一种形态。千佛堂的发展，适应了所属的城市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现代化管理，迎合民众的文化需求，致力文化的融合共通，获得了信众的认同，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宗教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宗教如何面对神圣与世俗、入世与出世带来的实践难题，千佛堂和其他佛教寺院一样进行改革与调适，在此过程中显现出自身的特点，这或许能为佛教发展，甚至是宗教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参考。

注释：

①昆明千佛堂：前身是五华寺，又名悯忠寺。2004年经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批准设立千佛堂。既是佛教道场，亦为昆明佛学研究会所在地。位于昆明市圆通街。东邻盘龙江，西接翠湖，南座金台五华山，北朝古刹圆通寺。

②数据来自《千佛堂宣传册》中，宣传册属内部资料，非公开发表。

③三藏：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49年，在佛陀灭度后，弟子们把他一生所讲的经分为三大类，就是经、律、论三种，称为三藏。

④八宗：指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个在中国弘传的佛教宗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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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忠毛.都市佛教文化功能的现代转型与当代价值[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3]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25.

[4]答小群.互动，调适与共生：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适应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67.

[5]杨德睿，黄剑波.修行何为，何以修行？——修行人类学研究倡议[J].宗教人类学，2017（8）.

[6]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1.

[7]李峰.个体、组织与社会结构——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8.

[8]徐祖祥，林邦誉.都市城郊佛教丛林组织模式的现代建构——基于昆明市宝华寺的实证分析[J].世界宗教文化，2010（6）.

作者简介：陈雯菁（1994—），女，汉族，广东佛山人，单位为云南民族大學，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