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巍 徐立峰

[摘  要]普惠金融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为农户提供适当、便利、安全的金融服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通过化解农村家庭风险、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但供需不平衡、金融排斥、体系不健全和农民金融素养较低等问题阻碍了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建议从提高供需适配性、拓宽融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升农民金融素养、推进数字金融与财政金融协同等方面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关键词]普惠金融;共同富裕;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04-0050-0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实施的“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农业长期哺育工业，农业处于市场弱势地位，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1]现阶段，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金融服务和创新的主要阵地。而受限于地理位置、受教育程度及农业生产力和效率等因素，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2]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只有使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获得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才能迈向共同富裕。农村的富裕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发展普惠金融，保证农户金融服务成本的合理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及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能够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农业生产效率，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有力的举措就是建立一个惠及全民的金融体系，为每个有需求的个体提供创业、创新、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金融服务，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资本嫌贫爱富的本性促使大量优质的金融资源集中于城镇和富裕人群，农村地区和低收入阶层被排斥在外。[3]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普惠金融被联合国广泛使用并宣传，希望通过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促进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金融服务权利。2013年，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普惠金融”写入党的决议，提出丰富金融产品和市场层次，鼓励金融创新，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分享到所有市场主体。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推动金融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满足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让金融“惠”入平常百姓家。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次对外发布普惠金融白皮书《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阶段性总结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成果及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并要求“定期发布普惠金融白皮书”。同年，中央财政下达专项资金100亿元用于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基础金融对重点服务对象的适用性和可得性。

尽管中国对发展普惠金融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实践，但是与大规模经济活动不相匹配的是，以农民农村为代表的弱势经济体仍然是金融服务普惠的“痛点”。农村普惠金融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驱动和支撑。在阐释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用的逻辑机理基础上，揭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普惠金融发展中面临的障碍因素，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实践举措，对于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使用普惠金融这一金融工具有效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富裕。相对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中国农村发展明显滞后，处于弱势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短板。农民农村富裕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提高和产业的提质增效，目标是优化农民的收入与消费结构并使其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对人才、土地、资金三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服务，旨在为“长尾群体”提供金融支持，在促进人才流动、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引导资本集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的普惠性，有助于化解农村家庭面临的诸多风险、缩小城乡差距、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而实现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

（一）普惠金融有助于化解农村家庭面临的风险

中国农村家庭面临诸多风险，极易出现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现象，影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化解农村家庭风险尤为重要。伴随现代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呈现小型化特征的同时，关系型社会结构逐渐弱化，家庭之间纽带松动使得农民不再单纯依靠亲朋邻里协助处理风险事件。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分摊风险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4]，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地区间差异大、保障水平低、保障能力弱等问题，使得农村家庭无法单纯通过社會保障应对重大风险事件。若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农村家庭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服务渠道应对风险，他们就会采用民间借贷、缩减支出、子女辍学、变卖资产等非正规或非金融手段解决危机。这些手段不但会使农村家庭风险不断积聚，也会对农村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产生负面影响，制约其再生产和再投资。[5]在农村家庭收入面临较大波动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服务提供者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向农村家庭提供适当的金融服务，并通过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帮助他们防范、规避、化解风险，进而提升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改善家庭福利。其中，农业保险就是一种有效的分散风险、对风险损失进行补偿的金融风险管理工具，通过提供满足农户差异化需求的农业保险产品，不但可以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保障农户的收益，也有助于扩大农业信贷规模，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由此可见，金融普惠的发展能够有效缓解农户的金融约束和风险，提升农户金融能力，有利于农户进行创业，对弱势农户家庭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6]949168FD-0085-41DD-B246-ABEC209FEE8A

（二）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效途径之一是不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7]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引发创新投入不足、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将经济锁定在低水平发展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长期落后于城市，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金融服务种类少、创新不足、服务质量差等问题。普惠金融强调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价格合理性，强调地域和空间的广覆盖密度，人口（或成年人）的高获得比率，以其不存在排斥和歧视的价格使得农户也能获得一定的消费者剩余。进而通过直接或间接普惠效应改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优化社会消费结构，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提升经济增长韧性，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8]而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在可得性的基础上，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空间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农民和农业企业加大对农业的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带来农业规模效应，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改善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并降低城乡收入的不平衡性[9]，实现了金融资源在不同农户家庭、农业企业与产业间的优化配置，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普惠金融有助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普惠金融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近10年，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微信、支付宝等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中国农业经济具有规模小、成本高和风险高的特点，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户获得农业信贷，增加农业生产面积，适度规模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业生产的附加值，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10]而随着农业规模化生产，涌现出大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要求金融服务质量更高、资金规模更大、使用周期更长，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获得更加安全、全面的金融服务。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科技研发又与金融资本的投入紧密相连。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供给质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发展中的短板，是化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11]，也是构建现代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二、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发展现状与障碍因素

（一）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发展现状

为落实《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于2016年底建立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可得性、使用情况、质量3个维度共设定21类51项指标衡量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综合指标数据和相关情况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体和农村市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通过持续深化农村金融普惠发展，加强金融与数字科技融合，推动了互联网、移动支付便民工程不断向县域乡村下沉。根据2017—2020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

从银行、信贷、农业保险和数字金融四个方面来衡量2017—2020年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农村金融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作为传统的金融服务内容，借记卡和信用卡拥有量稳步增长，成年人活跃账户比例持续增加，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和助农取款点村级行政区覆盖率持续上升。其中，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发放的乡村振兴卡数量持续提升，有效地满足了农户日益丰富的产品增值服务需求。第二，农户生产经营贷款和农户信用贷款比例持续提升，涉农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贷款难、难贷款”的局面。各省根据自然禀赋条件和农业生产特色分别推出了不同的金融贷款业务，如“生态抵/质押贷”、“两山信用贷”、农业特色产品贷等，在为农业主体提供高效融资服务的同时，通过普惠金融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以绿色发展助推农业现代化。第三，农业保险收入和保险金额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各省不断探索农业保险创新模式，如“保险+期货”、“保险+信贷”、特色农业保险产品、保险保单质押融资等，通过银保合作，建立农业保险、农业补贴、涉农信贷联动机制。在发挥农业保险分散风险功能的同时，注重挖掘农业保险融资增信功能，使信贷资源充分配置到“三农”领域，体现出普惠金融的安全性。第四，农村地区电子支付普及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成年人电子支付比例快速提升，网银支付业务笔数在2019年达到峰值，2020年有所下降。随着数字技术运用不断深化，普惠金融的发展突破时间、空间约束，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

（二）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障碍因素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逐步形成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为发展普惠金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面临各种挑战。农村普惠金融供需不平衡，金融产品和服务结构失衡;金融排斥问题依然存在，金融可得性有待提升;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亟待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民个体和农村家庭金融素养不足;等等。这些都成为影响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

1.農村普惠金融供需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农民农村对普惠金融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扩大化的特征，但农村普惠金融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与之不相匹配，出现农村普惠金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对于多数小农户来说，通常因为上学、生病或小规模经营而急需资金，资金缺口相对较小，借款期限相对较短。而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更倾向于提供额度大、期限长的金融产品，与小农户借贷需求不匹配。且大多数金融机构的主要经营主体来自城市，虽然在农村下设一些金融服务网点，但针对农村居民的信贷投放指标却很少，在农村吸纳的资金甚至被转向城市，农民实际获贷水平较低，出现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不足的现象。对于规模较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多元、大额、长期的金融产品是他们的迫切需要。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多以产品导向服务客户，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难以适应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加之金融资源供给有限，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创新，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市场供需的不平衡。949168FD-0085-41DD-B246-ABEC209FEE8A

2.农村金融排斥问题依然存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1）》指出，以农户、个体户为代表的微弱经济体仍受到金融排斥。中国信贷配给及金融机构设立存在明显的限制，政府金融管制下实际贷款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水平，信贷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弱势群体无法获得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低的特点使得农业投资面临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双重风险，相比面临较大风险的农业，金融机构更愿意将款项贷给风险更小、投资周期更短的产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介入农村市场的意愿不高，甚至出现农村储蓄和农业资金流向城市的情况。虽然国有银行在县域乡镇一级设有服务机构，但在缺少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农户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依然较低，加剧了信贷的不平等。农户也普遍存在不敢贷、不愿贷的金融排斥心理，认为没有生产经营就不需要贷款，缺乏对金融杠杆融资可以扩大再生产进而增收致富的认识。顾宁等研究发现，“距离远”“金融服务价格成本过高，超出愿意承担范围”和“缺乏相应的文件手续及可信度”等非主观因素将农户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12]

3.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亟待完善。随着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地方金融機构、直接融资、保险等多方面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制约普惠金融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亟待完善。一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银行为主，缺少抵押担保、资产管理、保险等金融机构，农业经营主体诸如分散风险、投融资、决策咨询的金融服务问题无从解决，各机构间分工合作机制也难以形成，影响金融服务效率。二是中国直接融资渠道不够畅通，普惠金融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不良资产导致金融环境不佳的现象对农村的金融秩序有一定的影响，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使得农户对市场信号不能及时作出反应，无法保障自身金融权益。诸如二元制结构发展、农地产权问题和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阻碍直接融资渠道。三是作为普惠金融的支农工具之一，农业保险的效果未能较好体现。农业保险不仅具有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基本功能，还具有融资增信的拓展功能，是解决中国农村普惠金融风险大、风险管控能力弱、支农效益低等问题的重要手段。虽然近年来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不断增加，但农户自愿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仍然不高，农业保险保费“一刀切”、保险产品创新不足、保险理赔程序复杂以及保险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制约了农业保险保障农业生产、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四是农村金融信用体系不完善。当前，中国还缺乏完备的农村信用和担保体系，抵押担保机构工作效率低下，风险分担机制权责不清，无法在贷前、贷中和贷后针对客户进行有效的风险防控，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待优化。

4.农民个体和农村家庭金融素养有待提高。中国公众整体金融知识和金融素养不足，尤其农民群体大多对金融服务敬而远之。根据《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7—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得分低于城镇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制约了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整体偏低、金融技能单一、金融知识匮乏。农民使用金融服务的经验相对较少，甚至没有接触渠道，缺少金融知识和技能，作出的金融决策往往与其最佳金融利益相悖。金融素养水平低抑制农户的金融需求，阻碍以互联网金融、农地金融等为代表的农村新型资本市场发育，降低农户的金融可得性，农民对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决策也会因此受到制约。[13]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对农民的资金配置能力、财务计算能力、家庭收支规划能力等提出较高要求，需要农户从依赖人情关系向依靠衡量成本、收益及风险转变，农村家庭金融能力建设，即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亟待加强。

三、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地区金融需求逐渐向高质量、大规模和普惠性转变，金融能力建设任重道远。为此，农村的普惠金融需要在引导性机制作用下，构建具有全方位、互补性、多层次特征的包容性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进而向有不同金融需求的农户提供灵活、稳定、便捷的金融产品，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础保障。

（一）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农村普惠金融供需适配性

加强农村金融精准供给，深化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要准确对接农民农村金融需求，并识别和激发农民农村潜在金融需求，设计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产品设计、服务模式上，县域村镇银行要立足地方农业产业特色和农户群体特质，尤其要对当地微弱农户经济体进行深入了解，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14]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围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开展多元化农村资产抵押质押融资模式，满足农民获取生产和发展的金融服务的需求。依托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优势，积极探索创新“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数字科技金融的相互融通，平衡农村绿色低碳与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二）拓宽农村市场主体融资渠道，有效破解农民农村金融排斥难题

创造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提高农村资产的流动性，帮助农户克服“小农户”联结“大市场”的市场准入障碍，解决农民农村金融排斥问题。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网络覆盖，使农民能够通过网络银行或手机银行获得基础的金融服务，并利用数字科技拓展农民享有金融服务的半径。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使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缓解金融机构信贷紧张矛盾。加强金融服务商的能力建设，包括运用多样化金融工具的能力、运营现金流管理能力、融资能力、商业项目价值评估能力等。构建超越单一机构的金融服务聚合供应商，可以突破规模瓶颈，聚合多手段、多渠道、多种类的金融服务，通过规模效应为农村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从而有效破解农民农村金融排斥难题。

（三）优化担保增信体系和机制，强化农村普惠金融风险管理949168FD-0085-41DD-B246-ABEC209FEE8A

全面系统地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各级政府及监管机构统筹全局，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层面需要推出符合各地农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担保增信机制，在制定、实施、评估及协调的过程中，充分调动现有金融资源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借助央行征信系统，及时对接共享农业经营主体信用数据，探索建立与政府合作的农村信用体系;建立农户、农业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通过信用奖惩等方式约束农村经营主体行为。

此外，要强化农村普惠金融的风险管理，提高农业保险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及其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参与度。政府应继续优化对农业保险公司的补贴优惠政策，完善农业保险和再保险机制体系，并对保险公司赔付情况进行监督。同时，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将农业保险与抵押担保相结合，设计“政府+农业保险+涉农信贷+再保险”的金融服务项目：当农户或农业企业贷款违约风险发生时，保险公司负责对投保的贷款银行进行理赔;当保险标的风险较高、数额较大时，同时进行再保险，转嫁保险公司的部分风险和责任，进而降低融资成本并提高融资效率，更好地满足农民贷款融资需求，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保障，也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筑牢风险防火墙。

（四）加大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提升农民金融素养

普惠金融的包容性提高了農村金融消费群体的覆盖面，但也相应地将农户变为债务人而使农户承担金融波动风险，有时会出现普而不惠甚至掠夺性贷款的情况。金融机构与数字技术结合会带来信息滥用、诱导营销、算法歧视等侵害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因此，要厚植金融社会责任理念，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风险管理。健全普惠金融法律框架，完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多渠道接受并处理农村金融投诉咨询，探索多元机制化解农村金融消费纠纷，加大对农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同时，要加大农民金融教育力度，全面提升农民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行为和金融态度等方面的素养。要做好金融知识的普及，提升金融知识普及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在义务教育阶段安排规范、系统的金融知识学习，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现代金融工具和技能，并带动其家庭提升金融素养。驻村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现场指导农民操作金融业务流程、举办农村金融知识大讲堂等帮助农民更深入地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农民金融能力。

（五）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效应

数字技术具有交易效率高、边际成本低、触达范围广的优势，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结合的服务模式，能够有效填补金融服务末端“缺口”，缩小“数字鸿沟”，帮助农民进行“信用修复”，从而实现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要充分运用5G新技术、大数据、区块链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化数字技术在支付、信贷、保险、理财等普惠金融领域的运用，在夯实银行实体网点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推进线上线下服务协调发展，实现两者功能互补互促，以弥补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存在的失灵和不足，持续打造数字普惠金融良好生态。同时，要更加注重农村金融服务下沉落地，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导向作用，形成“政府+银行+合作社+保险”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引导金融资源要素和资源禀赋要素流向农村及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地加大资金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推进金融支农银行开展土地经营贷款、小额信用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等多渠道融资。依托现有财政金融支农融资平台，通过担保资金、贴息资金或者支农风险基金的运作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面向农业全产业链配置科技资源，发挥财政金融的协同效应提升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为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提供财政、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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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949168FD-0085-41DD-B246-ABEC209FEE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