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训

(1.山东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一、缘起

随着史料的发现与拓展，包括出土材料甚至传世文献，其记载所透露出的历史真相可能都已人为化(碎片化)了。历史作为事实与作为被建构叙事间的关系、关联，使我们有必要探寻所谓的历史真相，重构与重塑以时间、空间为内容的历史记忆。北魏皇兴元年(467年)，撤济南郡，恢复齐郡称谓，隶属青州，治所临淄。皇兴三年(469年)，将齐郡改名齐州，治所历城，管辖济南郡、太原郡等五郡二十二县。据《魏书·地形志》记载，济南郡辖七县，东清河郡辖四县，广川郡辖三县，东平原郡辖四县，东太原郡辖四县；而现在济南市辖区则包括当时的济南郡、东平原郡(章丘部分)和东太原郡(长清部分)。

作为齐文化与鲁文化交界区的济南，是儒家与道家文化的缓冲地带，当佛教在济南站住脚并在此盛行后，其文化表现注定不会平静，别有一番滋味。造像碑作为中国雕塑的一种特殊形式，兴盛于5世纪到6世纪初的北朝。济南背南靠泰山主脉，不缺乏造像材料，其材料大多是灰色石灰岩，可能来自泰山。中国人自汉代始便有造碑的传统，此时中国人已将造像碑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融入到自己的价值与符号中，不仅使其更容易被人们理解，而且还丝毫没有减弱其原来的精神意义，符合中华文明所固有的范式。

北朝济南造像题记，早已见于王昶的《金石萃编》,沙畹的《华北考古记》，文物出版社的《中国金石集粹》，后又被孙兰风与赵超部分收录于《北朝石刻造像题记十件》中，但其研究仍有拓展和加深的余地，尚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又如王晓的硕士论文《北朝青齐地区造像题记研究》对北朝山东地区的造像题记作了简单梳理，要点仅集中在地名与寺院名称的对应方面，虽说是一个研究新角度，但在造像题记的使用分类标准上存在明显错误。①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研讨。

二、资料与问题

(一)题记铭文的著录

史料的新发现与研究的新视角，的确能让研究者有种牖开思进的感觉。笔者又重新检索了《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阮元的《山左金石志》，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胡德琳的《乾隆历城县志》，毛承霖的《续修历城县志》，王镇、冯云鹓的《济南金石志》，夏曾德、夏金年的《历城金石志》等，对北朝时期的济南造像题记作了进一步地搜集与整理，摸清了基本状况，现统计为黄石崖8篇、龙洞1篇、历城4篇、章丘1篇、长清1篇以及地点不明者3篇。

著录铭文如下②：

1.出土于历城黄石崖的造像题记。王僧欢造像记：“维大魏建义元年五月四日，清信士佛弟子雍州长安人王僧欢，敬造尊像一躯，上愿皇祚永隆，历劫师僧、七世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女等，及善友知识、边地众生，常生佛国，弥勒出世，龙华三会，愿登初首”(陆增祥)。乞伏锐造像记：“大魏元象二年，岁次巳未三月廿三日，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齐州长史镇城大都督挺县开国男乞伏锐，昔值贼难，愿年常造像以报慈恩，今谨竭家资，敬造弥勒石像一堪，依山营构，妙踰神造，仰愿帝作永隆，宰辅杰哲，次愿七世父母托生浄土，值佛闻法，愿居家眷属命延位崇，常与善会，逯及含生，同沐法津。”(毛承霖)。法义兄弟一百余人等造石窟像记：“大魏孝昌三年七月十日，法义兄弟一百余人各抽家财，于历山之阴敬造石窟，雕刊灵像。上为帝主法堺群生、师僧父母、居家眷属，咸预福庆，所愿如是。都维那张神龙、都维那王难生、杨汲、比丘僧利、比丘洪杰、比丘僧瑞、比丘明越、比丘僧哲、兖敬贤、赵方兴、梁思善、单僧长、皇家龙、燕延晖、杨伯憘”(毛承霖)。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弥勒像记：“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敬造于大魏孝昌二年九月丁酉朔八日甲辰，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敬造弥勒像一躯，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愿值弥勒。都维那比静志、都维那杨鹿子、都维那贾道顺、都维那赵伏念、比丘道云、比丘洪杰、冯道葙、邓恭伯、张惠银、张皇思、张社生、皇外龙、刘欢、刘市奴、陈宜德、王难生、维那刘阿母女、维那赵胜姜、崔令姿、鱼小姬、白舍姬、赵安姬、薛男生、张金姿、王肄胜、张女珠、刘斋、刘□、郭男、西门清姜、赵迎男、贾娥、张外姿、□三英、张胜姜、王伏姬、赵勾男、赵胜姿、赵桃。”(陆增祥)。高伏香造释迦像记：“高伏香敬造释迦像一躯，敬心供养”(陆增祥)。姚敬遵题记：“大魏元象二年岁次巳未三月廿三日假伏波将军魏郡丞姚敬遵敬造弥勒像一区，画□讫功，上为七世父母现在眷属常与善居值佛闻法一切众生咸同斯福息晖辰意空僧宝一恵风清□子林”(毛承霖)。赵胜、习仵二人题记：“兴和二年九月十七日清信□女赵胜习仵二人敬造弥勒石像三躯，愿生生世世直遇弥勒现世在居眷常与居时□佛”(毛承霖)。法义兄弟姊妹等造石窟像记：“大魏正光四年七月廿九日，法义兄弟姊妹等敬造石窟像廿四躯。悉以成就，□名提记。释伏宋同心锡。维那主刘爱女，维那主沐□姬、贾□、刘法香、王宝姬、刘阿香、刘阿思、刘胜王、胡阿□、王犁姜、呼延伏姬、贾阿妃、刘桃姬、王足、孙敬□、赵妃姜、张滕界、张英仁、纪姜女、□骨子、徐清女，维那主张牛女、维那主呼延摩香、白齐姜、石桃女、赵义姜、张道女”(陆增祥)。

2.出土于龙洞的造像题记。龙洞造像记：“大魏天平四年，岁次□朔廿□日庚申，使持节侍□骠骑大将军□尚书□泾凉□□□□州刺史汝阳王□叔□敬造弥勒像一躯。七厝皇祚永隆，四□生之类，普登正觉。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州长史乞伏锐,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胡德琳)。

3.出土于章丘的造像题记。比丘宝主、惠猷等造像记：“大魏兴和三年岁次辛酉十一月己巳朔十三日辛巳，畦蛮寺僧□□□□比丘宝主、比丘惠猷、比丘法土、比丘明朗法议世二人敬造石□一躯，若乃莱文瑶于荆岩□□盘以镌□刻像遗形，依然若□，刊石图真□，兹不析者□。上为□帝陛下、师僧、父母，并□七世善友、知识、普哀有形，莫不治□终僧度”③。

4.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城造像题记。李得玉造像记：“大齐天统三年，岁次丁亥五月辛未朔廿七日丁酉，佛弟子李得玉为亡父母敬造寿佛一躯”(毛承霖)。杨显叔造像记：“武定二年三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冠军将军司空府前西合祭酒齐州□大府长流参军杨显叔仰为亡考忌十四日敬造石像四区，愿令亡考生常值佛”(毛承霖)。崔承宗造释迦像记：“大魏太和七年，岁次癸亥十月朔日，齐州历城崔承宗上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像一躯，使亡父母托生紫府安乐之乡，神飞三光，普照十地。展孝思于靡涘旷。国祚之永隆，又愿合家眷属，老者延龄，少者益筭，门腾荣葩，动不远于如来，三有群生，咸臻斯庆。大象主承宗妻杨淑妃敬立”(鲁迅)。刘僧信同邑卅余人造像记：“大齐天统二□四月十日，同邑卅余人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皇家臣庶父母师僧己身一□，越离诸难，长□恶趣，终归净土，悟成谛道，如□之福，俱获□□”(毛承霖)。

5.见于文献记载的长清造像题记。刘平周等造像记：“大魏孝昌三年岁次丁未二……别将持节齐州太原郡……虚□□自得如大……条郁荿于当……教劝化……殖因……子悉达……尔自然……天宫洗……合用绢一伯旿还市采顾……”(鲁迅)。

6.地点不明者④。王盖周造像记：“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丙申朔四日己亥，邑义一百卅四人等敬造石像一躯，上为国祚永隆，后愿七世父母，居家眷属，一切现存，咸同斯福”(阮元)。

薛二姬造像记：“维大齐河清二年岁次癸未四月甲午朔二日癸未，佛弟子薛二姬率邑义八十人等敬造铁丈六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州郡令长、七世孕亡，逮及法界众生。咸通此福。寺主陈戠、像主薛戠，姬、维那李华、维那聂敬容、维那樊光、□那李石留、维那冯姜□”(阮元)。

比丘僧法延造像记：“□齐皇建二年四月廿三日，比丘僧法延敬造石像一躯，上为师僧父母门徒同学，一切众生，咸蒙福庆。□□□□□□昙景”(阮元)。

(二)题记内容的校正与考释

不解决史料的年代问题，就无法使用史料。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年代大多可精确至某一年，甚至某一月或某一天，这样便于后学者比较合理且充分地利用已经发现的史料，也使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史料相互补充、相互参证成为可能。需要说明的是，就目前的史料现状，并不是所有的出土文献都能找到明确的传世文献依据；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传世文献记载也能得到出土文献的印证。不过在许多地方，如果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对照，合而观之，我们的研究往往会豁然开朗。所以，笔者认为对题记内容进行校正与考释是必要的：王僧欢造像记于大魏建义元年五月四日，换算后为528年6月6日。齐州长史乞伏锐题记于大魏元象二年，岁次巳未三月廿三日，为539年4月26日。法义兄弟一百余人等造石窟像记于大魏孝昌三年七月十日，即527年7月29日。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弥勒像记于大魏孝昌二年九月丁酉朔八日甲辰，为526年9月29日。伏波将军姚敬遵题记于大魏元象二年岁次巳未三月廿三日，与车骑将军乞伏锐造佛于同一日，为539年4月26日。清信士女赵胜、习仵二人题记于兴和二年九月十七日，为540年11月1日。法义兄弟姊妹等造石窟像记于大魏正光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为523年8月26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现藏有八件黄石崖造像拓本，《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收录了北魏正光四年造像记并附高伏香造像记，可见高伏香造释迦像记可能刻于523年，至于是不是与法义兄弟姊妹等造石窟像记同一日，仍无法肯定。龙洞造像记于大魏天平四年，为537年。比丘宝主、惠猷等造像记于大魏兴和三年岁次辛酉十一月己巳朔十三日辛巳，为541年11月27日。李得玉造像记于大齐天统三年，岁次丁亥五月辛未朔廿七日丁酉，为567年6月18日。杨显叔造像记于武定二年三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为544年4月6日。崔承宗造释迦像记于大魏太和七年，岁次癸亥十月朔日，为483年10月17日。刘僧信同邑卅余人造像记于大齐天统二年四月十日，为566年5月3日。刘平周等造像记于大魏孝昌三年岁次丁未二月，为527年2月。王盖周造像记于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丙申朔四日己亥，即547年7月23日。薛二姬造像记于大齐河清二年岁次癸未四月甲午朔二日癸未，为563年4月25日。比丘僧法延造像记于大齐皇建二年四月廿三日，为561年5月16日。[1]

姚敬遵造像记应补为假伏波将军、魏郡丞姚敬遵，敬造弥勒像一区。画餝讫功，……息晖振、彦宗、僧宝、惠凤、清虎、子林。赵胜、习仵二人造像记应补为清信士女，……在居眷常与居时成佛。法义兄弟姊妹等造石窟像记应补为历名提记。龙洞造像记应补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都督秦雍泾凉益五州诸军事齐州刺史汝阳王元叔昭敬造弥勒像一躯。……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齐州长史乞伏锐，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邓恭伯。刘僧信同邑卅余人造像记应补为大齐天统二年四月十日，同邑卅余人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皇家臣庶父母师僧己身一人。比丘僧法延造像记应补为大齐皇建二年四月廿三日，比丘僧法延敬造石像一躯。刘平周等造像记应补为大魏孝昌三年岁次丁未二月……别将持节齐州东太原郡。⑤

三、本来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

题记虽大多已亡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文献资料中找到并研究它。题记中有关于历史人物知识的大量储备与积累，直接影响到对其重新评价、理解与认识。这些造像题记，反映出大量北朝政治、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信息。作为时代的产物，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还牵扯出北朝的一些重大史实和重要历史人物，循着这些史迹，可补正史之缺，对于研究中古时期北方大族名门的命运沉浮与动因也大有裨益。

为了方便研究，今特将具有代表性的龙洞造像题记单独拿出来论述。龙洞造像，发端于东魏天平四年(537年)，盛于隋唐，止于元。造像的东魏部分则主要集中在龙洞中以及龙洞入口处，其中带有铭文的仅存1处。龙洞外左侧东魏天平四年造像仍有十余字尚存，题记内容大多亡佚，但仍可以判断出造像主应为汝阳王元暹，同时还关联到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齐州长史乞伏锐、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邓恭伯等人。认为龙洞造像主为乞伏锐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先看造像主元暹，这位至今仍被认为是济南龙洞石窟造像的第一赞助者，在《魏书》和《北史》中均有其传记，笔者为此收集了元暹施主的生平资料：元暹，字叔照，京兆王拓跋子推孙，元昂、元悰、元仲景的幼弟。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为陇右大行台。孝庄帝初年，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杀害。元颢入洛，暹据州不屈。永安二年(529年)庄帝还宫，秋七月己卯封元暹为汝阳王，迁秦州刺史。先时，秦州城人屡为反覆，暹尽诛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531年)，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初，封济州刺史，十月，迁齐州刺史，天平四年(537年)春正月，位侍中、录尚书事，兴和元年(539年)六月戊申，开府仪同三司，暹薨，赠太师、录尚书。⑥[2]444-445

济南崛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地属北魏以后，济南地面相对平稳，成为朝廷重镇，北魏宗室或朝廷重臣出任齐州刺史成为惯例。将州治所放在历城说明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增无减。永熙二年(533年)北魏分裂，齐州相继属于东魏、北齐，齐沿魏制，济南地处北齐与北周冲突的大后方，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此时济南战略地位已经与青州战略地位不相上下，魏收认为“天下名州”均比不上齐州。据《酉阳杂俎》记载，魏收在天统年间(565—569年)任齐州刺史时，“登舜山，徘徊顾眺，谓主簿崔曰：‘吾所经多，至于山川沃壤，衿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此，唯未申东阳，何如？’崔对曰：‘青有古名，齐得旧号。二处山川，形胜相似，曾听所论，不能逾越。’”[3]

乞伏锐应为时任齐州刺史元暹的属官，官居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齐州长史、镇城大都督、挺县开国男。乞伏锐史籍无传，不过在《北朝胡姓考·内篇·乞伏》中有只言片语地记载，北魏并州刺史乞伏成龙，金城伯乞伏凤，泾州刺史乞伏悦，第一领民酋长乞伏周、乞伏纂，叛胡乞扶莫于，乞伏落，东魏齐州长史乞伏锐，北齐骠骑将军乞伏保达等。⑦

乞伏氏有尊奉沙门的习俗，《历代三宝纪》卷9：“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世居苑川为南单于，前秦败后遂称秦王。仍都子城，尊事沙门。时遇圣贤，行化达彼，仁加崇敬，恩礼甚隆，既播释风，仍令翻译。”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乞伏锐从事佛教活动这一历史事实。

通过《西秦记》《十六国春秋》《晋书》《魏书》以及《资治通鉴》部分内容的记载，可以认定乞伏家族属于典型的降臣集团。乞伏锐在其造像题记中的首愿就是“昔值贼难，愿年常造像以报慈恩，今谨竭家资，敬造弥勒石像一堪。依山营构，妙踰神造，仰愿帝祚永隆，宰辅杰哲”，可见他对大魏皇帝的忠心不一般。

我们再看邓恭伯，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邓恭伯在《魏书》《北史》中均有传记，其先祖邓渊“性贞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4]，因其博学多才、精通典章制度和朝廷旧事，深受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重用。后邓渊撰修国史，著《代记》十余卷，追思既往成败得失，记录北魏兴衰历程。关于邓渊之死，史书记载，漏洞百出，为后世大多史家所不信，后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邓渊之死是“贞白干事，才业秉笔，祸非其罪，悲哉!”[2]638所以笔者推测，他非死于所谓知情不报，而是因为记录过于真实直笔，忤逆龙鳞，被太祖随便找个借口赐死而已。

邓恭伯的父亲邓灵奇官居立忠将军、齐州刺史、昌国侯[2]637。作为济南世家子弟，与当地或外地大族是否有联姻关系呢？抱着这个想法，笔者检阅了大量墓志资料找到答案。现据《北图藏拓大魏征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南阳邓恭伯夫人崔氏之墓志铭》记载：“夫人讳令姿，清河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后。曾祖乔，宋清河太守。祖灵之，广川太守。父延伯，清河太守。……而天不善，殃灾谬集。春秋廿有九，以武泰元年三月三日卒于第。天平五年太岁戊午正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窆于历城县荣山乡石沟里。”通过墓志铭内容推测，邓灵奇与崔延伯不仅同为齐州要员、世交，而且还有姻亲关系。

清河崔氏是北朝第一等高门大族，位列“崔、卢、李、郑”四大家族之首。该族始盛于东汉，北朝初年分化为三大支系，其中齐州东清河郡崔氏“世为三齐大族”[5]，成为最显赫的一支⑧。北朝豪门大族崇佛状况十分突出，尤以崔氏为胜，近乎达到狂热佞佛的程度。孝文帝曾向崔僧渊询问过“佛经”[2]631；崔门子弟慧顺更是一位得道高僧，“广涉大乘，文无不晓……讲《十地》《地持》《华严》《维摩》，并立疏记。”北齐太宁、河清年间(561—565年)他入住邺城大总持寺,被尊为“国都”[6]。

邓、崔家族成员造像事迹可寻，无独有偶，又得印证，《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像记》中有邓恭伯和崔令姿的名字，可见此二人为虔诚佛教徒，而且这则造像题记也进一步证明了邓、崔家族阖门崇佛的事实。537年，邓恭伯参与元暹发起的龙洞造像活动，一年后，于538年1月27日又迁崔令姿窆至历城县荣山乡石沟里。邓恭伯537年造像活动这件事，或许与为其亡妻祈福有关。

王侯、官吏、僧尼、民众造像的目的无外乎两种，即修习弘法和祈福护佑。比如祈福护佑，根据遭遇和内心希望的不同，又分为亡人追福，为消除疾病疫患祈福，为国家、皇帝、地方官员祈福等。通过对同时代其他地域题记内容格式的分析，刻石造像这一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从道武帝始，经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到孝文帝，北魏确切说经历了两次大的官职改革，一次是“天赐品制”，另一次是“太和十六年的爵位改革”。

《魏书·官氏志》：“天赐元年八月，初置六谒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属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属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属官有署令长，秩八品。署令长有属官有署丞，秩九品。九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侯，诸公降为侯，侯、子皆以此为差。”

从“品制”阶序来看，当时共分九品。其中爵位分为王、公、侯、子四等，属于前四品；爵位之下有散官、文官、武官三类，每类又分为五等，按品级属于后五品。从“品制”结构来看，前四品为具有爵位的王、公、侯、子；后五品的则称为官。“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2]2973只不过北魏尚未完成统一，很多被封爵的臣子并未真正领有封地。

到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开始执行国家层面上的实封爵位制。它是有条件的，受封者必须是国家官员，还要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受封者的职官品级不能低于六品；受封者的品级与所任职官的品级可以不一致，也不硬性规定必须有对应关系；可以将同一等级爵位封授给不同品级的实职官员，同一品级的实职官员也可以获得不同等级的爵位，这些措施为北魏政权的正常运转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受封者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降臣集团。北魏政府确实为降臣实行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其目的显然是为笼络降臣，吸引他们为北魏政权服务。为了配合此次改革，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二十三年，又主持制定了配套措施《职员令》，将职官分为九品，每品均分正品和从品。[2]2976-3003

在这场改革中，“王爵非庶姓所僭”[7]，也就是说王爵的封授对象只限定为道武子孙。但具体操作起来很有难度，嫡系承继王爵的道武子孙数量毕竟有限，据《魏书》诸王传记载道武不过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景穆十二王、文成五王、献文六王、孝文五王。到北魏后期，王爵的封授范围开始扩大，很多庶子因此获得王爵。据《魏书》诸王传记载，获得王爵的庶子数量也很有限，当时被封者王也只有13人而已。

综上所述，汝阳王元暹在世时，最高职位才是正一品下的侍中、录尚书事、开府仪同三司，正一品上的太师、录尚书是其死后被追赠的。他是景穆十二王之后《魏书》所记载的13个庶子王之一。而乞伏锐、邓恭伯作为降臣集团和朝廷重臣的代表，也不过被受封为挺县开国男，正一品下的车骑将军，从一品中的左光禄大夫；另一个是从一品中的征北将军，从一品下的金紫光禄大夫而已⑨[2]2978。

四、结语

造像题记作为历史文献资料，在研究中必须与历史背景与事件进行联系，着力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从一个特殊角度来探讨历史问题，当然我们结合历史背景与事件，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套用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反，我们通过对资料的特性分析，努力探索研究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与新视角。我们研究的理想效果是根据具体实物尽量复原历史真相，这个过程必须是实证的，避免落入简单化和纯粹的假设、推理。历史学者应该认识到，出土文献如同传世文献一样，都是历史证据的一种形式。近些年来，众多从事艺术文化史的研究者与历史的互动很突出，但他们也容易陷入潜在的陷阱里，那就是他们并不同意“图像证史”和“图文互证”，因为连艺术家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说出的某些东西是什么，他们往往强调图像自身的逻辑表现，强调观看的属性[8]。历史研究者则完全与之不同，他们喜欢从字里行间去解读，更擅长把图像或图文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尽量把图文看成处理历史记忆的文本，尽量理解图文在历史语境中的内容与涵义。

赵鼎新在《什么是社会学》的结语部分曾说过，社会科学中两个最为核心的基础性学科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它们的生命力在于对当下各种社会议题及来龙去脉给出各种具有启迪性，甚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回答。社会学也会与其它基础学科的分析视角形成交叉，但这些交叉总又会回到如何进一步弥补本学科结构或机制的各种弱点上。[9]笔者想用历史学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的分析方法，而所做的探讨工作可以视为试图弥补艺术文化学在该问题上各种不足的一种尝试。

历史地考察北朝济南造像题记所反映的人物与事件，尚无先例可循。笔者尽可能寻找到关键证据，尤其是来源不同的证据。在没有可靠证据下就不给出明确结论，仅作适度推测；尽可能在可靠证据基础上，对历史事件与人物作一简要叙述，以期能够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达到文献互证的目的与效果。当然本文的系统性考察也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寄希望以后随着更多新资料的发现再作修正与补充。

注释：

①讨论一个概念之前要先搞清楚定义，以避免产生岐义。山东既是个地理概念，又是个历史文化概念。断定题记归属地的标准很清晰，或造像主籍贯为济南，或题记出土于济南，或造像主葬于济南等。王文的量化分类方法过于简单，她似乎强迫人们必须做出分类选择并将证据预先到确定中而使用假设或误用概念，这种做法显然有失严谨，不可避免地消弱了人们对这段历史多样性和差异化的认知，其结果并不理想。

②造像主有皇室贵族比如汝阳王、车骑将军、征北将军等，有地方官员比如齐州长流叅军、魏郡丞，有沙门法师比如都维那、比丘等，还有无职衔的乡吏之流和普通僧俗信徒比如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等。其中清信士、清信女与普通信众是有区别的，他们受过专门三归五戒，汉语把梵语中受过三归五戒的男女译作信士和信女，又作清信士和清信女。都维那，又称维那，北魏就有此名，执掌佛教事务，一般为主观一级的佛教职官。《隋书·百官志》：“后齐……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一人”，《通典》卷25：“北齐置昭玄等寺掌诸佛教，有大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兼置功曹、主簿等员，以管诸州县沙门之法。”

③宁荫棠：《山东章丘市发现东魏石造像》，《考古》，1996年第3期，第93页。

④阮元在《山左金石志》里，还录有3篇，阮氏认为地属齐州，但铭文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证，尽管这是一孤证，若假设其成立，也是很困难的。故因资料所限，将其暂时搁置并存疑，待到发现更多资料后，再做进一步确认。

⑤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朝青齐地区行政区划图》(第四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所示，山茌县原为刘宋侨置太原郡治所，到468年山茌县归属北魏，才开始成为东太原郡治所，并一直延续到北齐亡。按照这一历史逻辑，我们推断出在北魏孝昌年间只有东太原郡称谓，而且其治所在山茌县，即今天济南市长清区。

⑥北朝有追赠追封的传统，据《魏书》《北史》记载，可知太师、录尚书一职，是元暹去世后东魏追加的赠官，赠官一般高于生前任职，这种制度安排可视为对权要或功臣逝后的交代及其家庭、后代的抚慰。

⑧清河崔氏开枝散叶，不断扩张，先后衍生出清河大小房，青州房，鄢陵房，乌水房，东西祖等支系，可以说在北朝清河崔氏盛极一时。虽经历崔浩之难，但随着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及随后与东西魏北齐北周统治阶层的联姻，这支北方落魄的士族又得以逐渐恢复往日的荣光。

⑨根据张鹤泉的统计，当时受封的开国县男共计21人，其中最高职位仅为从一品下的金紫光禄大夫，见《官品与功劳:北魏开国爵的封授标准》，《人文杂志》，2014年2期，第96-97页。乞伏锐史籍无传，生卒年月不详，题记他最低职位是从一品中的左光禄大夫。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乞伏锐是消失在史料记载中的第22位开国县男，二文献记载有误。史家一直有“讳饰夸诞”的传统，故《魏书》《北史》所记事迹，多少有附会或篡改的嫌疑，很多体面的话是杜撰出来的，存在不少疏误。题记的出现，给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不仅可补正史之阙失，亦可纠正史之谬误，为研究乞伏氏和邓氏的职官、家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所以题记内容可信度高，比史书记载更接近事实真相，笔者以为第二种可能性大。又据《魏书》卷12记载，邓恭伯的职位是从一品中的右光禄大夫，题记却是从一品下的金紫光禄大夫，故这里以题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