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漱砚

一

流年急景，当它过去之后，才会感到一种热闹过后的冷寂、忙碌过后的惘然。热热闹闹的购物节狂潮刚过，大姑妈于次日凌晨悄然离去，我感觉自己就醒在一片漠漠的沙滩上，潮水的声音了无，只有零零星星的风声。前一晚，我在网上血拼到凌晨一点多才睡，六点钟就被母亲的电话吵醒。接电话的手先醒过来，其次才是耳朵。过了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听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哦，她走了……”我对母亲重复着这句话。这个连她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被死神遗忘的人，走了。

大姑妈住在山城，前年才通高速公路。那里虽属温州，但在我的地理概念里，它比杭州还要远。

大姑妈的子女依照遗嘱，原先只通知了我伯母一人。至于其他人，大姑妈说路途遥远，不必劳烦前来。加之疫情的特殊原因，我们几个表兄弟姐妹商量后，没有前去。伯母第一个到达，“接收”大姑妈留给她的一点“私房钱”。当年伯父因病未能及时医治而去世，大姑妈非常心痛，曾经对伯母也颇有怨怼，但这次她在遗嘱里表示，伯父去世早，伯母这几年生活不易，希望这点钱能帮助她减轻一些负担。

大姑妈第二天下午就出殡了，仪式非常简单。或许每个人的一生都可称为传奇，只是，在漫长的时光河流里，大家都是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一生。父母回家后，像完成了一件大事，疲惫中略带松快。

二

大姑妈生活的那个县城，有悬落山崖的瀑布，有枫叶红遍的古道，但是诗意之外，是山道崎岖，夏热冬寒，住在山城里面的人似乎感觉不到风景的存在。每年寒暑往来，我母亲都会念叨一句：“你大姑妈那边是不是很热（很冷）啊？”

一条无形的线，把温州分割成两半：一半是烈火烹油繁花似锦，一半是青山脉脉流水寂寂。那些年，大姑妈和奶奶，都在深深的思念中催生无尽后悔。枫叶红了一年又一年，母女却只能这样听凭命运与岁月的安排。

小时候家贫，孀居的奶奶拖着三个孩子，生活极为困顿，身为长女的大姑妈，在七岁时就到隔壁村子做了“童养媳”，干活是一把好手，操持劳苦，深得男方祖母和父母亲的欢心。及至成年后，男方嫌弃她不识字，也不解风情，时常夜不归宿。大姑妈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村长担心闹出人命，给她分了三亩地，还给她指了一条明路，让她到市区去念书。大姑妈毅然卖掉了地，筹措资金，走进了学堂，白天读书，晚上打工，完成了初中学业。走出羁绊的她，识了字，也遇见了一个心仪的男子。

彼时的大姑父，刚转业分配到市区工作，身材高大，疏眉朗目，自带不怒而威的气质。温顺如水的大姑妈，与耿直急躁的大姑父，他们的结合，令我们至今也无法理解，可是当大姑父穿着军装、别着半襟勋章，高傲又孤僻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我们又觉得什么都能明白。

他们生养了七个子女，后来，大姑父“食言”，中年时执意叶落归根，调回自己的老家工作。当大姑父带着大姑妈向奶奶道歉并辞行时，奶奶就说了一句：“回去吧，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只是这一去，我们娘俩就见不上几面了……”据说，当年他们一大家子，七个小孩像一窝小蟹，坐汽车，坐拖拉机，肩挑手提地走路，折腾了几天才回到姑父老家。

这些往事，奶奶记得一清二楚，口耳相传，一直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奶奶后来因生活所迫嫁给爷爷，有了我父亲，因此我一直到记事时，都没见过姑妈的面，只知道遥不可及的山城里，住着我遠嫁的大姑妈，有神秘的揣测，也有模糊的思念。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那年正月，交通变得便利了一些，父母下了很大的决心，带着我们姐弟一起去看望大姑妈。那天清晨五点钟，尚在睡梦中的我们就被父母揪起，睡眼蒙眬地赶头班车到市区，再从市区坐车到大姑妈家，抵达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那时路途耗费的时间没有定数，到达早或晚全凭运气，大姑妈怕接不到我们，中午十二点多就开始在车站里等候。

那一趟车程，令我领教了盘旋山路的厉害，转弯，颠簸，抛锚，一路上麻烦不堪，整个车厢里弥漫着汽油味和呕吐物的酸臭味，让多数人连苦胆汁都吐了出来。终于抵达车站时，我被父亲拖着从车上下来，弟弟扶着母亲，山间天色已暗，一天未能进食的我如坠云雾。还有很多吐得连车都下不来的乘客，一排车窗户都半开着，他们把头挂在车窗上，脸被凛冽的山风吹得惨白，嘴边还遗留着食物残渣。我望着远处人家透出来的灯光，当即流下了眼泪，哭着跟母亲说：“我以后再也不来了。”母亲暗地里拧了我一下，朝大姑妈努了努嘴。

姑妈家宰了一只当地的特产小山羊，放了当归、红糖，炖起来招待我们。在那个物质尚匮乏的年代，我看着一大盆暗红色的羊肉心中暗喜，夹了一大块，羊膻味夹杂着当归的药味直冲脑门，肥腻不堪，坐车时那种胃里翻涌的感觉又上来了，差点将羊肉吐出来，但是迎着姑妈眼里饱含的热切光芒，只得生生将羊肉吞了下去。在姑妈家待了两三天，每一餐，她都会把羊肉加热后端上来，自己一筷子都没动过，只嘱咐我们吃，趁热吃，赶紧吃，喜欢吃的话再到后山上去买一只……第三天回家前，大姑妈说还剩下最后一点羊肉，煮碗面条给我们饯行。我跟弟弟都没怎么吃羊肉，我没能明白，父母是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吃下了这么多羊肉呢？多年后，提起那场“羊肉宴”，鼻端仿佛还萦绕着腥膻味。

那里的正月天实在是太冷了，南方的湿冷带着岩石的锋利，直入骨髓。母亲与大姑妈在另一个房间絮絮叨叨地拉家常，电灯亮了一夜。直到天亮，我发觉自己的双脚还是冰冷冷的，更加不敢从被窝里钻出来。抬眼望向窗外，却见姑妈站在院子里的脸盆架前，守着一只铁壳热水瓶。我裹好棉衣瑟缩地走出去，她赶紧倒上一盆热水，拧干毛巾给我擦脸。热毛巾覆在冻得紧绷绷的脸蛋上，热气氤氲了我的眼睛。

离别时分，大姑妈拉着我父母的手，万千叮咛。末了，她流着泪，让我父母照顾好奶奶，又捶着自己的胸，恨自己体质太差不能坐车，偏偏还要嫁到这么远的山城里来……坐车回到市区时，可能是被冻怕了，母亲跑到服装市场给她自己和我各买了一件皮毛大衣，这是我那几年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了。

三

在我记忆中，大姑妈就是与诗意无关的远方。有一天，她突然哭号着冲进了奶奶的房间，冲进了我们的视线。

我现在依然记得那一年，奶奶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叹气一般往外喘着浊气，满是褶皱的眼皮一直微微翕动，显得异常痛苦。围在床前的亲人，看一眼奶奶，又望一下门外，相视摇头。傍晚时分，当奶奶的房门被哐啷一下推开，一串哭声冲进来时，人群里出现了一阵骚动：“来了，来了！”村子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婆婆在奶奶眼皮上抹了一把，说她现在可以安心去了。奶奶眼角的最后一点光，忽然消失了。

大姑妈号啕大哭，完全不顾平常的谦和体面。当哭声变成抽泣声时，她伏在奶奶床前，倾诉着自己是怎样一边哭，一边坐着拖拉机从山城赶出来，却无法见上奶奶最后一面，也听不到最后一句嘱咐。后来，她安安静静地，恳请其他人都出去，她要与奶奶再说几句话。我站在门外想，她是不是要把自己一生坐过几次拖拉机都在奶奶面前细数一遍，再讨一点疼爱？

这之后，直到十多年后，我弟弟结婚，大姑妈才重返故地，是她儿子开的车，打开所有的车窗，通着风，像开拖拉机一样把她送过来。她不无惋惜地说，现在已经没拖拉机可坐了。有亲戚与她逗笑：“拖拉机这么颠簸你都能坐，怎么平稳的汽车你反而坐不了？”她笑着回应说，汽车又闷又臭，坐拖拉机让人舒展。这一次来，大姑妈明显比往日开心，她说旧事已去，新事又来，现在眼看着最小的侄子也要成家立业，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走，她身为大姐责任已了，接下来要享几年清福了。

彼时，大姑妈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当年回到姑父老家后，因为姑父薪水微薄，她就彻夜在车站里摆摊，卖方便面矿泉水劣质香烟，一分一毛地赚着辛苦钱。寒冷的深夜，清冷的车站，她缩在姑父的旧军大衣里，经常坐在夜摊上瞌睡过去，第二天才发现丢了货物，或者收进了假钞。她就一边懊恼自己老眼昏花，一边又说，他们也不容易，坐车到这山里来，缺点什么，就当是我送他们的，咱不生气不计较……长期辛苦劳累，摧毁了她的身体。后来的时光里，她都吃得极少，肚子觉得很饿，却又没有胃口，食物在嘴里徘徊难咽，就在这样一种健康人无法理解的折磨中，心肺系统逐渐衰弱下去。

在弟弟的婚宴上，她仍旧不动筷子，脸上一直挂着笑。席散，她说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次来老家了，想到街上走走看看。我开着四面透风的汽车，极慢极慢地驶过大街小巷，大姑妈在姑父的陪伴下坐在后座，看一会儿窗外，闭目片刻，又睁开眼睛。姑父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拍着。晚年的姑父威严不减当年，虽然已经过了看到他就心里一哆嗦的年纪，但我仍旧不敢直视他。当开到老南门一带时，我停下车子，刚想考考她的记性，她却打开车门走了出来，指着一片灯火说：“这一带现在这么热闹了，想当年我刚结婚住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

那一晚，她照例与我母亲聊至深夜，交代了一些细碎却重要的事，还把事先准备好的金戒指一一分给晚辈，连我也有一个。母亲以我们当地的风俗为由，多次推却。她劝慰母亲说，儿女都一样，侄子侄女一样好，大家都分一枚作个纪念。后来母亲一看到这个戒指，就念叨大姑妈家里用了几十年的生满铁锈的箱子、满是缺口的饭碗以及腌了一两年的长霉的萝卜头……

她一直以为自己时日不多，也进了几次医院，但直到高龄离世还耳朵不聋、思路清晰。她说：“长寿是我的福，也是我的苦，我常常分不清是福多还是苦多。”是她的大弟、我的伯父，病重走在了她前头，她尤其伤心，克服了重重困难，前来参加伯父的葬礼。这一次见到大姑妈，她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采，一言不发地独自坐着，神色跟小村冬天的田地一样荒芜。供吊唁者取暖的炭火燃起来了，红色的火苗子在她的瞳孔里蹿动。伯母过来请她进屋，她眼里含着痛惜，却客客气气地对伯母说着：“你辛苦了。”

近几年，我父母每年都去看望大姑妈一两次，家乡这边的红白喜事，大姑妈也都会固执地委托子女转来礼金，但我也是个“真晕（车）的人”，一直对那山路心存余悸，想去看她却久未成行。其实，我后来结识了一位同样远嫁那边的文友，因人及地，对那个县城也陡增好感。然而，那一头隔着重重山峦，对我来说终究是遥远的。文友说，高速公路通了，铁路也不会远了。我时常想，等通了动车，就去那一头看看。

四

大姑妈走后没几天就是冬至日。我们都说“冬至大如年”，往年，母亲都会给我們做一桌好吃的，今年，她只是坐在黄昏的灯光下，捏了几个麻糍，放在盘子里，轻轻滚一圈，沾上雪白的糯米，忽然叹一口气，收起麻糍，放进了冰箱，然后又念起了大姑妈这一生的劳苦。我打断她的话：“还是让她安静地去吧！”

我想，九十一岁的大姑妈卸下一生劳累，一定是坐着拖拉机，吹着凉爽的山风，浑身舒展地一路远去。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