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艳，张欣婧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0 引言

区块链、工业互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的诞生与飞速发展，意味着数字时代已经拉开序幕[1]。 “十四五”规划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2]。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数字化转型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息息相关。此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产生一定冲击，制造企业开始积极寻求新的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以应对疫情常态化挑战，从而引发了对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思考[3]，加速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种数字技术的集群式创新突破及其与制造企业的深度融合，也是对制造企业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销售服务等进行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改造，在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作用的同时[2,4]，企业的价值模式、解决方案和方法工具等也随之发生系统性的变革[5]。可以说，数字化转型既给制造企业发展带来无限可能，也使其面临挑战。那么，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受哪些因素影响？在转型不同阶段，影响因素有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系统地进行回答。

1 文献回顾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①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辜胜阻等[6]指出中国制造企业现阶段仍存在较多问题，要合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对传统制造企业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改造，推动企业发展。Sushkevich[7]认为汽车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并大幅优化支出预算。吴静等[8]分析在疫情影响下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认为应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②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的影响。刘飞等[9]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三重影响机制。池毛毛等[10]从数字化赋能视角出发，探索数字化转型与中小型制造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相互关系。池仁勇等[11]基于 “技术-市场”耦合框架研究发现，制造过程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均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Li等[12]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企业创新模式的迭代更新。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与策略。那丹丹等[13]将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做法与美德等发达国家进行比对研究，提出制定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供给型政策、以分担风险为导向的需求型政策和以完善机制为导向的环境型政策。周志明等[14]指出企业应根据所处生命周期，采取不同的模式进行数字化转型。Jin等[15]认为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关键价值主张和能使用的数据来制定合适的战略。④数字化转型框架。Saul[16]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通常包括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客户需求开展全面数字化转型以及转变企业整体的组织模式3个步骤。 Gregory等[17]从组织构造的视角构建基础性的数字化转型框架。万伦等[18]从价值、要素和能力维度设计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参考架构，并给出评估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⑤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Ganesh等[19]对信息技术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组织学习强度起到了正向影响。许爱玉[20]认为企业家能力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因素。Patrick等[21]指出解决数字化转型的能力问题是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孔伟杰[22]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企业规模等对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支持有利于推动转型进程。唐健雄等[23]发现组织学习是影响企业转型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Vogelsang等[24]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因素归纳为技术、组织和环境。陈煜波等[25]通过对数字人才分布、技能和特征的研究发现，数字人才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处于核心地位。赵越等[26]肯定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促进制造企业转型的作用。

通过文献整理发现，近年来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数量逐年递增，产生了很多的高质量成果，涉及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的影响、相关政策与策略、转型框架和影响因素等多个主题，虽然已有部分学者涉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但大多是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看作一个整体，研究某单一因素对其影响作用。然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开展，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利用扎根理论对4家典型的制造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转型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丰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主题的理论研究，并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与建议。

2 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2.1 研究设计

(1)分阶段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企业所处的情景与面临的任务均有不同，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分阶段研究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的划分标准尚未统一。Friedrich等[27]从数字化投入、基础设施和流程等维度出发，将数字化转型分为落后、追赶和领导3个阶段。Andreas等[28]基于产品、客户、运营、技术等9个维度将数字化转型分为从未实现到完全实现5个阶段。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29]从生产、资源要素、系统集成等10个维度将数字化转型分为已规划、规范、集成、优化和引领等阶段。Leino等[30]综合考虑战略、商业模式、组织和流程等因素，将数字化转型分为初级、规范、管理和优秀阶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31]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IOMM，将数字化转型分为基础保障、业务支撑、平台服务、客户运营和创新引领5个阶段。Jahn等[32]依据战略愿景、客户交互等维度将数字化转型分为未实行数字化、初步实行数字化和数字化实行成功阶段。

借鉴以上研究成果，本文综合考虑战略、领导、基础和投入等方面，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①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处于起步期，管理者开始形成数字化转型意识，思考转型战略，明确转型方向，着手转型的准备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小规模的转型探索。②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企业正式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计划，大规模投入资源，对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基础设施等进行数字化改造，对部门间、上下层级间的业务流程进行数字化变革，形成相对完备的数字化工作流程。③数字化转型引领阶段：企业的基础设施、产品、技术、客户和运营等完全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战略效果显著，在实现价值创造、提高综合实力的同时，使得企业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2020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超过30%，增速迅猛，但只有11%的企业进入到数字化转型引领阶段，成为 “领军者”。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企业仍处于孕育阶段和实施阶段。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为更多的制造企业提供参考，本文只研究孕育阶段和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对引领阶段的影响因素暂不做研究。

(2)方法选择。扎根理论是从原始资料中归纳经验进行合理的范畴化与概念化，从而发展新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在于 “发现逻辑”而非 “验证逻辑”，适用于现有解释力不足的研究，并且案例研究适用于探索性问题[33]。因此，本文将扎根理论与多案例研究方法相结合，探索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首先，对案例企业进行深度访谈，结合从网络渠道获取的二手资料，将转型孕育阶段和实施阶段的数据分别通过NVIVO软件进行分词处理，以词频作为主要依据筛选出关键词，综合专家咨询法和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提炼出转型不同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验证理论饱和度，进行信效度分析，并结合案例企业进行深入讨论。

(3)数据收集及信效度保障。本文一手资料来源于对4家案例企业的多次调研访谈，根据专家意见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内容包括数字化转型历程、转型关键事件回顾、数字化转型阶段与相应特征、不同阶段所处情境及影响因素、数字化转型经验与感悟等，访谈对象包括来自于企业行政、生产、研发、销售和财务等部门的相关人员。二手资料来源于企业提供的会议记录、宣传新闻稿、商业研究报告以及通过企业官网、搜狐和百度等门户网站收集的资料，数据收集情况见表1。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相互补充，以保障研究的可信度。同时，将所取得的原始资料发给企业管理人员审核，按照其意见进行纠错与修正，并将所提取的范畴采用背靠背方式咨询专家[34]，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以保障研究的有效性。

2.2 案例企业简介

本文选取案例的标准是：①选取的4家案例企业均为中国的制造企业，具备一定的数字化转型基础，不断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符合对研究对象的要求；②案例企业的领导者具有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积极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③案例企业代表性强，均经历过数字化转型的孕育阶段和实施阶段，有助于分阶段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④案例企业资料具有可获取性，一方面，研究小组长期跟进案例企业，与其管理者建立了良好关系，能够对其进行访谈，并获得相关内部资料；另一方面，案例企业社会关注度较高，能够通过门户网站获取丰富的二手资料。4家案例企业的基本情况见表2。

表1 数据收集情况

表2 案例企业的基本情况

3 研究过程与案例分析

3.1 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的影响因素及案例分析

(1)开放式编码。对资料进行初级编码时，尽量使用被访谈者的原始语言作为标签的初始概念，与收集整理的二手资料相结合，得到254条概念，初始概念数量较多且有重复。因此，对初始概念进行聚类处理，提炼出13个副范畴，见表3。

(2)主轴编码。对开放式编码所提出的13个副范畴进行从属关系分析，提炼出政府驱动、创新驱动、市场驱动、基础条件、企业家精神5个主范畴，见表4。

表3 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的开放式编码

表4 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的主轴编码

(3)选择性编码。在研究主范畴之间的影响关系之后，构建出一个新的实质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政府驱动、创新驱动、市场驱动是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的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基础条件和企业家精神则属于内部影响因素。

(4)理论饱和度检验。研究小组随机对所搜集资料及访谈记录进行抽取检验其饱和度，与主范畴进行融合后发现并未形成新的范畴，显示主范畴内容已足够丰富，故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影响因素作用模型”为理论饱和。

图1 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的影响因素作用模型

(5)案例分析。在对4家案例企业进行分析时发现，案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受到政府驱动、创新驱动、市场驱动、基础条件与企业家精神5个要素的影响。

政府驱动是推动制造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工信部发布 《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要全面普及数字化。C企业所在的山东省是制造大省，出台了多项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解决工业互联网和5G、人工智能政策相互配套问题，引导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良好的政策支撑为C企业提供了适宜的数字化转型环境，作为国内家电制造业的龙头企业，C企业开始尝试数字化转型工作，并成为政府支持的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

创新驱动为中国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B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凭借其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曾3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面对全球数字创新和产业革命浪潮，B企业副总经理提到 “哪怕是在行业内领头、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制造企业，想要提高创新能力，持续性地获得竞争优势，不被市场所淘汰，也要考虑将数字化转型战略作为破解企业持续发展乏力的有效手段”。在创新驱动的作用下，2015年B企业开始探索数字化转型道路。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制造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会，也导致市场需求不断升级，竞争愈演愈烈。D企业是中国重要的汽车制造企业，面对奔驰、宝马、特斯拉等竞争对手相继发布数字化布局与战略及其市场强势表现，D企业紧跟市场需求，通过消费者需求分析，发现客户在线化水平和个性化品牌需求越来越高，自动驾驶、语音控制等新功能将成为消费者的必要需求。在此基础上，D企业开始以自主研发为支撑，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标，以品牌个性化为追求的数字化转型准备工作，研发了许多数字化成果。

制造企业具备的基础条件是数字化转型孕育阶段的重要影响因素。A企业成立初期就开始实施ERP计划，经过多年的发展，拥有先进的数字设备，具备较强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前期所积累的优质的基础条件是A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推力，A企业早在2012年开始数字化转型工作的统筹规划，并着手打造M.IoT工业互联网平台，旨在将客户定制 C2M、供应协同、解决方案等服务标准化、平台化、云化。

企业家精神在转型孕育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D企业董事长曾说： “时代已经推着D集团变，变是顺势而为，不变是逆水行舟。”B企业董事长也认为： “面对制造业数字化变革，集团要么 ‘翻船’，要么 ‘翻身’。”企业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和商业敏锐性促使他们思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B企业在董事长的积极推动下，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明确转型方向和重点任务，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快速上线，为后面实施基于数字技术的产销存一体化项目奠定基础。

3.2 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及案例分析

(1)开放式编码。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开放式编码研究过程和方法，与转型孕育阶段一致，在对资料进行编码后，得到282条概念，聚类处理后提炼出16个副范畴，见表5。

(2)主轴编码。对开放式编码所获得的16个范畴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企业家精神、资源投入力度、对外合作水平、路径依赖性、组织柔性和管理机制6个主范畴，见表6。

表5 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开放式编码

表6 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主轴编码

(3)选择性编码。研究发现，在实施阶段，企业家精神、资源投入力度、对外合作水平、组织柔性和管理机制属于正向指标，而路径依赖性是逆向指标，其相互作用关系可由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作用模型 (简称ZFQ模型)表示，如图2所示。在ZFQ模型中，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正向拉力 (Z)、反向拉力 (F)和斜坡夹角 (Q)的影响。正向拉力由资源投入力度、对外合作水平、组织柔性与管理机制4个因素共同组成，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向拉力则是路径依赖性因素，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斜坡夹角是企业家精神，对数字化转型起到战略指导作用，当夹角Q越大时，企业家精神作用越显著，对转型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

图2 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作用模型 (ZFQ模型)

(4)理论饱和度检验。研究小组随机抽取从企业官网、搜索引擎所获得的二手资料以及访谈记录，与主轴编码融合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并未出现新范畴，显示 “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作用模型”理论饱和。

(5)案例分析。对4家案例企业进行分析发现，案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确实是受到企业家精神、资源投入力度、对外合作水平、路径依赖性、组织柔性和管理机制6个要素的影响。

与孕育阶段的企业家精神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不同，实施阶段的企业家精神更多地体现在能够坚定不移地推动转型工作。A企业董事长说： “我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决策、推动，不断往前推。领导人物想推动，什么困难都能化解。”同样，C企业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后，总经理顶住各方压力，对公司沿用了数十年的科层制体系进行彻底改造，裁撤1.2万名人员，构建基于数字化的 “平台型”组织架构。在数字化转型的实施阶段，企业家的成就导向、领导力和超强意志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实施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2012—2020年A企业投资近百亿元用于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推进，并于2016年以292亿元收购德国机器人库卡公司。同时，邀请海内外1万多人参与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设中，购置了大批先进的数字设备，为A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提供了扎实的软件和硬件基础。B企业同样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数字化转型。例如，斥资2.7亿元对18号厂房智能车间的制造流程、设备等进行数字化改造，现如今18号厂房拥有5万多台先进设备可供使用，还建立了中国唯一的机械智能仓库。

对外合作水平较高的制造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资源，及时发现市场的变化，有利于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A企业与意大利 Clivet、北美 Eureka、华为、OPPO、东芝家电、三一重工等不同领域内数百家优秀企业进行合作，承建首都机场T3航站楼、巴西奥运会、世界杯等多个国际大型工程项目，强大的关系网络不仅使A企业能够把握全球数字化发展机遇，迅速准确地预见和锁定数字化转型方向，还让A企业掌握了更多的先进数字技术，吸引和培养了高质量数字人才。

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需要从原有的固化模式中跳出来，打破长时间实践所形成的惯性。B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及时淘汰和替换落后的、低效的生产方式与销售模式，积极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不断优化业务端到客户终端的运营效率，对企业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适应数字化发展的需要，目前该企业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方式、业务流程与管理模式的数字化。

组织柔性强的制造企业能够迅速适应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弥合原有工作模式中存在的漏洞，提高组织运行效率。C企业创建以来不断优化企业的组织框架，从战略、组织结构以及人力资源等多方面提高组织柔性，经历了 “内柔—外柔—内外兼柔”的动态演进历程。C企业管理人员提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期间，引进新的数字设备以及进行生产流程数字化变革，对企业传统的生产模式及内部管理等都产生了一定冲击，C企业迅速变革组织结构，由原有的正三角结构变为扁平式结构，减少了中间组织环节，加强了部门间协同，有效缓解了转型带来的冲击。

管理机制是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阶段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效的管理机制能帮助企业解决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冲突矛盾，预测风险，降低不确定性。D企业成立专门的经营管理委员会来处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面对的各种突发情况，设立专项的项目管理小组来监控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且形成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围绕数字化转型总体目标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和处理，有力保障和推动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

4 结论、启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孕育和实施两个阶段，以4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出两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构建影响因素作用模型，并结合案例加以论证，结论如下。

(1)在数字化转型的孕育阶段，市场驱动、创新驱动和政策驱动3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驱动力，而企业家精神和基础条件则是转型的内在动力。

(2)在转型的实施阶段，资源投入力度、对外合作水平、组织柔性和管理机制为正向拉力，对数字化转型起正向推动作用；路径依赖性为反向拉力，通过商业模式固化等形式对数字化转型起阻碍作用；企业家精神起至关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企业家精神越显著，越有利于转型实施。

(3)企业家精神作为唯一的贯穿孕育阶段和实施阶段的因素，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内涵与表现有所不同。在孕育阶段，更加强调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商业敏锐性，而在实施阶段，强有力的企业家成就导向、领导力和超强意志力更能推动转型工作的开展。

4.2 理论贡献

(1)少数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但多是研究某个单一因素，如企业家能力、政府支持、组织学习或数字人才对转型的影响[14-15,17-19]，且研究成果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然而，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提炼出多个影响因素，构建多因素作用机理的理论框架，梳理其复杂关系，丰富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2)现有文献多是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但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由局部到全局、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转型不同阶段，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所以本文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划分阶段，聚集孕育和实施阶段，与现有研究相比，分阶段研究更加科学。

(3)采取扎根理论与多案例探索相结合方法进行研究，可弥补数字化转型领域研究方法及案例单一的局限性，研究结论更具代表性。

4.3 管理启示

(1)制造企业要科学判定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处的阶段，根据所处阶段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结合实际制定相适应的人才引进、资源配置、数字创新激励及市场开发等策略，形成良好的转型氛围，加速转型进程。

(2)在孕育阶段，企业家应培养良好商业敏锐性、创新意识等，把握数字化变革机遇，充分利用相关政策，引进先进数字设备与系统，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3)在实施阶段，应注重企业家的领导力和超强意志力对转型的推动作用；还应意识到前期投入的资源可能不会得到显著的回报，但如果资源投入力度不足则有可能影响最终转型的成功；重视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带来的冲击，摆脱路径依赖，形成较强的组织柔性和有效的管理机制提高数字化转型能力。

(4)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科技与财税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建设，提高数字开放与共享水平，为转型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选取了4家企业进行研究，但均为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没有对失败的情况进行探讨，使得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此外，为提高应用价值，只对孕育与实施阶段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引领阶段并未深入讨论，未来随着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进程的不断推进，可以对引领阶段的制造企业价值创造机制等内容进行探讨，使研究覆盖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同时，还可以选择更多的案例企业，深入研究不同情境下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利用定量方法进行模型验证，这将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