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林

摘要：在抗击新冠疫情的特殊语境中，波特模式为纪录片的传播伦理抉择提供了哲学原则和忠诚实践的重要路径。传播过程中的抗疫纪录片，不仅推动了信息传播与集体记忆书写，也促进了创作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平台和受众等多维道德主体在伦理规范方面的整合建构。同时，抗疫纪录片主动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伦理追求，参与着中国社会的价值反思与传播伦理的“中心再建”，为纪录片的时代价值记录、道德情感构建和传播伦理规范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新冠疫情防控 抗疫纪录片 波特模式 传播伦理道德规范

在武汉“封城”一周年之际上映的《武汉日夜》作为首部进入国内院线的抗疫纪录电影，在整合萃取30位摄影师1000多个小时素材的基础上，以朴实的姿态再次回顾了疫情防控“风暴”中心平凡人的困境与选择，影片中环境与人物的互动，也呈现出中国人在疫情防控中的时代集体记忆，成为“一座应运而生的影像纪念碑”[1]。纪录片作为不对生活加以操纵并尽力再现现实生活的非虚构影像传播方式[2]，真实客观地记录着当代历史事件，从多个伦理道德规范角度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良心的责任。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各类型抗疫纪录片多角度、全方位地讲述了中国抗疫故事[3]，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扮演着道德持有人和灌输者的角色，在影像中真实书写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抗疫纪录片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进行的记录“经由观众感官的影像产生着溢散效果和同化效果”，在其他大众媒介的配合下，共同实现着社会层面的伦理价值整合与重构，对社会道德议题与道德标准形成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4]。

传播伦理学作为传播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对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客体行为的道德规范进行审视，也对传播伦理规律进行整体把握。比尔·尼克尔斯认为，“道德规范成为协调影片制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关系的手段之一，冲突不可避免，强调道德感就成为纪录片制作者职业精神中极其重要的一点。”[5]对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抗疫纪录片，在传播主體、传播内容、媒介环境和受众范围内如何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伦理道德价值进行梳理，并从“善”与“美”的角度分析纪录片的说服效果，不仅可以确认纪录片对社会问题反映、健康知识传播、医患关系改善和社会舆论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与功能，也可以在传播伦理框架下探讨道德规范的整合建构过程。

一、波特模式：纪录片的传播伦理抉择路径及其哲学原则

一部纪录片的道德疑问，包括影片的放映与被拍摄者的知晓程度、观众的观看，是否在消费被拍摄者的痛苦、影片能否为被拍摄者带来改变等方面[6]。如果将忠诚和推理结合在一起，拉尔夫·波特为纪录片的内容创作提供了伦理判断与抉择，包括四个步骤的模式：（一）理解事实；（二）决定价值观；（三）运用哲学原则；（四）阐述忠诚[7]。依据该模式，在疫区和其他封闭区域内亲自拍摄的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及对大量来自互联网用户内容进行收集整理或者进入特定区域拍摄的媒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其伦理选择就在于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决定发布多少和用什么形式发布这些信息。价值观作为人在感官思维基础上的认知与判断，是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道德选择，通过被主体与客体统一评价的掌握来揭示的一种人生价值[8]。真相、情感与隐私保护都属于高尚的价值理想，波特模式给了纪录片创作者诚实对待自身价值的参考，在抗击疫情的伦理情景中，所有价值观都应该进行坦率地阐释，进而他们才能在价值理想的妥协与选择之间作出平衡。

波特模式的重点，在于纪录片创作者确定了自己所倚重的价值倾向后，就要运用一定的哲学原则对自己即将选择的忠诚进行解释。孔子和苏格拉底作为东西方伦理学的源头之一，都将“善”作为行动所追求的道德制高点。孔子提到的“《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9]等，都说明了一个人对“善”的好感深浅体现着他的道德修养高低。苏格拉底认为，“善”表现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善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它是好的事物的原因，而坏的事物则不能归咎于它。”[10]“善”与“神”“美”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 [11]。孔子和苏格拉底关于“善”的论述，此后在东西方分别发展为儒家的中庸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原则，致力于达到“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境界[12]。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节制思想，主张“精神美德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正确位置”[13]，人应该把最高的善作为行为目的本身而追求。

一些学者还将康德的绝对命令理念、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原则、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及罗斯的多元价值理论，引入传播伦理的抉择中。康德的绝对命令指的是：“行为被表现为就其自身而言是善的，从而是被表现为在一个就自身而言合乎理性的意志之中是必然的，被表现为该意志的原则。”[14]他的这种伦理学观念表达的是道德力量不仅存在于行为人身上，更存在于行为本身——行为只有出于义务在道德上才是正当的——一个人所选择的行为应当遵从这个世界的普遍法则。功利主义原则认为，“行为的对错与他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15]，其意义便是只有行为的结果才是决定道德的重要因素。处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必然导致的不平等，成为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的起源，该原则“要求各方从生活中的真实情况退回到一个消除了所有角色和社会差异的隔离物后面的‘原始位置”[16]，即当人们站在“无知之幕”背后时便丧失了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依据两个正义原则[17]，新闻报道工作者或者纪录片制作者在面对伦理困境的时候，“无知之幕”理念常为化解困境提供可能[18]。090979A1-7C53-485B-A43A-B8E55FEBACCD

鉴于伦理抉择的处境常是多种价值观竞争状态，罗斯认为，“如果特定道德选择环境平等，那么责任的相互竞争的伦理主张就是平等的。”[19]其责任义务包含忠实、赔偿、感激、公正、仁慈、教养、自我改进、说真话、不伤害他人等。多重义务观念可以反映人们伦理抉择的方式，但在当代道德观念多元迷茫的状态下，应用还是较为困难，“人们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就会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在让人们找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让某些人陷入不能自拔的自我泥沼”[20]。因此，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国家认同基础上的公民道德，便成为解决这种困境的道德途径。它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包含着社会主义事业的道德理想，坚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高度统一，当二者相互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自觉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利益[21]。同时，纪录片在传播伦理实践中，还需要对“知情同意是否为道德基础、电影摄制的责任义务、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的法律和道德冲突”[22]等作出回应。

哲学原则为纪录片创作者在使用波特模式进行伦理抉择过程中的忠诚阐释提供了不同的范式。面对一些特殊的伦理困境，创作主体最终可能放弃一度认为很重要的忠诚对象，即以社会义务为道德基础激发与自己或他人类似的忠诚。这里可以《武汉战疫纪》《好久不见，武汉》和《此时此刻》为例，对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纪录片创作者基于波特模式的伦理抉择进行分析。

面对国外媒体对武汉疫情的“妖魔化”和“污名化”，CGTN在武汉封城后先后多次派出記者深入“万家宴”百步亭社区、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重症病区、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等一线采访。作为国家的耳目喉舌，CGTN还承担着面向海外受众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他们的价值判断必然要站在国家的价值基础上，他们的哲学原则不能是儒家或者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而是国家认同上的集体主义。导演葛云飞在CGTN制作的《武汉战疫纪》播出后表示，“都说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面对这座城市的居民、医生、护士，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希望对得起所有付出努力甚至生命的人。”由此，《武汉战疫纪》的忠诚对象有国家和时代，也有在新冠疫情肆虐之时对人民的服务意识和对生命的尊重，更有对伦理真实的追求。

竹内亮是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在疫情防控早期他便制作了12分钟的纪录短片《南京抗疫现场》，让全球观众从旅居视野看到中国南京的抗疫日常。在疫情防控结束后，竹内亮征集了10位来自武汉的志愿者，在尊重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用10天的时间拍摄了他们大难后的生活。“我怕武汉变成日本福岛县。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福岛县有偏见。”[23]。竹内亮创作《好久不见，武汉》的动机，是想把真实的武汉介绍到全世界。作为独立纪录片导演，竹内亮不必追求全景式的疫情防控记录，他的行为和《好久不见，武汉》展现的是人对于伦理真实、国际责任和公平正义的高尚追求，将宏大的时代和社会主题最终落脚在武汉的街头巷尾，细节之处的动人展现出来的是导演基于“无知之幕”的原则阐释。

正如穆勒的功利主义原则，阿里巴巴在疫情防控中的行为，的确为疫情防控特殊语境带来了积极的道德影响，但他们也通过强大的资本权力和平台权力，牢牢掌握着互联网的传播主导权。在武汉还有新增确诊病例的情况下，阿里巴巴发布《此时此刻》大肆宣传支付宝、阿里健康、钉钉、饿了么、天猫等产品，叙事看似将抗疫行动融入时代与社会，其效果却将阿里巴巴从社会集体中剥离，抹杀了国家和政府在特殊时刻为其开的绿灯和中国人为抗疫付出的努力与作出的牺牲，伤害了中国人特别是湖北人的情感。

二、伦理整合：抗疫纪录片对道德规范的多维建构

纪录片从诞生起便与电影、新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艺术和新闻融合地带的纪录片，不仅要讲求艺术特质，真实性与客观性更是它的重要标志。纪录片所展现的真实，并不意味着没有对客观事实进行筛选，毕竟电影制作始终是会涉及很多主观抉择的操纵过程[24]，原始影像处理和解说词撰写，都须带上价值判断的影子。纪录片“传播秩序的确立、传播主体行为价值的判断、分析，都与实际的社会利益集团、社会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密切相关”[25]。新冠疫情防控是牵扯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疫纪录片就需要在这种伦理语境中尊重传播规律和遵守传播伦理原则，并在多个伦理维度上对道德规范进行整合，保持“道德在衡量制作者、内容和观众之间伦理意义上的度量单位作用”[26]。

纪录片创作者与团体或赞助机构的矛盾，是制片人希望他们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抵牾的情况下，还能创作引人入胜的作品，然而，作为个体的创作者却希望作品能在受众面前实现社会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保证。美国学者纳什认为，在纪录片的制作中，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道德问题，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解决，其道德语境必须对特定组织结构内存在的权力体系足够敏感[27]。这种矛盾正是职业伦理学中对忠诚的阐释与理解。尽管纪录片创作者标榜自己是艺术工作者，但他们也必然扮演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承担忠诚的伦理责任。这种忠诚需要达到乔赛亚·罗伊斯所表示的“对一种信念的自愿、实际、全心全意地奉献”，更需要实现乔治·弗莱彻所提出的“不要背叛我”最低忠诚和“与我合而为一”最高原则的辩证统一[28]。

于是，拥有传播权力的传播主体，就应该遵守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切合民众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公民既然为他所属的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德就应该符合这个政治体系。”[29]比如，生活在武汉的影像工作者林晨和海棠，以个体身份分别记录了武汉封城后的城市防疫日常和身为护士的妻子感染了新冠肺炎后共同作战的经历。他们创作的《武汉日记2020》和《那个被感染了的急诊科女护士》两部作品的私性极强，但其信息析出与社会道德、传播环境、客观事实都得到了统一，传播行为也实现了对自身信念忠诚和“与我合而为一”的最高伦理原则。

《生死金银潭》《中国医生（战疫版）》 《蓝盒子》 《总有一天会胜利》等作为医疗纪录片的细分领域，不仅突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描述了社会和医疗机构对新冠疫情防控的认识与态度；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医学伦理主张的揭示，推动了医疗伦理原则这一复杂道德问题的讨论，包括受益（提供利益和平衡利益与风险的义务）、非恶意（避免造成伤害的义务）、尊重自治（尊重人的决策能力的义务）和司法（利益和风险分配中的公平义务）等。金银潭医院作为最早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医院已经被赋予了符号意义，它象征着医生的责任和医生给予病患的临终关怀，也折射着医患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例如在湖北卫视实地进驻拍摄的《金银潭实拍80天》中，出租车司机李超先后失去了母亲、奶奶和父亲，凤凰卫视记者敖慕麟也因自己的工作导致父亲感染而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两个家庭都捐赠父亲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片中医生对此行为的进一步阐释，将他们作为公民的集体道德给予了肯定，在临终关怀的根底对生命价值进行了深层次地探讨。大量医学场景，也提供了道德困境及其解决方案的大量示例讨论和展示疾病现象学的跳板，从历史、社会和时代角度看待医学，并联系着医生、患者、家庭的考验与磨难。090979A1-7C53-485B-A43A-B8E55FEBACCD

突飞猛进的媒介融合已进入深层领域，跨机构、跨媒介的制作层出不穷。在足不能出户的疫情防控封闭期，PC端、电视端、移动端的互联网视频平台，确实在抗疫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度成为抗疫纪录片的传播主阵地。近年来，“新闻透明性”正在逐渐成为技术变革背景下媒介伦理新准则，对透明度的要求，不仅是受众在特定紧急情景中因信任媒体而产生的新伦理需求，也是被国外大部分相关研究看作的“一种形式上的希望公众全面了解和观察新闻机构与工作者的内用工作方式，从而督促媒体进行自我反思”[30]的方式。抗疫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为媒体机构的新闻透明性原则，提供了操作实践上的可能性。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制作的《手机里的武汉新年》，是征集快手平台77位原创作者的112条短视频剪辑而来的，丰富的内容满足了观众對“在场”的需求，在新闻透明性准则的指导下，形成对专业媒体报道的补充。

抗疫纪录片作为创作者，以电影形式展现真实人物和事件中所具有的力量和责任的直接回应[31]。疫情防控时代的纪录片受众，对真实客观的信息需求属于最低层次，在深层心理上，还有着由交往实践产生的焦虑转化而来的求知欲和对故事本源性的伦理需求。人们不仅“渴望了解那些与命运相关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所产生的后果”[32]，也希望在纪录片等影像中实现自身与时代语境的契合，通过观看与讨论参与，将个体记忆融入集体叙事中。然而，道德与艺术同时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手段，创作者将伦理观贯穿在作品中的判断，必然会与受众产生一致或者被受众误读的风险[33]。如在《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中，对生命积极向上的态度，在感动观众的同时，还隐晦地传达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意识形态。观众对《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使观众隔离千里却感同身受”[34]的伦理接受实际与创作者趋向一致。这种感同身受的痛苦凝视，究竟是“窥视”还是“有害的间接目睹”尚存争论[35]。正如博尔坦斯基认为，“观众从远处凝视一场不幸的苦难能对面临它的人造成道德困境。”[36]苏珊·桑塔格则认为，“观众可能会同情受难者的痛苦，像基督教中殉难者的艺术作品一样，信仰者会因此而受到超越痛惜与诘难的启发，”[37]在制造和体验同情的结果上否认自身的力量和责任。但是，“中国观众在下意识中认同主体、亲近主体、关心主体命运的前提是：主人公的言行在主要方面都吻合中国传统道德”[38]，体现在温柔敦厚的情感和怜悯仁爱的伦理中。

由此看来，创作者、传播内容、传播平台与受众之间形成的关系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通过连接影片世界和观众世界、呈现他人处境、表达论述三种途径实现伦理整合与传达，“纪录片不再仅仅被定位为一种作品、文本或工具，而是一种社会行动”[39]。《武汉日夜》是央视电影频道在全媒体加强疫情防控宣传与舆论引导“组合拳”的一部分，在平凡故事的聚合中搭建起了“电影心灵方舱”[40]，其创作主体的哲学原则决定，势必是在家国同构基础上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全方位诠释，其忠诚的对象也必定是和疫情防控息息相关的国家、社会与人民。影片中很多人物、事件和镜头在《非常手记》《武汉战疫》《金银潭实拍80天》等作品中已经出现，但新作品的制作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创作主体在不同语境中基于不同的传播伦理诉求的重构。从《非常手记》的真实信息伦理诉求，到《金银潭实拍80天》的医学伦理诉求和《武汉战疫》的政治伦理诉求，再到《武汉日夜》以直接电影形式所追求的“平凡的医护人员和百姓在疫情防控面前不舍昼夜、不惜生死、守望相助、共克难关”[41]的情感伦理诉求，不同作品在历时性的呈现中，达到了伦理道德的多维整合。

此外，《武汉日夜》选择在武汉“封城”一周年纪念当天上映的政治伦理价值要大于其他传播伦理价值。正如武汉作为全球范围内最早对新冠疫情防控作出反应的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雄的城市与英雄的人民已然成为全球抗疫的标杆性符号。集体记忆的回顾，并非要揭开疫情防控伤疤，而是通过重温武汉和武汉人民日夜里的温暖与坚韧，在生老病死与悲欢离合的他人处境的叙事说服中，表达论述、重塑疫情防控时代里人们的生命价值坐标。电影首映当天逾358场公益观影、数万观众、257位电影人联动，横跨23个省市自治区50个城市观众的融媒体直播观看总量超1亿次，上映一周后票房超2000万[42]。观众在观看与讨论中，再次将自身代入抗疫集体叙事，在影片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联与“凝视”之外是伦理价值反思——“生命故事不只是一种结局，在经历生死轮回的涤荡之后，生命显得愈发珍贵，值得敬畏”[43]。

三、人民至上：抗疫纪录片的传播伦理建构价值与启示

新冠疫情防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暴露着当代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公民漠视生命价值和医疗卫生知识匮乏。经济崩溃或者社会动荡的前景，威胁着时代里的每一个人。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在疫情防控期间涌动得更加猛烈，依然无法改变全球化已经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大规模疫情的发生，无法让任何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置身事外，互联网的发展也注定了在疫情防控之外的舆论场里任何人都做不到独善其身。当下全球的传播体制已经进入以视觉为主导的互动传播语境，包括纪录片受众在内的受传者不再是“单向度的人”，他们是信息的接受主体，也在不断地向更深层渗透着传播内容的创作。

纪录片作为与新闻一样的天然可以进行舆论引导和社会良心承担的非虚构影像，也可以“通过对社会真相的揭示，引导社会公众的道德判断”[44]。通过对抗疫纪录片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原则梳理，发现该类纪录片已不只是在纪录片本体上探寻伦理真实本身的意义，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纪录片伦理学对于隐私原则或知情权原则的讨论，而是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更实质性地指向一种公共生活伦理——公共性的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法律伦理、救治伦理、捐助伦理、健康伦理和生命伦理的澄明”[45]，以真实影像传播为载体，在多个伦理维度上实现了纪录片本体和社会的道德规范整合与建构。090979A1-7C53-485B-A43A-B8E55FEBACCD

首先，传播者在纪录片制作中，实现了多元传播现象和多维伦理价值的自觉整合。例如CCTV-6和武汉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两地书》，在抗击疫情正当吃紧的时候，邀请嘉宾为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拼搏在武汉一线的工作人员读一封写给他们的信，嘉宾里有武汉籍的朱一龙、做过建筑工人的郭晓东、军人林永健等。一位嘉宾的一封信和一个感人的抗疫故事搭配讲述虽然只有8分钟，但其中插入大量的来自一线或网友的视频素材。这种融入政治、新闻、文艺、网络、人际等传播现象的纪录片作品，必然会带来多维道德规范的整合。纪录片中的真实价值不再是制作者单方面的诉求，而是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治伦理和“褒扬真善美”的文艺伦理基础上的选择者，创造了受众与新闻同时“在场”的规范。

其次，抗疫纪录片参与着中国社会和民众调整价值罗盘和价值坐标的全面反思。疫情防控迫使中国人必须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命价值，自我审视已经扭曲的生存价值观。绝大部分的抗疫纪录片，都把鏡头聚焦在了医生、军人、社工、外卖员等平凡人身上。《温暖的一餐》在锅碗瓢盆之间，便将在疫情防控中的身边人涵盖进了时代的历史进程中；《英雄之城》看似是全景纪录片，它所书写的英雄谱里却都是人民；《被遗忘的春天里》跌跌撞撞迈进春天里，抚慰创伤并竭力求生和重建人生的依然是普罗大众。另外，《口罩猎人》中的林栋，忠实地践行着穆勒的功利主义原则，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跑到土耳其开始大量采购口罩原材料，创造了在疫情防控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神话。随着纪录片的播出，关于马克斯·韦伯“只要是合法赚钱地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46]的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与在疫情防控中形成的“公共价值优先、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争论，事实上就是对价值调整的探索。

再次，在多极化、去中心化的时代里，抗疫纪录片在“再建中心”的过程中，推动着创作者和受众的互动式伦理道德素养提升。新冠疫情发生后，宏观话语体系已经无法再消弭受众的情绪需求，“因信息而起的争议甚至冲突大幅度增加，且越来越难以根据19世纪建立的现代西方伦理学体系作出判断”[47]，纪录片创作者与受众互动的过程，需要不断修正特殊道德语境中的伦理意识。《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导演范士广，本来以聚焦医生和患者的方式开始创作，在与医院的护士交流后，他发现“我们面临的是涉及面非常庞大、复杂的灾难，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就能呈现完整的”[48]。于是，他改变思路，构成了如今呈现在屏幕上的反映时代和历史，同时也聚焦个体生命的作品。“再建中心”就体现在受众观看抗疫纪录片的效果上，如《生死金银潭》的豆瓣评分达到9.1分，正如评论所指出，“在真正身处漩涡一线的纪实记录下，便足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这是人心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一个28分钟的纪录片，我从无数个细节中看到了千千万万个故事。”[49]在受众的道德素养得到升华的同时，受众也不自觉地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意识、人民意识和生命意识。

可见，抗疫纪录片对多维道德规范的整合，反映的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同领域维度上的伦理价值，通过纪录片在事实面前以对话解决了争端，在协商中找到“最大公约数”而化解分歧，即“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人民的共识”[50]。针对新冠疫情防控造成的伦理困境，有学者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守护人类生命健康与安全、维护人类的未来是每个人的责任。”[51]因此，作为传播载体的纪录片，应当在汲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语境中的伦理现象并提供价值启示。

第一，纪录片记录时代事件也记录时代价值。塑造集体记忆的影像，不仅要将至高的善当作最高的伦理原则追求，还应在其中整合并输出时代中的伦理观念。新冠疫情防控不管持续多久终归是要结束的，它带来的痛苦和不安，也终究是人类实现伦理道德转换的必然付出。尽管被称为“黑天鹅”，但疫情防控也牢牢地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一环，这次“非传统安全的人类战争”作为重要的实践活动，必将让人们“对于自身的存在状态、人与人、人与外部环境，乃至人类未来的走向，进行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反思”[52]。正如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长久且痛苦的黑死病后，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新道德对旧道德的替代，彼时留下来的至今都熠熠生辉的作品，无一不显现着伦理价值的光辉。

第二，纪录片构建叙事情感也构建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作为一种内心体验，是人在经历了外在深刻的道德实践后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情感。抗疫纪录片在整合了疫情防控期间大量动人事迹的同时，也将他们的叙事情感延宕至道德情感的层面，包括对患者和医生的同情、移情，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等建设者的敬畏，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理解支持等，都“变成了强烈的心理倾向，它和信念、信心结合在一起，凝聚成强大的情感输出和精神流动，动员起行动者的全部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力量”[53]。从纪录片或其他传播内容中构建出的道德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拓展意义，向内会成为纪录片作品独特的道德规范品质，向外则塑造着传播主体和受众的道德意志与道德人格。

第三，纪录片传播社会美德也规范传播伦理。社会美德与传播伦理作为纪录片内涵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创作者与受众在纪录片中寻求的终极目的，另一个是媒介环境对纪录片在社会规范上的要求，二者相辅相成。抗疫纪录片自觉地“把伦理学还原成为一门真正的实践知识，使得伦理学能够在我们的平凡生活中复归其初心与本意”[54]，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撑下，用影像记录了免于匮乏、恐惧和绝望的平凡生活，批判地包容着中庸、绝对理念、功利主义等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伦理价值，使之与勇于奉献的社会主义道德共同构成了传播行动上的规范准则。

结 语

在制作机构、传播平台和内容类型的交叉融合中，抗疫纪录片不仅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参与和自下而上的文化整合，也实现了抗疫纪录片从信息传播到价值传播的历时性转换。以真相为基础的真实伦理追求是纪录片的第一要义，其传播行为也必然要受制于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在新冠疫情防控这样的特殊伦理语境中，真相存在的伦理价值不单是真相本身——柏拉图以前的哲人认为真相是人类记忆的一切，柏拉图认为真相等同于完美的世界，弥尔顿则认为真相是可以检验、复制和普遍适用的东西。抗疫纪录片正是“利用空间和人的同构，以点带面在小群体之内折射大社会和时代背景”[55]，在提出问题的同时，给予社会语境深刻交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价值理念作出了阐释性地传达。当“个体记忆作用于受众，唤起集体记忆”[56]的时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集体记忆书写的价值判断基底，平民英雄故事被整合进叙事语境，高度凝聚的社会与文化力量，实现了全景式的家国同构。因此，在传播伦理学视阈下，对抗疫纪录片的考察意义，就在于“流动”的真相包含着社会整体的伦理诉求，在生命权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还实现人类公共生活伦理的澄明。090979A1-7C53-485B-A43A-B8E55FEBA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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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090979A1-7C53-485B-A43A-B8E55FEBAC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