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生命的微光》联合发起人尚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叫作《不留遗憾地告别》。很多人都说我是 “网红医生”，作为“网红医生”，讲得最多的肯定是患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那我就跟大家唠一唠我平时不怎么提及的，我的家人。首先，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妈妈。

我妈打呼噜，很出名的那种。小时候，我们家特别小，只有16平方米。而一到了晚上，我妈那撼天震地的呼噜声就让你无处可逃。你就感觉一会儿是过了一支战斗机编队，一会儿可能是一列鸣着笛的火车呼啸而过，一会儿又是非常激烈的战争片，然后打着打着就没动静了，就像悬疑片一样了。我妈这个呼噜打得简直就是一部史诗，记录着她从一位有着1/4俄罗斯血统的美少女，变成体重达80千克的中国胖大妈的血泪史。

介绍完我妈，必须跟大家再介绍介绍我的姥姥。我小的时候，爸妈特别忙，每到了寒假就把我扔在姥姥家。我在姥姥家那邊也没有什么玩伴。姥姥知道我喜欢下象棋，就拉着我，让我教她下棋。她都70多岁了，耳朵还背，我几乎是用嘶吼的方式完成了教学。她不但耳朵背，眼神还不好使，经常拿我的炮当她的车，砸得还特别使劲：“啪！将军！”就她那技术，一回都没赢过我，没事还总拉着我：“来呀，杀一盘啊。”同样眼神不好使的还有我姥爷。我姥爷更逗，每当家里面就剩我和姥爷的时候，我姥爷就凑过来说：“你可有口福了，我给你露一手啊。”我还当是什么呢，结果给我端上了一碗面。其实我姥爷不会做饭，就他自己的温饱问题他都解决不了。但是他不想把我饿着，就在麻酱里放很多的盐，然后拌面条，美其名曰“麻酱面”。说实话是真咸，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怎么回事，可能是饿急眼了，就觉得“这面条怎么这么香啊”，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打那以后，我每次去了姥爷家，甭管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我就吃姥爷这碗麻酱面。我姥爷80多岁了，腿脚也不是很利索，但唯独这碗面他要亲力亲为。做完之后还得坐在旁边，乐乐呵呵地看我把这面吃得一干二净。

就是这碗从小吃到大的面条，以后再也吃不到了，我的姥爷在他90岁生日的这一天永远离开了我。其实我心里早有准备，因为近些年，姥爷的身体状况不断出问题，去医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虽然我自己是医生，每次都尽全力地去救治，但是也阻止不了姥爷身体越来越虚弱。姥爷走的当天，我还算比较平静，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控制好情绪。可就当晚上吃饭，上调料的时候，有人端上了一碗麻酱，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眼泪唰唰地往下掉。因为我知道，再也吃不到姥爷味的麻酱面了。“姥爷，还没吃够，能再来一碗吗？”

原来，味觉承载的不仅是食物，更是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尤其是亲人的记忆。那碗麻酱面对我来说，是姥爷，更是关于姥爷的一切。就像有一个歌手写了一首歌叫作《一荤一素》。歌的名字写的是食物，全篇没有提“母亲”两个字，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当中听到自己的母亲。歌手的母亲是因为癌症晚期，癌细胞扩散，吃东西吃不进去。但即便是吃了又要吐出来，她也要努力地去活着。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成家，她放心不下。她临死之前都还在惦记着儿子的每一顿饭应该是一荤一素的搭配。她说，“如果我走了，谁来照顾他？”歌手把对母亲的这种遗憾写到了歌词当中：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得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这首歌的底下有137 000条留言，每一条都是关于亲人离世后大大小小的遗憾。有人悔恨说，自己总是打断母亲的叮嘱，面对她总是不耐烦。有人说，自己有一个素食主义的奶奶，却总能给自己做一整盘的肉，而自己却从来没跟奶奶说一句“谢谢”。甚至有人写道：“爸，我不怕鬼了，能来梦里看看我吗？”

其实对姥爷，我没有什么遗憾了，有遗憾的是对姥姥。那时我还小，姥姥得了肺癌，然后病重住院了。爸妈带着我去医院看望姥姥的时候，我没有概念，我觉得生病了，病好了出院就行。所以那会儿，我还走到已经昏迷的姥姥床前，摇晃着她说：“来呀，杀一盘啊。”但是，姥姥就再也没有回应我。在那一瞬间我才知道，以后寒暑假，再也没有人陪我下象棋了。我就想，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让姥姥认认真真地赢我一回呢。

姥姥走之后，我就再也没下过象棋，但是我多了另一个爱好，就是到墓地陪姥姥聊天。在我人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逢遇到大事，我都会去跟姥姥商量。后来有了车，去了更方便，每个月都会去两三次。不管是感情上的事、工作上的事，甚至是自己犯了错误，都要去跟姥姥忏悔。自己每每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都要去问问姥姥。从墓地回来的路上，车很少，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红绿灯，这就是我跟姥姥的暗号。如果说姥姥觉得这个事我做得对，她认可、同意，就会给我绿灯，反之就是红灯。也许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红绿灯，治愈了我曾经因为姥姥的离世而留下的遗憾，也让我可以更坦然地面对亲人的离别——不管是姥爷刚刚的去世，还是我即将面对妈妈的离开。童年的时候，妈妈的呼噜让我备受折磨。那时候我不知道，原来有一天我会那么期待听到妈妈的呼噜声。那是一个周一的早上，“三高”缠身的妈妈突发脑血栓。我们分秒必争地努力抢救，终于把妈妈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溶栓之后的那天晚上，躺在病床上，那个病房也就几平方米，像极了我们家当年的那个小屋子。我躺在妈妈对面的陪护床上看着她。由于水肿还没过去，所以妈妈的病情还在加重，她睁不开眼睛，也不能说话了。

作为医生，我可以从妈妈发病那一刻开始保持镇定。整个救治的过程当中，我有20多个可能犯的错误，每一个错误都能要了我妈妈的命，但是我一个都没犯。可是即便镇定如我，我内心还是有一丝害怕。整个过程我一直在祈祷：瘫不瘫无所谓，给我妈留口气，以后我好好孝顺她。深夜的病房特别地安静，我也迷迷糊糊。但是，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呼噜声。这不就是我那个胖妈妈吗？我这辈子从来都没觉得，打呼噜的声音可以这么好听。那是已经不能说话的妈妈还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我：“儿子，妈没事。”

有人说，人即便是活到了八九十岁，有母亲在，便可以多少还有些孩子气。但是那一天，我仿佛一下子就长大了。在做医生的头10年，我在肿瘤科经历了2000多位患者的死亡。每一次，毫无例外地，患者和他的亲属们都痛不欲生——他们没有准备好面对家人的离别，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自责和悔恨。因为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来不及，所以我想帮助他们减少遗憾。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做了一个医学人文项目，叫“生死”教育。

就像我知道，我妈总有一天会离开我，甚至我们从小到大，身边的人会一个一个地离开我们。但我更清楚，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我们的家也不会因为家人的离去而不复存在。因为只要我还在，只要我对他们的爱还在，那么这个家就一定在。对此，我深信不疑。

有一次清明节，我带着3岁半的儿子去墓地看姥姥。我问他，“有一天爸爸死了，你会害怕吗？”儿子说：“不会啊，我也会开着车给你送花，陪你聊聊天。”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编辑    姚宇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