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磊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步入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对传统中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甚至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医既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打压限制，又要应对来自西医的竞争攻讦，虽也成立了大大小小的中医团体进行抗争，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完善的行业规则，使得中医在与西医的竞争中颓势尽显。目前学界关于中医团体的研究成果颇丰，多集中于神州医药总会、上海中医学会、上海医界春秋社、中医改进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如齐丹[1]考察了神州医药总会开展的会务活动，认为其在维护中医学术地位及其与西医的抗争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文光[2]指出医界春秋社与其他中医团体相比具有持续时间长、活动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特点，该社不仅挽救了中医的命运，还促进了中医的近代转型；刘洋[3]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了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尽管上海市国医公会的成立时间比上述团体都要晚一些，但是该机构作为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兼具学术和职业性质的团体，它所开展的一些会务活动具有开创性质，可以说在上海地区中医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目前学界关于上海市国医公会鲜少关注，只在某些论文中略有提及。文章从报刊等资料入手，聚焦民国时期上海市国医公会所开展的会务活动，揭示其作为一个学术和职业双重性质的中医团体对中医界做出的贡献。

一、上海市国医公会成立背景

晚清以降，西医作为舶来品也跟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上海开埠前，医治疾病、保障人民健康一直是中医的本职工作。但是开埠后，中医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中西医并存的新格局。为了确立在华的话语权威和扩大自身影响力，西方的医学教育开始在国内兴起。“至于上海市因为物质文明设备较易，又因人才荟萃，所以新医教育机关最多。以现存的八个学校计算（助产学校另列），倒要估全国总数中十分之四光景。所以在数量上，敢说上海是全国医药教育的中心。”[4]伴随着新式医学教育的发展以及留学热潮的风行，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西医人才，推动了我国医学近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接受了西方科学医学教育的学子对中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成为了废除中医的倡议者和拥护者。西医余云岫认为：“医无分于中西，但有新旧而已。我国旧医所称道者，五行六气，西方古代之言医者，亦主四大，四大者，地水风火，以为病苦之生，由四大不调所致，颇与我国六气之说相似。惟在西方，则哲学之空想日渐消减，科学之实验日渐发达，故其业日新。我国则高言往古，墨守旧章，是以跬步不进。至于今日，犹不脱中古哲学空想之范围。”[5]汪企张在其著作《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中多次谈到关于中医的看法，他认为中医存在“变相的徒弟教育，紊乱的各派学说，附会的东西见解”[6]，把中医学校纳入到学制系统的想法是不可理喻的。西医对中医学理上的攻讦还只是双方的矛盾表现之一。另外，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同样不容小觑。民间俗语有云：“同行如敌国。”仅以上海地区来看，1928年，全市（包括租界）登记开业的中医1429人，西医397人，约占全市中西医总数的95%。1941年，经工部局注册在公共租界执业的中西医师2108人（华医1566人）[7]。当时的上海地区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的集中程度都要高于国内其他地区，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近代大都市上海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西医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

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甚至觉得中医“日以阴阳五行之说，生克衰旺之论，营惑天下，迷罔来学，使后学不复知更有近情真意切之道可以讲求，乃医学之大魔障也。”[5]因此，他联合志同道合的西医人士，于1925年成立了一个纯粹的西医师职业公会即上海医师公会，他自任会长，庞京周与俞风宾任副会长,汪企张任书记。自此，废止中医之核心形成，于是中西对垒，从此斗争无虚日[8]。该会除了积极争取保障西医的合法权益和传播医疗卫生知识之外，也一直主张弃医存药——取消中医，以现代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药。该会在其刊物《新医与社会》《社会医报》专设有“论坛”一栏，并刊有“皇汉医学批评”的连载，试图从理论上彻底摧毁中医，于是，西医抨击中医的文章便层出不穷。如在第123期发表了姚霭园的《旧医不进步之四大原因》、第177期发表了瘦柏的《请大家注意传染病的特种媒介——旧医》、第205期发表了姚伯麟的《打破旧医五脏六腑谬说之鼻祖》等。这些文章有些揭露了中医界存在的问题，有些则是基于偏见，对中医理论和中医界人士进行了恶毒诋毁，引起中医界的强烈愤慨。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的废除中医派也明白学理上的争辩达不到任何实际效果，要想让中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得到政府的鼎力支持。恰逢1928年，北伐成功开府南京，汪精卫在汉口时风头正劲，他自以为是革命派领袖，到处演讲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就是废止汉医，其消灭中医的意图暴露无遗。随后，新生不久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便采取了实际行动，先由论点与汪精卫相同的褚民谊出面推动，卫生部于1929年2月23到26日召集了第一届中央卫生会议，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延揽了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署名的西医共一百二十人为委员。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的实际参加者除了一个外行次长和两个参事外，剩下的十余人几乎全都是曾经在欧美日本留过学的西医人士，其中上海医师公会成员就占据了四个席位，这四人就是余云岫、汪企张、宋梧生、陈方之。这次会议上专门提出了针对中医的议案，在这样的卫生体制系统中，从卫生部长到地方官员，完全被西医出身及支持西医的政府官员掌控，中医学者被孤立于系统之外，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在政府与社会力量两方势力的相互配合之下，《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统一医士登录办法》四项从政治上对中医进行否认的议题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得以通过，此后将这四项决议合称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此仅将留日医家余云岫所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渐进废除方法中的第二项改革思想摘录如下：“甲、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医之宣传。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9]单单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知晓当时中医所面临的形势有多严峻。在意识到自身面临的生存危机，以及发现上海医师公会在争夺话语权和保障西医群体权益中发挥的作用时，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医药界外受西医之竞争，内受政府之摧残，苟不亟起谋团结自卫，前途不堪设想。”[10]上海市国医公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并在报纸上与废中医派进行笔战、倡导全国中医代表来沪举行大规模的抗争会，以及在组织请愿团赴京请愿等一系列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上海市国医公会的创立、发展与特色

上海医师公会的成立与运作彰显了西医群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这不禁让中医感到“职业之贵有团体，所以谋自治促改进也。沪地中医为数迈两千以上。人士之多，甲于他处，以大群之职业，而无一定善团体，为中枢。敬业乐群，适得其反，熟形缺点。敝处同人，应时势之要需，谋业务之发展，以登记医士自然人资格，发起组织，集合协会为本市中医协会唯一职业团体。”[11]1928年12月，夏应堂、殷受田、朱少坡、蔡济平、丁仲英等人发起创立了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上海市国医公会的前身），该会的宗旨就是“策群力，障狂澜，培植杏林，保我国粹”。会长由丁仲英担任，不久，协会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蔡济平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夏应堂等三人为监委主席团。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余云岫提出了题为《废除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议案，阐述了旧医应当废止的四条理由，并拟定了六项渐进方法来达到让旧医逐渐消亡的目的。此议一出，便引发了轩然大波。创立不久的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卫生部，坚决反对该议案，认为“国医为社会保障，民众需要，垂有数千年之历史。际此我国经济落后，民生凋敝之秋，苟非提倡国粹，振兴实业，无以图存。”[12]为了向中央政府表达中医药界的呼声，中医协会率先发起召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的蔡济平、丁仲英、蒋文芳、顾渭川、夏应堂还担任了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决定派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隋翰英前往南京请愿，这个五人请愿团里中医协会就占了三人。这次医药界的大联合迫使国民党要人不得不接见代表，并且声明暂不执行提案。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能够顺利召开并且达到预期目标，离不开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的周密安排。

1929年三一七抗争活动后，上海特别市中医协会更名为上海市国医公会，其在废除中医案中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医选择加入进来，使得国医公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上海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中医职业团体。上海市国医公会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中医界混乱无序的行业现状，密切了上海中医界之间甚至与全国中医界的联系。这一时期，上海市国医公会的发展也步入正轨，运行机制日趋成熟，规定公会最高权利属于全体会员大会，于每年12月举行一次，由执行委员会召开。大会闭幕时期的办事机构分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两会，而大会选举出来的十五名执行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另外九名监察委员组成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为大会闭幕后之职权机关，处理对内对外一切执行事务，监察委员会负责大会闭幕后纠弹委员、稽核本会财政之出入及考察本会会务之进行。一旦遇重大事务执监两会不能单独解决的，就得召开执监联席会议。执行委员会下设有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中互选三人组成，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又下设组织科、财政科、审查科、庶务科及秘书处等，这些机构各设主任一人，负责处理会中具体事务。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地区沦陷，该会被迫进入停顿状态。抗战胜利后得以恢复，并改名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之后公会实行理事制，并且选举了丁仲英、朱小南、郭伯良、张赞臣、秦伯未、陆渊雷、朱鹤皋、蒋文芳等二十五人任理事，朱南孙、吴克潜、程迪仁等七人任监事。至于上海市国医公会的会员人数，自从成立之后便稳步增长，1934年会员达到1425人[13]，1936年会员为1859人[14]，后由于战事影响，国医公会遭受了沉重打击，所幸战后经过苦心经营，到了1948年会员数高达3299人[15]。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市国医公会在维护行业秩序、保障会员利益方面起到的作用类似于传统的行会。但是，作为民国时期出现的新型团体，国医公会与行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质不同。行会是封建制的同业行帮。尽管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得以产生发展，但仍然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封建社会经济，而中医药行会作为封建社会的民间商业团体，当然无法摆脱封建行帮组织这一属性的桎梏。而上海市国医公会是研究国医学术、整顿同业风纪，以维持同业权力义务，并补助社会卫生以増进市民健康为宗旨的自由职业者团体。所谓自由职业者，在民国时期主要是指需要通过专门的考试，取得资格后得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包括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及记者等[16]。尽管中医在民国时期始终被另眼看待，但是在国医公会的不懈努力下，中医在经过专门的中医考试后，领取从业执照，一样可以从事医疗救护事业。

第二，组织原则不同。行会实行封闭式的宗法性的帮会制度。以清代后期到民国时期的行会组织形式——药帮为例，其中比较有名的药帮有樟树帮，该帮头领起初由各行号轮流主持堂务，后来改由推举产生，被推选的头领多半是在当地商号有极大影响力的商务活动家，也是极有经济实力的大行号老板，或有威信的朝奉、伙计。除此之外，樟树帮在一般规矩中明确了 “樟帮所有行、号、店、庄，不准招收非临江府籍（包括丰城）人做学徒，不准雇请外地人做伙计。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当地女性通婚（到了清代末年有所松动，老店员可以携眷属）。”[17]由于樟树帮收带学徒不带外人，所以学徒和老板（师父）之间大多沾亲带故。而国医公会实行的是开放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上海市国医公会始终坚持按照政府法律法规的要求，其组织机构先后经历委员制和理事制，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凡是执监委员和理事监事必须经过会员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执行委员（理事）处理事务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各项会务活动及结果都要予以公布，并且有监察委员（监事）进行监督核实，保证工作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国医公会对于会员准入条件也不像行会那样苛刻，只要具备相关从业资格，缴纳会费，遵守会规即可入会。对于会员的籍贯，公会也不像行会那样看重。根据会员录显示，上海市国医公会会员的籍贯来源比较多元，不像一些行会仅限本地人士加入，公会的会员籍贯以上海本地与江浙两地居多，但是籍贯为安徽、广东、山东、河北、北平、天津等地的亦不乏其人。

第三，功能不同。行会是封建垄断、守旧、排外的。尽管行会组织对于当时的行业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上海中药行业早在清朝时期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大型药店为了垄断市场，于1788年建立封建性质的行会组织，定名为和义堂。这些人把持和义堂为工具，规定参加者需一次性缴纳入会费规银500两，致使中小型药店无力参加，后来中型药店另建行会组织信义堂，但会员也只有50余家，尚有一大批小型药店被排挤在外[18]。由此可见，中药行会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垄断，影响了中药市场的自由竞争。而国医公会面对行业竞争的态度是开拓进取、倡导竞争。尽管国医公会代表沪上中医界的利益，而中医和西医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门户之见，但依然始终秉持公平竞争的态度，认为“西医精于器械，擅于刳割，又于金鸡纳霜之治疗，六零六之治梅毒，皆昭昭在人耳目，实足令人叹服也。……然于西医独长之处，未尝不虚心请益。每有需割治之症，亦时介绍西医。”[19]虽然两个机构都代表着各自行业群体的利益，但对于竞争的态度与做法却大相径庭，国医公会与传统行会之间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三、上海市国医公会的会务活动

上海市国医公会虽然存续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在其成立之时，正值中西医论争达到白热化的阶段，甚至攸关中医生死存亡之际，上海市国医公会的出现对扭转中医界的颓势大有裨益。首先，上海市国医公会促成了中医界的大联合，迫使中央搁置废止中医的决议，然后更积极主动开展一系列会务活动，希冀中医能够与时俱进，在近代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并且被更多的国人了解和支持。

（一）创办报刊，传播中医知识

上海市国医公会在1931年创办了《现代国医》。该杂志是其会员惟一言论机关，由常务委员会聘请谢利恒、丁仲英、蒋文芳、陆士谔、张赞臣、吴克潜、陈存仁、朱鹤皋、秦伯未等组成编辑委员会，这些人无一不是当时的中医大家，并且对于当时的中医出版界有着重大贡献。上海市国医公会能够聚集这么多人才来负责刊物的编辑发行，足见其对于读者的诚意和机关刊物的重视。刊物内容为医评、言论、专著、学说、医案、方剂、纪载、案牍等数项。针对当时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与论争，中医公会以《现代国医》为喉舌，予以辩驳，为中医正名。其中既有回应西医的质疑如顾允士的《西医攻诋与中医奋斗》、聂崇宽的 《中西医之科学观》、胡佛的《中西医各有学识》、严苍山的《中西医之门户见》等文章，也有向大众表明未来中医发展的信心和方向如卢朋的《国医为精神之科学》、叶橘泉的《现代国医的六要》、姜子房的《中医须与中药同时改进说》等文章。上海市国医公会意识到以往中医多囿于师承家传的传统和门户之见，不愿将自己所珍藏的药方公之于众，而一旦这些传人离世，许多效果极好的药方也随之失传。于是国医公会决定改变这种阻碍中医知识传播和交流的落后思想，并坚持定期刊登一些针对某些疾病有效的药方于刊物之上，让普通人也能知晓灵验秘方。像《急治小儿惊风方》《瘟疫时症经验良方》《产后败血流胫验方》这些现实生活中市民可能用得上的妙方就被公开在期刊上，此举赢得普通民众的好感和支持。上海市国医公会作为一个诞生于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中医团体，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思想文化的熏陶，不同于之前一些只知道自吹自擂和因循守旧的中医团体，它本身渴望稳中求变，逐渐推进中医近代化，所以注重学习西医的先进方面和可取之处来促进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他们认为“故为国医者，仍须研究现代纯粹的种种试验法，如化学微生物学药物生理病理卫生细菌医清注射解剖等学。临床医术，得酌参欧西新手术，以及病人看护法。”[20]正是由于上海市国医公会具有开拓创新的意识，才使得会员没有固步自封，对待西医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渐进嬗变。对中西医之争有着清醒认识的国医公会一方面秉承了中医的优良传统和学术，另一方面汲取了西方医学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无形中也促进了中医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发展。

（二）接办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

以往中医药文化传承的主要模式是父子相传或师父带徒弟。随着新式医学教育的兴起，中医注意到西医是如何通过培训人才而建立其合法性的。北洋政府时期，就有中医团体请求将中医学校加入教育体系，但是由于政府的拒绝，导致这一希望破灭。尽管如此，自行筹办中医学校还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准许。1928年，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严苍山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中国医学院，章太炎为第一任院长。不久便由上海市国医公会接手，会长朱南山带头捐款8000银元，并设立院董会作为行政上最高的机构，负责筹划经济之全责，其人选由公会常委会提交国医公会执监会通过聘请。全院设院长一人总理全院院务，副院长两人，襄助院长管理，名誉院长一人。由于上海市国医公会是上海惟一的兼具职业和学术性质的团体，隶属于它的中国医学院自始更获全沪医界之赞助。中国医学院本来开办“第一年学生仅六十二个。后被国医公会接收，院务日益发展，学生将达四百，中有女生数十，声誉振于全国”[21]。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都曾担任中国医学院董事长，并决定从1936年起中国医学院的毕业证书加盖中央国医馆的印记，以后每次毕业考试都要委派大员监考。由此可见学院备受重视。中国医学院的师资力量在当时中医学校之中也算是非常雄厚，其任课教授和讲师或是有经验有声望的医界名宿，或是毕业于知名院校的优秀人才。鉴于西医对中医缺乏科学性的批判，上海中国医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较大改变，以求中西汇通。以二十年代上海仅有的两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课程表做个对比（表1），不难看出中医专门学校倾向于守旧方面，以阐明中医固有学说为主体；而中国医学院已经具有新时代的精神，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不忘学习西医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

表1 上海两中医校之比较表

中国医学院除了安排日常的教学活动之外，颇为看重学术交流。因而设立讲座，每周六举行一次，聘请名人演讲，中央国医馆学术委员陈无咎和日本汉方学院院长今井豊云都曾受邀来学校做过演讲。在学院领导和教师的悉心栽培下，中国医学院的学生都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学生中的代表人物有薛定华曾任《上海光华医学杂志》《中医科学》和《健华医药旬刊》编辑；殷品曾在上海中医学院讲授《金匮》《中医科学》《中医基础》《中草药》等课程，参与编写了全国高等医学院使用的《中医内科学讲义》《金匮要略讲义》等教材；陆剑尘，1932年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1936年毕业后返乡梓，以行医为业，后被选为赣州市中医药学会主席、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江西分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赣州分会名誉会长；倪宣化成为自贡市中医院院长，并受托为《中国近代名医医案精华》撰写医案；钱公玄曾担任新中国医学院和中国医学院教授，所著《时方讲义》一书风行医林[22]。国医公会接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不仅使得学院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转，还因为依托上海市国医公会，使学院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市国医公会管辖下的中国医学院承载着当时上海中医界的希望，为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医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三）大力倡导国药，扩大自身影响力

国医和国药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因而，国药格外受到上海市国医公会的推崇。上海市国医公会之所以大力提倡国药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国药善取病症根源；第二，国药善于治疗复杂及混合病症，并且鲜少副作用，适合国人体质；第三，国药大多为我国自产，价格远低于舶来西药，符合普通百姓经济水平，并且国药的种植采取还会影响到农村的生计，这就和国家经济命脉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增进国人对于国药的认识，上海市国医公会特地于1936年4月联合药材公会、国药公会、参燕公会以及市植物园四个团体联合主办国药展览会，仅开幕式“各界来宾就有共计三百余人”[23]。展览会上陈列药品一千四百余种，除了真药之外，还特地准备了许多假药，以供市民比较。真假中药材数量比最低为一与二三比，最高的为一与二十比。此次展览会还顺势给市民灌输了如何辨别真药伪药的四个标准：一是产地不同；二是人造假冒；三是炮制不合；四是绝非本物。为了方便市民，采取分地展览的方式，一日到九日在国医公会展览，十一日到十九日在市植物园展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在药材市场展览。“据估计平均日有两千人参观，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可见大众对国药信任之情绪甚热。”[24]国药展览会不仅使民众得以进一步了解中药相关知识，也在无形之中激发了市民对中医药的好感。

中药材价格相比于舶来西药确实较为低廉，但却容易受到诸如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因素影响，市场价格波动也比较大。而中医和中药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旦中药材价格猛涨，医药界都会受到影响。对于底层民众来说，看病吃药的价格才是其最为关注的方面，这时病人自然是转投西医，使得中医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以当时常用的中药材象贝为例，国医公会根据王元道国药号总经理过鹤帆的报告，获悉“象贝一药，产于浙省堇江樟村，原有价售，至贵者不过三四十元至五六十元之谱。自堇江贝母运销合作社成立后，即垄断价格，逐步飞涨，今年每担竟售至三百元左右。”[25]上海市国医公会认为此举对生计日蹙的病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会给中医药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国医公会一方面积极与合作社协商，另一方面联合国医学会、中华国药学会、神州国医学会及国药同业公会等共同抵制象贝任意涨价，江苏浙江等地也相继加入抵制运动。后来在旅沪宁波同乡会以及两地政府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妥协，合作社方面同意将价格下调至合理范围，并答允以后价格上涨须得共同商讨再做决定。上海市国医公会在开办国药展览会和抵制药材价格猛涨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自身的影响力，团结和凝聚了上海中医界的力量，一方面引起了人们对国药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维系了医药界和谐共进的关系，避免因为短期经济利益而影响医药两界的长远发展。

四、上海市国医公会的评价

步入近代，上海各行各业为了让自己的职业得到大众的认可，并且取得合法地位，便纷纷组建相对应的职业团体——公会。西医率先在1925年建立了上海医师公会，中医为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也组建了上海市国医公会。关于上海市国医公会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促进了中医的职业化

客观来说，在近代以前，中医的职业化程度很低。长期以来，中国的民间医生没有统一有效的机构负责管理事务，更不用说权威的资格认证程序和方法。职业准入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中医的专业性和合法性备受诟病。除此之外，中医内部存在众多派系，为了争夺生意，尊己排他也是常事，医生的行为规范与职业道德伦理更是无从谈起。到了民国时期，中医受到先进思想的冲击，开始意识到加速自身职业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实从学会到公会的转变本就凸显了中医群体职业化意识的觉醒，政府给予了公会管理行业事务和制定行业标准规范的权力。首先，国医公会制定了严格的入会条件，并且专门制定了国医公约十八条来规范会员的行为。其中对于会员自身要求有“勿大言不惭失学者风度”“不为夸大广告，不营非义之财”；为了改变过去同道相轻的局面，就有了“对病家切忌攻讦前医方案”“对友人切忌评论同道长短”“与同道会诊须虚心磋商，勿争意气，坚执己见”“同道遇有争议不能解决时，应报告公会处理”“国医组织公会所以取互助联络保障会员之利益，凡属当地国医皆须加入公会遵守公约”[26]等，推动了中医职业道德伦理的建立，有利于杜绝以往由于中医个人私德损害群体形象的现象。其次，上海地区中医人员驳杂，过去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导致中医内部良莠不齐，不利于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为此国医公会大力与政府斡旋，积极推动中医条例的颁布，该条例规定了中医从业的资格要求和开展业务须遵守的规定；不久，卫生署公布了八条中医审查规则。这两项法规的颁布在制度层面规定了中医行业的职业准入门槛，这也标志着中医取得了与西医相同的合法地位。之后政府还举行了专门的中医考试来筛选合格的执业中医，对此公会也是极力配合，公会成员朱鹤皋就曾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中医考试委员。最后，国医公会意识到提高中医队伍的水平和质量的迫切性，只有通过系统科学的医学教育才能培养出符合职业标准的人才，所以国医公会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依然不遗余力地推动医学教育的发展，接办中国医学院，试办中医院，为中医学生提供了接受理论和实践教育的场所，大大地提高了中医群体的职业素养。这一系列有益于建立健全中医职业管理机制和提高中医职业水平的措施背后，都离不开上海市国医公会辛勤的努力和付出。

（二）促进了中医的学术发展和交流

尽管西医对于中医攻讦不断，但是国医公会深知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西医的威胁，而在于求本身学术的进步。它在制定的国医公约中就明确规定：“潮流尚新，吾道宜益自策励，悉心研究，融会新知，发扬光大”[26]。近代以来，学术演进大都以学术杂志为枢纽，国内虽也有一百来种国医界刊物，但是单张小册占了大多数，论文多有瑕瑜并见之处。国医界著作人才的匮乏导致了各种医学杂志不能日益丰富。再者，国医学术理论向来不统一，书籍引得及治学工具也不完备，所以学术杂志上很少出现有价值的创作论文。上海市国医公会为了促进学术上的日新月异，请求同道踊跃投稿其会刊《现代国医》，以资攻错。公会对于来稿一视同仁，不仅刊登了学术名流的著作如郭伯良的《痢疾之经验谈》、盛心如的《伏气明辨》、景云芳的 《谈谈肿胀病之治法》，同时为了奖掖后进，也搜集了大量优秀学子的文章，如李筱亭的《膈病症之大略》、杨兴祖的《谈砂眼》、傅永昌的《气喘论治》、程金麟的《痧疹论》、沈逢介的《狐惑病新解》、史敏言的《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新解》等等。除了借助会刊交流之外，国医公会还与下辖的上海中国医学院通力合作创办了《国医文献》，该刊以发扬中国医学、融合现代知识、培养国医人才为宗旨，以对内充实课余知识、对外沟通全国医界演进学术为使命。该刊每期为一个特辑，讨论一个专题，搜集各方面有价值的论文来作系统性的纂集。《国医文献》的第一期为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研究，第二期为痢疾研究。这种专题形式的论文集，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相关研究现状，从他人的研究中获取启发，也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与各位同道探讨切磋。所以刊物一经出版便广受中医学界的好评。

国医公会在提供平台以供国内医界同道交流之外，也不忘加强对外的学术交流。它成功举办了近代国内第一次汉方医学展览会——日本汉医勃兴展览会。国医公会和中国医学院领导一方面出于增进学生课余知识、考察日本对于中国医药科学研究之状况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引起全国上下重视中国医药，唤动科学家参加国医科学化的实际工作。中国医学院在展览会上展示了日本复兴皇汉医学运动新刊及珍本医书，以及日本汉医团体、汉医杂志、汉医学校、汉医医师活动近况[27]。展览会吸引了各医学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盛况空前。上海市国医公会作为一个兼具学术性质的中医团体，它深谙只有完美的学术，才能使中医界立于不败之地的道理，故而对于学术方面给予了高度关注，始终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为中医学术的发展与交流创造条件并提供平台，取得了不俗的工作成绩。

五、结语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上海则是新旧学说激烈交锋的前沿阵地。双方之间的争论由单纯的学术之争演变为后来中医生死存亡之争，极大地刺激了中医界的觉醒。在上海市国医公会成立之前，上海虽已存在大大小小的中医团体，但其属于学术性质，并且缺乏统一有效的管理与引导，使得上海中医界在争夺话语权和争取合法权益等方面处于劣势。后来，有鉴于上海医师公会的成熟机制，中医界组建了属于自己的职业公会。上海市国医公会作为一个兼具学术和职业性质的中医团体，在学术方面，它接办中国医学院，为中医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并且举办国药展览会和日本汉医勃兴展览会，加强了学术的传播与交流；在职业方面，它不但坚定地与政府斡旋，推动中医条例的颁布实施，还制定国医公约和参与抵制药材价格垄断行为，在规范中医药行业规范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与努力。尽管面临着政府打压和西医竞争的双重压力，上海市国医公会始终凝聚着该地区中医界的力量，为民国时期上海中医的存续与发展贡献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