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皆知郑和七下西洋，是15世纪世界航海史第一人。梁启超先生曾说：“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其实，《明史》对郑和评价不高，仅留700余字小传，虽称“明初盛事”，不及家世，連何为“三保太监”亦无注解。清代正史也极少提及郑和，直到清末民初，受西方史学影响，郑和才“热”起来。

与“郑和热”相伴，是长期流传的一个刻板印象：下西洋“无利可图，劳民伤财”，属于“炫耀性的远航”，因财政负担太大，被罢是早晚的事。其实，郑和下西洋有明确的经济目标，每次远航均获利甚丰。

“郑和式贸易”有一个副产品：此前胡椒被视为药材，因“下西洋”带回大量胡椒，使它成了调味料。那么，郑和为什么要带回这么多胡椒呢？

这要从明初海禁说起，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违令者“按察司论当弃市”，且“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音如置，意为放置）之重法”。

自唐代起，中原与中亚香药贸易不断，香药已融入日常生活中，用来治病、防疫、室内消毒、祛除潮气等，东南亚诸国亦仰仗明朝的购买力。禁断后，香药价格飙升，各国怨声载道。民间香药贸易衰败，正是官商入市的好时机。

“郑和贸易”的利润惊人。据《明会典》，郑和带去的青花白瓷盘每个在南洋能卖500贯，碗能卖300贯，可成本才几十文。在苏门答剌国，100斤胡椒只值1两白银，带回明朝，每斤能卖10两至20两，差价在千倍以上。

大量胡椒被运回后，郑和不用担心销路。明朝一度将胡椒折算成官员工资，甚至每斤折100两白银，官员叫苦，却不扰民间，名臣丘濬说：“今朝廷每岁，恒以番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

除“郑和贸易”，东南亚各国借口“进贡”，也将大量胡椒贩入中国。明代之前，胡椒是药，只有皇家、高官用来烹饪，很少被写入菜谱，经这一轮“强制推广”，明代几乎所有菜谱书籍都记有胡椒菜。

郑和对中医走出去也有突出贡献，据清代陈伦炯《南洋记》：“暹罗（今泰国）番病，每向三宝求药，无以济施，药投之溪，令其水浴，至今番人唐人，尚以浴溪浇水为治病。”此外，郑和还带回大量西洋药物，很多被记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摘自《北京晚报》 黄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