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英凤 易春燕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经历了从最初的缓慢发展到进入新世纪后的蓬勃发展阶段。文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历史，分析当前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与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与思考。

[关键词]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回顾;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进入21世纪后，国家愈发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壮族文化典籍应借此契机，以译介出版为桥梁，吸收优秀文化的精华，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壮族文化典籍作为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壮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播壮族文化，讲好壮族故事是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必须承担的重任。因此，我们要厘清让哪些壮族文化典籍“走出去”？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的有效途径是什么？就有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的历程，分析其现状与困境，探索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回顾

除了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我国民族文化典籍“走出去”还不得不正视自身译介出版作品没有达到预想的传播效果这一现实。在壮族文化典籍方面，由杨宪益与戴乃迭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刘三姐》于1962年问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作品。此后，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事业发展缓慢，成果很少。在步入21世纪后，壮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出版事业得到了更多关注。在汪榕培的引领下，我国典籍进行英译的研究人员不断增多，取得了卓越成就。汪榕培于2005年号召学者对民族典籍的英译问题进行相关研究。2011年，王宏印接任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之后，继续推进典籍英译和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并亲自著书立说，在理论上加强对民族典籍英译的指导[1]。此后，壮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出版在韩家权、周艳鲜、刘雪芹、王治国、黄中习等翻译研究学者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动下蓬勃发展。

200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语言学家白丽珠主编的《武鸣壮族民间故事（壮、汉、英对照）》，此书为壮族民间说唱文学类文化典籍的合作编译、出版和发行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08年，广西百色学院以韩家权为首的研究团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以布洛陀史诗为例”获得立项。经过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广西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了《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该书以壮族民族文字为切入点，通过国际音标记音汉译以及对译，古代以及现代壮语的拉丁文转写，将汉语作为中介来实现壮语英译。这是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壮族文化典籍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壮族文化“走出去”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也为其他壮族文化典籍“走出去”提供了借鉴。《平果壮族嘹歌》（英文版） 由周艳鲜等四人于2011年合译，这部译著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罗汉田教授的《平果壮族嘹歌》为蓝本、基于现代壮文拼音进行原语英译而成的，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贼歌》《三月歌》《日歌》《房歌》《路歌》五部民间长诗。这部译著的出版发行拉开了壮族民歌英译的序幕，实现了全球文化与壮族文化典籍的交流。2014年，由周秀苗主编的《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精选（壮汉英对照）》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所收录的田林壮剧剧目累计有六部，包含了《蝶姹》《太平春》等剧目，这些剧目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精选（壮汉英对照）》通过英语、汉语、壮语三种语言对照的模式将传统剧目原文向读者清晰地展现出来。著名壮学专家梁庭望对此著作给出了评价：“北路壮剧拥有大量传统剧目精品，但之前都窝于山弄里。如今随着这部译注本的诞生，便向我国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辐射，使得这一民族的珍品演变为其他民族共同享有的文化套餐，何其爽快！”[2]此外，云南的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和文山州壮学发展研究会的王明富、黄昌礼、王庆泽、赵寅德、江子杨和马爱华等中外学者合作《壮汉英云南壮族民间故事集》，并于2016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包含20个壮族民间故事，采用本土译者+国外译者合作的方式，是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的新突破。2017年，周艳鲜的又一重要译著《中国壮族谚语（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密苏里大学口传中心主任、美国著名的民俗学专家John Zemke教授为该书作序，称该书编译者完成了艰巨、意义重大的译介。著名壮学专家李锦芳教授也评价该书为“壮族口传文化外译的一项不可多得的成果，走在民族文化外译工作的前列”。该著作是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迈出的坚实的一大步。

国外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壮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和出版工作。在这方面，澳大利亚的贺大卫（David Holm）教授走在前列。其著作《杀牛祭祖：中国西南地区壮族民族志文本》（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 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和《回招亡魂：中國南方广西台族群民族志文本之回招亡魂》（Recalling Lost Souls： The Baeu Rodo Scriptures，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在历经10多年的田野调查、实地采访、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布洛陀经诗》写成，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在美国和泰国出版，为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之后，贺大卫教授在2015年又推出了壮族文化典籍麽经的篇章之一《汉王与祖王》英译本。该译本是贺大卫在历经多次现场考察、调研，查阅了壮族民间的手抄本麽经，访谈了多位壮学专家和麽公，与壮学专家和英语专家等合作的基础上译介出版的，为壮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和出版发行提供了新范式。CA3E1CE6-D75E-4DDF-BAF2-9A2417BDDD0D

从1949年到1999年，壮族文化典籍只出版过英语译介版本。在进入21世纪后，除了出版英语译介版本，壮族文化典籍还出现了其他语种的译介出版。如201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潘其旭、韩家权等编著，覃秀红、李祖清等翻译的《壮族典籍译丛》，包括《布洛陀史诗（壮-汉-印尼对照）》《布洛陀史诗（壮-汉-老对照）》《布洛陀史诗（壮-汉-缅对照）》《布洛陀史诗（壮-汉-泰对照）》《布洛陀史诗（壮-汉-越对照）》共5册，面向东南亚国家传播。该系列著作的译介出版对促进壮族文化典籍“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的不足

尽管进入21世纪后，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对其他民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出版，其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译介方面的不足

目前，部分国内壮族文化典籍译介者对英语文化缺乏了解，不能娴熟使用英语，没有进一步了解国外的市场情况以及读者的阅读习惯，使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始终局限于自说自话。壮族拥有非常龐大且复杂的文化系统，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特色极其鲜明的民族文化，文化典籍是其代表。同时，如宗教类典籍《壮族麽经布洛陀》和壮族嘹歌手抄本等部分壮族文化典籍都是用古代壮族文字记载的，因此，只有精通壮族语言文化的人，才具备阅读理解这类文化典籍的能力。要把这些典籍译介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就需要经过“壮-汉-英”转译的过程。虽然国内掌握英语的相关学者很多，但是既能深刻理解壮民族文化，又能精通我国文化，还能对英语文化有透彻理解的学者可以说寥寥无几。

对我国译者将汉语翻译成英语的水平，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表示：“因为按照普遍规律，翻译都是由外语译成母语，并非将母语译作外语，人们鲜有打破这一规律。”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选集》编译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曾表示：“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3]事实证明，仅依靠本土译介主体很难使壮族文化典籍“走出去”。2012年出版的《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所取得的译介效果并不理想，其读者以国内读者居多。并且周艳鲜在国外出版的译著《中国壮族谚语》（Two Thousand Zhuang Proverbs from China with Annotations and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壮族文化典籍的“走出去”一直步履蹒跚。

既然中国本土译介主体难以使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那么国外译者自然成了壮族文化典籍译介主体。有人提出汉民族文化典籍译介采用汉学家译介主体，那么壮族文化典籍可否采用国外壮学家译介主体呢？其他国家的壮学家在再现壮族典籍原作的过程中，使用了重写文本、以读者为本的翻译方式，为译本真正进入英语阅读界增加了一定的优势。同时，由于其他国家的壮学家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需求与习惯、壮族典籍的历史与发展状况，还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翻译，且在与国际出版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学术界的沟通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其他国家壮学家是壮族文化典籍走向国际市场的有力翻译群体，可以胜任壮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桥梁角色。但当前能胜任“壮-汉-英”翻译的其他国家壮学家人数不多，远远不能满足壮族文化典籍对外译介的需求，也不可能实现壮族文化典籍译介这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同时，如果单纯将国外壮学家作为壮族文化典籍译介的译者群体，其因个人特长、偏好，会在文本筛选、翻译环节受限，再加上他们未必能对市场进行全面调查，这些极易使翻译项目面临一定的风险，进而给后续出版等多个环节带来一定影响[4]。此外，由于可能会受到译者研究视野和认知倾向的影响，壮族文化乃至整个壮族民族形象出现不同程度地被误读与曲解，美国学者白荷婷（Katherine Palmer Kaup）的作品中对壮族的偏见和曲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见，壮族文化典籍译介虽然离不开其他国家壮学家的积极参与以及全力合作，但也不应对这一译介方式过高评价，不应一味地依赖这种翻译模式。

（二）出版方面的不足

虽然文化典籍的译介和出版很难与热门的文学畅销作品一样给出版社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出于对本土民族文化的支持，很多地方民族出版社都会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典籍进行译介出版，推动地方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壮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地方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其中，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精选（壮汉英对照）》《壮族民歌选译（壮汉英对照）》。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武鸣壮族民间故事（壮、汉、英对照）》。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壮汉英云南壮族民间故事集》。事实证明，在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倡导下，本土民族出版社对壮族文化典籍的译介出版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相对其他类别的出版物而言，壮族文化典籍译介作品的出版渠道比较单一。除了周艳鲜和贺大卫的译介作品是由国外出版，其他译介作品都是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且目前尚无中外合作出版的先例。

在当今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移动阅读已经发展成为新的阅读潮流，数字化出版物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反观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作品，除了纸质出版物，鲜见其他形式的出版物。由此可见，在“走出去”进程中，壮族文化典籍译介作品出版渠道单一，出版发行的形式也比较传统，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走出去”的步伐。

三、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走出去”的思考

在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文化战略规划中，译介出版是其重要部分，是其他国家的文化译入与国内文化译出的核心实施方式。在进入21世纪以后，壮族文化典籍译介出版语种和数量不断增加，在“走出去”的进程中迈出更坚实的步伐。CA3E1CE6-D75E-4DDF-BAF2-9A2417BDDD0D

（一）优化壮族文化典籍译介主体

鉴于上述，壮族文化典籍译介采用中外合作译介方式则显得较为科学，也就是其他国家壮学家与国内学者通力合作进行翻译，优势互补，以其他国家壮学家为译介主体，以精通壮族文化典籍的国内壮学家为壮文与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采取取长补短的模式。

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黄友义表示：“当今，外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了解中国，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既然文学翻译难度这么大，要求这么高，怎么才能做好呢？恐怕每一位翻译都有自己的体会。根据我个人从事翻译得到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组好组成一个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翻译搭档”[5]“应通过中外合作的方式来完成中译外的翻译重任，而不应交由一人来完成。倘若在中译外中，由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担任译者，在语言方面，这需要邀请其他国家的学者来进行润色;如果由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中文学习者或汉学家担任中译外译者，这就需要与一个具备良好外文基礎、熟悉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进行合作。仅由外国人、中国人单方完成翻译任务都不可取。”[6]就本质意义而论，壮族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应由一些外国学者与翻译家来完成，这些外国学者与翻译家能够熟练掌握中文、壮族语言文化，国内译者应同此类专家、学者进行有效交流、全力合作，这能为其他国家的译者迅速聚焦一些具备一定价值的壮族文化产品、我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其他国家的受众心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无论是在翻译之前的文本筛选、翻译决策环节，还是在完成翻译后的出版等环节，这种“中西合璧”的合作译介方式能将国外壮学家与本土译者结合起来，为双方提供有力支持，实现在翻译、传播领域的“跨越差异”，将双方优势发挥出来，进而改善文化传播效果。国内译者也能担任历史重任，使其他国家切实了解中国，将其他国家的译者难以挖掘的我国民族精粹展示给其他国家，将本民族或本国的精神面貌、形象完整展现出来[7]。

这种模式还能为其他国家壮学家与我国学者的合作提供有力保障，其他国家的壮学家作为传播媒介、翻译主体能为目标读者接受译作提供有力保障;由对壮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国内学者担任中文以及壮语向导，可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一定辅助作用，能降低误译概率，进而规避海外读者的误读问题，有效促进壮族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

（二）拓展出版“走出去”渠道

作为一种载体，出版物的核心作用在于传播文化，文化也会随着出版产业“走出去”而得以传播。对我国出版业而言，“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出版业通过多种途径，将图书版权或商品以直接或非直接的方式推向全球图书市场的过程，可归结为我国出版业的一种全球运营行为、我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活动，其目标在于增强我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将不同的出版产业与中外文化融合起来，并共存[8]。

壮族文化典籍要“走出去”，就应加大与其他国家出版机构的合作力度，我国出版企业可在下述方面下功夫。第一是合作出版。其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进行项目合作，出版优秀作品，具体包含文本以及译者筛选等图书出版的核心环节，合作出版能为选题内容与海外市场的需求保持同步、提升图书翻译质量、使图书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接纳并认可提供有力保障。第二是全面开发数字出版物。我国数字出版发展起步较晚，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技术等方面仍须加强，特别是在数字产业链方面亟须改善。另外，数字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未进行有效合作，未能明确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方式，对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了不良影响[9]。与传统纸质出版物相比，数字出版物的内容更为灵活，出版形式也较为丰富，其服务模式更为广泛，这可为壮族文化典籍“走出去”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是加强版权贸易。我国文化典籍进行海外译介出版的后续发展方向在于我国出版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出版机构签订版权输出协议，并交由该机构来进行译介出版营销，采用专业化的方式来实现版权输出。

[参考文献]

[1]李正栓.典籍英译与民族典籍英译研究新成就[J].外语与翻译，2017（03）：8-12，98.

[2]周秀苗.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精选（壮汉英对照）[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

[3]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EB/OL].（2017-02-11）[2022-04-10].https：//news.gmw.cn/2017-02/11/content_23695579.htm.

[4]胡安江，胡晨飞.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04）：55-61，54.

[5]黄友义.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J].中国翻译，2010（06）：16-17.

[6]鲍晓英，冯庆华.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J].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17（07）：106-107.

[7]毛凌滢.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与译者汉语文化能力的培养[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01）：63-67，94.

[8]潘文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跨国经营的本土化分析[J].中国出版，2010（17）：30-33.

[9]张学海.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思考[J].当代经济，2012（24）：94-95.CA3E1CE6-D75E-4DDF-BAF2-9A2417BDDD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