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造成娜拉被压迫和剥削的玩偶地位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父权的结合隔离了女性的社会关系，隐藏了妇女的家庭劳动价值，内化了男性的男权意识，从而使得女性困于家庭、囿于家务、依附于丈夫，从而被迫陷于父权的奴仆地位，成了丈夫的“玩偶”。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法律、道德和宗教又从各个方面强化了娜拉的玩偶地位。

关键词：《玩偶之家》 娜拉 易卜生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玩偶之家》是挪威著名戏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在剧作中，他突破了过去文学作品主要表现妇女在反抗阶级门户偏见和等级制度对妇女的残害，努力追求幸福自由的的内容局限，把眼光放到家庭生活内部，展示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父权的压迫和奴役。作品主人公娜拉是一个看似幸福的家庭妇女：丈夫事业有成、孩子健康活泼、夫妻恩爱、家庭和谐，无忧无虑。但随着好友林丹太太的到访，掩盖在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幸福生活表象被一点点揭开了，娜拉一步步看清了丈夫海尔茂的真面目，彻底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进而认识到造成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婚姻制度、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种种不平等因素，最后毅然决然离家出走，用实际行动反抗自己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这部戏剧从发表至今，持续不断地被搬上舞台，在全世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众多的读者和学术研究者从未停止对其解读和讨论，大大丰富了剧作的内涵。尤其是众多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去解读和阐释玩偶之家，使其成为女性主义经典之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体，它以马克思关于妇女受压迫地位的系列阐述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经济不平等、依赖和最终不健康的男女社会关系，是当前社会背景下妇女压迫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被隔离在家庭领域，男子被隔离在有酬工作的外部世界。两性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妇女在婚姻、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普遍下降。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分析《玩偶之家》中造成娜拉玩偶地位的原因。

一.娜拉玩偶地位的具体表现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纪娜拉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家庭中典型的家庭主妇，她没有自己的工作，也没有收入，她和她的三个孩子依赖于海尔茂而生存。在丈夫海尔茂看来，娜拉就是他的家庭财产，就是他的宠物，他的仆人。在他看来，娜拉和他们的孩子是全靠自己工作挣钱养活的“谁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只小鸟儿要花那么些钱”，理所当然就是他的“玩偶”。在他的口中，娜拉不是“小鸟儿”“小松鼠儿”“不懂事的孩子”“乱花钱的孩子”就是“会唱歌的可爱的小鸟儿”。娜拉所需要做的就是迎合他的需要，逗他开心，让他在家舒适安逸地休养好精神。所以当谈到娜拉偷偷做些手工零活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没有比那个再讨厌的事情了”。而娜拉伸手要钱或者提要求的时候得撒娇卖萌或者耍把戏、唱歌、跳舞等讨好海尔茂。娜拉的吃穿用度都要符合海尔茂的品味，她所做的任何决定都需得到他的允许，相反，他的想法和决定从来都是自主自为。

二.造成娜拉玩偶地位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核心家庭形式是根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造成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核心家庭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现代核心家庭的形成，家庭从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的社会中心转变成纯粹消费单位，失去了其社会组织的中心地位，依附于商品生产而存在。本斯顿提出按照商品生产逻辑，妇女的家务劳动在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之前就被消耗了，只有使用价值，不具备交换价值，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为被认为没有价值。与之相随的是妇女职能的转变，妇女的家务劳动无报酬，妇女自身成了丈夫的附属品。Leacock总结了这一过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显著特点是它将核心家庭转变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在这个社会中，妇女和她的子女依赖于一个单独的男子。这种转变与剥削阶级关系相结合，导致了对妇女的压迫，这种压迫一直持续到今天。”就这样，丈夫成了家庭的主人，妻子成了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在契约婚姻中被动处于奴仆的地位。娜拉作为资产阶级家庭妇女，一直安守于家庭内部，没有自己的收入，依赖着丈夫海尔茂的工资生活。娜拉虽然在借钱给海尔茂看病，救了他一命，并且事后自己独立还债，为家庭分担了巨额的债务，养育孩子、操持家务，但这一切所付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因为没有工资、是无偿的，都被“无视”了。娜拉对社会和家庭做的最大的贡献：生育和抚养孩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力这一贡献，更是因为它表面上是消费生产资料，也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因此，海尔茂全然不认为娜拉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也是有价值的，否认他的工资里有一部分是属于娜拉的。在这过程中，他充当了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娜拉进行剥削的工具。在得知他疗养治病的钱是娜拉冒签父名借来的事实后不但没有丝毫感激，反而大发雷霆。此举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他自身的名誉，实质是害怕娜拉对家庭的贡献打破了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破坏了他所坚守的父权制统治秩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海尔茂如果默认或者赞许娜拉的行为，就是他自己首先背离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制度，确实会“臭名昭著”，从而失去社会“合法”地位。连她的好朋友林丹太太也不相信娜拉是凭自己的能力借钱为丈夫治病，更不相信她凭自己的劳动所得偿还了借款。因为在十九世纪挪威，有家庭和丈夫的妇女不会这样地自作主张、特立独行。

事实上，妇女的家务劳动在客观上为男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又被“隐藏”起来，从而掩盖了她们自身所受的剥削。科斯塔和詹姆斯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仅创造了使用价值，而且根本上就生产了剩余价值。妇女的家务劳动以及作为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使得妇女成为潜在的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家通过向工人阶级支付工资来占有这种剩余价值，因而后者便成了剥削妇女的工具。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刚从小职员升任银行经理，收入大大增加，社会地位稳固上升。他所得来的这一切表面看似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奋斗，娜拉只不过坐享他的一切成果。但仔细一分析，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海尔茂在8年前得了一场重病，必须得到南方温暖城市疗养才能康复，否则性命不保。当时家里经济及其拮据，为了名誉，海尔茂坚决不肯借债。是娜拉冒签父亲名字，私自借了一大笔钱，带海尔茂养病。如果不是娜拉当机立断，勇敢地采取措施，海尔茂今天甚至可能连命都没有了。其次，娜拉借了錢后，为了维护海尔茂的声誉，对外隐瞒着借债的事实，选择自己偷偷省吃俭用，连续几年辛苦劳累，靠做手工攒钱还债。在这几年间，海尔茂虽然给够了家用，但是娜拉费尽心思才确保家里收支平衡。这期间海尔茂事业蒸蒸日上，娜拉自己却除了劳累之外一无所获。如果娜拉公开借债的事实，海尔茂不仅要承担巨额的债务还极有可能因为这事耽误了升职，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收入和地位。再者，娜拉操持家务，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海尔茂一心一意在职场拼搏，才让海尔茂在众多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赢得今天的局面。而娜拉的生活，照她说的“我受足了委屈，先在我父亲手里，后来又在你手里”，就是她父亲和丈夫手中的“泥娃娃”。“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①如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隐藏了她们在家庭中家务劳动的价值，否认了她所作的一切贡献，从而使她们处于被丈夫压迫和奴役的地位。这就是造成娜拉玩偶地位的根本原因。

（二）资本主义父权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私有制依赖于父权制而形成，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父权制的强化，两者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了极致。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相结合的作用下，造成了女性在社会上被歧视，在家庭中受压迫、被剥削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父权制结合造成女性仆人地位的原因归结为以下：

1.男权内化成男性的无意识，使得男人有意或无意在家庭中视妇女如同家中财产的动植物、生产工具。海尔茂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父权制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不但处处维护着自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分配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掌管家里信箱钥匙、决定家里一切布局和生活方式。而且在海尔茂的看来，娜拉作为他的仆人、玩偶、宠物，娜拉不需要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甚至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独裁者不需要顾及独裁对象的思想，只需要独裁对象忠实地执行他命令。孩子们虽然是娜拉生养的，但抚养监管的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中，他生气的时候可以宣布剥夺娜拉对孩子的抚养权。他行事向来都是专断独行，就像娜拉所说的：“这整整的八年--要是从咱们认识的时侯算起，其实还不止八年，咱们从来没在正经事情上谈过一句正经话。”对于娜拉想要留住克罗克思泰的迫切要求，海尔茂完全没有试图去了解娜拉要求背后的原因，而是再三强调他不能留克罗克思泰的原因，后来娜拉追得紧了他则干脆就地履行解雇手续。

2.资本主义父权制使得妇女的家庭劳动脱离社会劳动，成了妇女的终身职业，失去了合理性的同时，削弱了她的社会劳动的经验。娜拉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女性，从一个家庭到另外一个家庭，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社会。在十九世纪欧洲，除了少数单身女性外，“绝大多数女性是不允许在外工作的，她们的生活重心是家庭，家庭就是女性要经营的全部工作。”②娜拉所有的社会关系，除了同学就只有邻居。她不懂法律，不懂得社会的运作机制，更没有过硬的谋生技能。她的天真不是源于自身愚蠢，而是资本主义父权联合起来对她的隔离和限制。

3.妇女被安排上了“合理合法”附属地位，使得妇女成了奴隶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一个养家的男人自由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他“合理合法地”要求一个妇女在为着他的“自由出卖”而劳动，使他有可能走向市场进行竞争。”③海尔茂自身在没有升职之前，也作为资产阶级被剥削的一份子，出卖自己的雇佣劳动力来赚取生活的资本。但他的参与的社会劳动是有工资的。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要求娜拉为他的“自由出卖”而劳动，娜拉是“奴隶的奴隶”。而当他升任银行经理后，他的社会地位提升了，他一方面在公司剥削压迫普通职员，另一方面在家里照旧剥削和娜拉。伴随着他的升职，娜拉的经济境况虽得到改善，但家庭地位却丝毫未变。依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

三.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道德、宗教加强了娜拉玩偶地位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父权联合起来，利用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给妇女的被压迫、被奴役地位安排了各种冠冕堂皇理由。

（一）资本主义法律为男权压迫女性保驾护航

资本主义法律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十九世纪欧洲的法律是男性制定的为保护私有制、维护父权地位的法律。就像易卜生所说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人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④从玩偶之家看来，十九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规定了女性不经过丈夫同意就没有借债的权利。女性没有独立的借贷权就说明女性在法律意义上是没有独立民事权利的。娜拉说“我听人说，要是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直接从丈夫家里走出去，在法律上她的丈夫就解除了对她的一切责任”，这说明当时的法律并没有保护妇女的婚姻权益，妇女还没有婚姻取舍自主权。因此，娜拉在父亲家里是父亲的玩偶，结婚后成为丈夫的玩偶，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二）资本主义道德伦理观念为男权压迫女性制造理由

资本主义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是资本主义利益的意识形态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宣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不断突破一系列传统的道德束缚，但其受益者只是男性。对于女性，以丈夫为中心、打理家庭、照顾孩子仍然是女人最大的道德责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父权相结合，利用这一套传统道德观念把妇女绑在家里，心安理得地要求妇女在为他们自由地走向市场竞争无怨无悔地付出劳动并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生育孩子）。在剧中，虽然海尔茂有控制着家庭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力，却唯独把养育孩子、照顾家庭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娜拉。所以当娜拉决定出走的时候，海尔茂哄骗无果后第一时间就搬出道德和责任来压制娜拉，企图留住娜拉。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海尔茂同样把责任推给娜拉。海尔茂说“年轻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谎的母亲身上。……这一点凡是做律师的都知道。”说明这种看法是资产阶级父权捍卫者们不约而同达成的统一共识。从公众的舆论和社会道德入手，这是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的最便捷的方式。就像海尔茂认为男人不能为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而事实却是像娜拉所说的千千萬万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自己的名誉。男权们压迫女性是资本主义父权公认的道德伦理准则。

（三）宗教为资本主义父权制度奴役女性提供了有利的借口

西方基督教是男权为了统治女性编造出来的谎话。《圣经》认为女性始祖夏娃是上帝为了给亚当解闷而从亚当的身体里拿出一根肋骨变成的，因此女性理所当然是男性的附属品。而人类之所以被赶出伊甸园，全因女性的始祖夏娃的贪吃和听信谗言。因而女性就背上了原罪的枷锁。上帝为了惩罚女性，让她承受分娩之痛，负责打理家务，抚养后代。而这一切，都是女性为了赎罪所应该付出和承受的。毫无疑问，上帝就是最高的男权主义者，是男权社会中专制统治者的集大成者，基督教就是男权者压迫和奴役女性的最有利的工具。娜拉们对于基督教的教义不求甚解，只是照做，所以海尔茂义正言辞地搬出宗教来阻拦她。在他看来，基督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它可以维护他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综上所述，造成娜拉的玩偶地位根本原因是她所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父权。两者联合起来把她隔离在家庭内部，从而使得她脱离了社会商品生产领域，成为家庭的附属品。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家务劳动定义为无价值的劳动，隐藏了娜拉家务劳动和生养下一代产生的价值，通过无偿占有她的劳动，达到对其的压剥和削迫。另一方面，资本私有制父权通过把男权内化成海尔茂为的无意识，迫使娜拉被安排上了“合理合法”附属地位，使娜拉处于丈夫的奴仆地位。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法律、道德、宗教又从意识形态层面为海尔茂压迫和剥削娜拉的合理合法性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

注 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

②周利姿.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女性地位研究：以《玩偶之家》为例 [J].海外英语，2017（4）：177-179.

③[美]沃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J].学术研究，2002（4）：28-31.

④高中甫.易卜生评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1，309.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