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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平台开放性权衡机制研究
——基于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视角

2022-06-24荆林波

中国科技论坛 2022年6期
关键词:开放性企业家战略

赵 坤,荆林波

(1.泉州师范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3.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北京 100732)

0 引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企业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于数字平台企业而言,如何在数字平台一致性和灵活性之间处理权衡互补和共演的逻辑,进而提升企业数字资源开发的利用效率意义重大。文献梳理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网络效应和创新潜力来扩展数字平台的功能,开放性增加了数字平台的市场潜力,但这种开放性的挑战之一是需要保持对所有相关方的控制[1]。Montealegre等[2]研究指出,数字平台开放性发展的核心是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平衡更新 (探索)和完善 (开发)的能力。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管理数字平台的演变给企业管理者带来独特的挑战[3]。这意味着企业在市场中的创新行为是保持即兴搜索和构建之间的连续迭代[4],特别是如何通过创造性和及时行动来应对平台开放带来的意外挑战[5]。

在数字平台的开放性管理过程中,企业家即兴能力是提高企业战略敏捷性,解决强调先前计划的策略与强调眼前的问题/机会之间矛盾的潜在途径[6]。特别是当下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和社交媒体泛滥时代,人们建立联系和创新创造市场的途径发生根本性变化[7]。因此,即兴在建设数字平台创新能力方面存在潜在价值——以变化为导向,弥补计划制定耗时且不能实时适应环境的缺陷,增强组织应对动态环境的能力。然而,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平台开放性的研究,多集中在组织、企业及平台层面,对于企业家这一微观角色的即兴如何作用于数字平台一致性和灵活性的内在机理却研究不足。就数字平台情境下,企业家个人即兴能力的分类、时机及能力因素尚未得到明确定义,因而对于企业家双元即兴如何根据情境需要而调整时机和类型,进而权衡数字平台开放性方面存在研究黑箱。其次,已有研究从企业家即兴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影响入手,认为企业家即兴对增加网络效应和创新潜力来扩展平台的功能,进而引发绩效结果的过程更为显著[8]。但对于企业家即兴的前因后果进行调查方面所作的努力仍有限[9],对于企业家即兴如何有效地推动数字平台创新成功的具体企业层面和制度条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10],未能对企业家即兴如何作用数字平台开放性的过程给予关注及深入研究。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并探索以下重要问题: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如何权衡数字平台开放性,进而收获有效创新?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建构企业数字平台开放性权衡的理论框架,从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这一微观视角,解读企业数字平台在面临保持一致和灵活适应的搜索机制情境下的过程机制。本文的核心理论价值在于为企业家即兴能力如何作用于数字平台开放性提供理论框架,进而为数字平台解决保持一致和灵活适应的开放性悖论提供思路:企业家即兴能力维度呈现探索式及开发式双元即兴特征,以数字平台发展不同阶段的边界条件为现实情景,通过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组合对数字平台开放性产生权衡机制,进而影响数字平台的有效创新。本研究有助于在理论层面建立企业家即兴能力与数字平台一致性创新、灵活性创新,企业即兴战略,组织记忆等相关领域的有效连接,对于弥补和扩展现有数字平台开放性领域的相关研究以及探索新时期企业加强数字平台应用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

1 理论基础

1.1 数字平台:从开放性过程中获取创新优势

近年来,对平台的学术热情源于平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或 “经济摩擦”创造价值的能力[11],平台精心设计的可变和固定费用结构决定了用户加入该平台的意愿以及用户从潜在收益中获得的净盈余互动[12],并激发了关于平台竞争、平台领导力、创新以及平台生态系统等学术研究的迅速增长[13]。对数字平台而言,平台发展依赖于数字资源的生成性和平台对互补创新的开放性,这些特性往往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赢家通吃的动力[14]。因而,数字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边界资源来实现外部价值创造,从而 “外包”部分价值创造,而不仅是在内部产生互补[15]。这意味着数字平台企业依托于数字平台资源和组织形式能够获取企业创新的动能,进而增强竞争优势。

尽管数字平台有其优势所在,但平台生态系统所倡导的开放性对现有数字平台提出挑战。①数字平台企业面临着一种 “生成张力”,在这种张力中,补充者创新的数量增加可能会降低补充者的质量[16]。②为了诱导创新生成性,数字平台向外部参与者开放,数字平台企业被迫将其平台暴露于互补创新之中。这种情景下,将导致平台进入者尤其是竞争对手寻求利用在位者的平台资源,以促进自己或竞争者的平台市场,进而引发不正当创新,降低数字平台创新效率。因此,数字平台企业必须管理平台中的生成性和控制微妙平衡[17]。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平台管理的核心在于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来平衡数字平台的开放性,需要更多关注数字平台企业的生存能力[18],它取决于持续创新[19]。

数字平台持续创新要求数字平台企业必须不断审视其环境,以应对竞争性创新威胁和利用新出现的机会。那么,在交叉网络效应导致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数字平台企业如何在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有效平衡或管理数字平台开放性获取创新优势?已有研究指出,企业需要具备特定的动态能力,即组织在面对快速的技术发展时 “适应、响应并为成功定位自己的能力”[20]。不言而喻,企业动态能力的强烈诉求必然使企业在战略管理及组织能力打造过程中具备异于常规的即兴能力。由此,即兴再次被提起并热议,即兴缩短了企业数字平台计划与执行之间的时间差,有助于企业管理者处理应急事件,提高企业在不断变化环境中的适应力和灵活性。进一步地,本研究认为,数字平台创新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们没有优化平台的 “开放性”:如果平台过于封闭,将潜在的理想参与者拒之门外,网络效应就会停滞;如果平台过于开放,可能会有其他破坏价值的效应。例如,一些参与者的低质量贡献或不当行为导致其他参与者出现缺陷。

1.2 企业家即兴能力:兼具开发式和探索式双元属性的即兴能力

本研究认为应将企业家作为数字平台中即兴的行动主体并在其定义中加以明示。已有研究指出,即兴行为隐含着双元属性[21-22]。叶竹馨等[23]正式提出探索式创业即兴和开发式创业即兴的概念,并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区别做了详细描述。进一步地,王琳等[24]分析创业企业在渐进型创新阶段、适度型创新阶段以及根本型创新阶段,企业开发式即兴能力及探索式即兴能力的构建过程,以提升企业的即兴应变能力和组织韧性。上述对于即兴能力的分类是站在企业尤其创业企业视角,而事实上,保持警惕是创业行动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就更凸显了企业家即兴能力作为企业战略即兴及组织即兴能力的重要前提作用。

尽管在数字平台中,高度创新性的团队成员倾向于通过建设性的讨论方式相互挑战,以探索新的观点并找到应对既定问题的新方法[25]。然而,这忽略了个体即兴行为尤其是企业核心人员的变化和对创新实施的制约作用。事实上,主动性态度较低的个体缺乏对特定情况的判断,更容易被动接受刺激去适应变化,而不是利用线索来接受常规之外的自我行动;而主动性态度较高的个体倾向于脱离常规和以自发和创造性的方式面对突发事件。这意味着在数字平台中,无论是团队/组织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企业家个体即兴行为是应对变化和采取行动考量的基础。

那么,如何定义数字平台中企业家即兴能力?就本质而言,企业家是企业数字平台自发和创造性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战略决策制定者,企业家即兴能力是企业家在面对动态竞争环境过程中的一种个体即兴能力,可以看作是自发性和创造性的融合[26]。自发性维度侧重于不同活动的即时时间序列,即计划、行动以及通过整合即时可用平台资源对特定刺激作出反应。企业家对情境的反应,本质上是在执行情境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行为,具有典型的开发式特征。创造性维度是指在复杂和模棱两可的情况下采取创造性行动的尝试,企业家在执行自发行为时寻找新颖和有用的想法,富含深度性探索的意味。至此,本研究把企业家即兴能力也划分为开发式即兴能力和探索式即兴能力,既呼应了现有即兴能力划分的研究成果,也便于进一步分析企业家即兴能力对于数字平台开放性的平衡机理。

2 企业家即兴能力与数字平台开放性:企业即兴战略及组织即兴导入

企业家即兴能力是企业家个体在危险情境下利用自发性反应来指导行动的一种方式[27]。从已有关于企业家即兴能力的研究看,可以沿袭企业家即兴能力对企业战略即兴的影响以及企业家即兴对组织即兴能力的打造,这两个层面分别作用于数字平台开放性的路线来展开。

(1)企业不可避免的一项关键挑战是战略一致性与意料之外的问题、机会和快速变化趋势之间的价值矛盾,而企业家即兴能力提升战略敏捷性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了一条潜在途径[28],应从企业家导向的创新驱动战略态势中受益,企业家的战略姿态能使企业具有更大的认知和灵活性[29-30]。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家掌控着组织的整体战略方向、项目的组合与战略资源的分配,企业家依靠自身的行业经验甚至直觉判断快速决策并迅速行动,就形成了企业的战略即兴行为。可见,企业战略即兴被视为企业家代表其组织用来应对不确定性、时间压力和资源不足的一种行为策略[31],增强组织战略更新的方向和技术以及提升自身灵活性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工具。

(2)在加速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常以即兴的方式不断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32-33],日益要求企业具有超常的动态能力,企业不断创新、不断领先于竞争对手,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伺机行动的企业或组织即兴能力。在环境、市场需求、竞争态势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不断更新产生新的认知,从而带来战略细节甚至战略方向的调整。由此可见,这些研究观点倾向于把企业家个人即兴当成是一种组织能力,而不仅仅停留在把即兴看成是一种战略行为。企业需要利用组织现有物质的、情感的、认知的和社会的资源来实现即兴活动[34-35],并通过即兴过程中的组织学习来增强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采取创新和先动活动的可能性[36]。因此,在动态环境中企业家即兴能力是组织即兴、团队即兴形成的基础,也是组织学习成长和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

数字平台必须具备开放性和灵活性,要求企业在战略层面保持弹性和张力。美国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乔治·吉尔德曾说过,数字平台企业有助于激发中国创业和企业家精神。那么,反之亦然,具有战略洞察力的企业家同样是数字平台企业成功的关键。企业家即兴能力是企业家战略洞察力及战略执行力的有效结合,它通过企业即兴战略和企业即兴能力两个中间变量来影响数字平台开放性。具体而言,企业即兴战略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多大层面选择和调整开放,企业即兴能力则反映企业对于数字平台开放度的掌控,以及如何同企业现有的资源、组织的吸收和学习能力密切关联,以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短期及长期表现。

3 数字平台开放性权衡: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嵌入的框架

综合而言,企业家即兴能力是提高战略敏捷性,解决强调先前计划的策略与强调眼前的问题/机会之间矛盾的潜在途径[29]。Hadida等[37]指出,对高反应组织而言,即兴是变化中的首选行动策略。可见,企业家即兴理应成为窥探和解构数字平台开放性权衡的重要研究补充。鉴于此,本文在结合前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企业数字平台开放性权衡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嵌入的理论框架

3.1 双元理论框架

(1)能力维度。现有研究把即兴能力维度主要分为创造性 (Creative)、自发性 (Spontaneous)、利用现有资源 (Resource utilization)[34,38]。实际上,在动态环境和时间压力下,企业家即兴不仅表现在利用手边现有可得资源,还包括如何有意地开发、重新组合资源来获得新颖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克服资源缺乏的困难并获得竞争优势[39]。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归纳企业家即兴能力的4个维度,即立即反应、意图创造、资源整合、即时协同,并把这些维度与企业家即兴能力的探索性、开发性特征进行匹配。

立即反应,是企业家对于数字平台动态环境或市场变化的即时警觉性,是一种高度自发性行为;意图创造,代表着企业家有意识、创新性地提出数字平台新颖的解决方案;资源整合,体现企业家利用现有资源以及有意地开发、重新组合资源来获得优势;即时协同,在企业战略即兴层面及组织即兴能力的传导,以及通过数字平台创新实践加以强化,也是种高度自发性行为。本研究认为立即反应和即时协同反映企业家在执行自发行为时寻找新颖和有用的想法,富含深度性探索的意味,属于企业家探索式即兴能力范畴,可以拓展企业家进行即兴行为时手边可利用的资源的广度,使即兴产生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意图创造和资源整合是企业家在执行情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特定行为,具有典型的开发式特征,属于企业家开发式即兴能力范畴,可以加深企业家资源运用的深度并有效提高解决方案的效能。

(2)边界条件。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源于一系列关于平台开放程度的决策主体,如 (a)供应商、 (b)客户、 (c)补充服务提供商、 (d)产品类别和 (e)渠道。然而,站在数字平台主体层面而言,尽管倡导无边界的组织形态有利于创新资源的流动,但平台企业与上述决策主体之间仍存在数字边界。这一边界建立在数字平台企业边界基础上,以网络资源——企业内部网络和互联网 (或任何其他不受控外部网络)之间的边界为表现形式,是数字平台企业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网络范围和网络规模。数字平台的网络范围即平台创新的纵向边界决定了创新资源哪些由平台内部 (数字平台企业自身)完成,哪些创新资源应该通过市场手段完成 (外部其他决策主体参与);数字平台的网络规模是指在网络资源范围确定的条件下,平台企业能以怎样的资源能力组织创新。

从数字平台战略角度看,平台战略和平台资源相互依存,无论是数字平台的网络资源范围还是网络资源规模都绕不开企业家在战略层的决策和导向作用。随着网络资源的不断获取、整合及运用,企业家需要适时的战略调整——推动数字平台进行变革;而平台战略变革也同样要求网络资源的范围及规模发生相应的调整,以契合数字平台战略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平台战略边界构成数字平台开放性的另一重要边界条件,企业家即兴能力在平台战略变革过程中起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说网络资源及战略边界构成数字平台开放性的外部边界条件,那么组织记忆作为数字平台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资产的总和构成了数字平台开放性的内部边界条件。组织记忆一般被划分为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程序性记忆中的惯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刚性,这种刚性可能会促使数字平台企业采用一致性的创新方式;而陈述性记忆能提高数字平台企业评估和导入外部新的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创造性以应对环境变化,进而更可能促使数字平台企业采取灵活性创新方式[40]。

(3)能力区间。能力区间本质上属于对即兴的量化研究,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看,以往文献对即兴的测量方式有两种,一种是Vera和Crossan关于团队即兴的测量方法,另一种是关于即兴行为意愿的测量量表[22]。这些测量方法并未充分体现企业家即兴的定义内容、维度划分或类型区分。本文提出的能力区间不是对企业家即兴能力维度的测量及取值范围的具体测算,而是对企业家即兴能力的不同表征特性——开发性即兴能力和探索性即兴能力进行定性区间分类,如图2所示。以此为基础,探析不同表征特性区间情境下,如何把握资源和边界条件以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

图2 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区间组合

3.2 内在机制

以数字平台发展不同阶段的边界条件为现实情景,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通过能力区间 (双元能力组合)对数字平台开放性产生作用机制,进而影响数字平台的有效创新,如图3所示。具体而言,在数字平台的创建初期,数字平台边界条件相对模糊,企业家对于平台创新所需的资源以及如何组织资源的认知有限。尽管创建初期企业数字平台战略初步形成,但竞争对手的不断变化与创新使得数字平台企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更加关注战略变革。因而,对企业家即兴能力的立即反应及即时协同维度要求较高,双元能力区间呈现出高探索式即兴能力和低开发式即兴能力组合 (区间1)。这意味着在数字平台创建初期,企业家倾向于探索式即兴能力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推动数字平台实现灵活性创新。与此同时,组织更乐意去打破原有的惯例、规范以推动数字平台创新,相比而言,陈述性记忆对于数字平台创新的触发作用较大。

图3 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平衡的内在机制

在数字平台快速发展阶段,企业战略边界相对清晰,网络资源范围及规模初步形成,数字平台企业处理突发事件时间有限且需要多种知识和技能支持,战略目标落地而非战略变革是此时企业家关注的焦点。因而,对企业家即兴能力的意图创造及资源整合维度的要求会高于立即反应及即时协同维度,企业家双元能力区间呈现出高开发式即兴能力、低探索式即兴能力组合 (区间2)。换言之,在数字平台快速发展阶段,企业家倾向于开发式即兴能力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推动数字平台实现一致性创新。而此时组织程序性记忆中的惯例、规范将会更有利于组织内化和资源整合。

随着数字平台进入稳定成长期,数字平台企业累积的资源刚性和组织记忆中的刚性需要不时地调整或打破 (虽然这一调整或打破伴随数字平台整个发展阶段),以更加有利于数字平台的创新产出。因而,战略变革再次被提及,不同的是,经过数字平台快速发展阶段历程,企业家即兴能力中的立即反应、即时协同维度以及意图创造和资源整合维度均保持较高的水准,企业家倾向于高探索式即兴能力与高开发式即兴能力 (区间3)交互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并推动数字平台实现一致性及灵活性创新共演。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企业家对于数字平台开放性面临的风险和失败可能会有更高的包容性,组织内部也已经认可和具备支持组织即兴行为的文化环境,企业家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创新的、自发的交互方式来应对未预料的事件。同时,数字平台稳定成长期的合理配置、整合与利用资源已经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稳定调整型 (Stabilizing)、丰富细化型 (Enriching)与开拓创造型 (Pioneering)等资源整合方式并举,将更可能推动企业家采取探索式即兴行为与开发式即兴行为交互共演。相应地,组织记忆中程序性记忆及陈述性记忆相互交织,推动组织层面不同资源整合方式的选取,从而产生不同类型的组织即兴行为。

最后,在数字平台发展的转型 (或退出)阶段,双元即兴能力的平衡机制更有可能取决于企业家风格。对于变革型的企业家更有可能营造出宽松、鼓励创新的氛围,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的潜力。同时,自身自发地寻找新颖和有用的想法,进而有效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去调动和配置资源,以探索数字平台转型所需的边界条件,并推动数字平台实现灵活性创新;相反,非变革型企业家在面对数字平台转型及竞争压力时,可能无法对动态变化的内外环境做出有效应对,这意味着企业家即兴行为并不明显,表现出低探索式即兴能力与低开发式即兴能力的区间组合 (区间4)。

4 案例研究

本文采用案例验证方式,聚焦于理论检验,选择九牧集团有限公司 (JOMOO) (简称九牧)为研究对象,以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建设历程为主线,阐释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对九牧数字平台的开放性权衡。

4.1 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交替权衡九牧数字平台创建及发展

2017年九牧开始数字化转型,历经多年的积蓄修炼逐步完成了从产品研发、智能制造再到协同发展的商业模式战略部署,全面进入数字平台核心生态圈的打造升级阶段。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建设初期,数字平台定位始于供应商协同,这对于九牧而言尚属首次探索,所以董事长林孝发为核心的高管团队更乐意去打破原有的惯例、规范以推动数字平台创新,表现出立即反应和即时协同的探索式即兴能力特征。时至今日,九牧的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进入发展期,平台战略定位及边界已经相对清晰,正如林孝发所言 “通过数字平台,链接新零售中心、产业转化中心、区域能力中心三大中心力量,聚焦产业优势、构建产业上下游核心供应链、打造千亿生态产业圈”。因此,九牧对企业家即兴能力的意图创造及资源整合维度的要求会高于立即反应及即时协同维度。可见,九牧现有的惯例、规范将会向着组织内化和资源整合方向发展,以董事长林孝发为核心的高管团队表现出开发式即兴能力来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推动数字平台实现一致性创新。

4.2 以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推动九牧数字平台即兴战略变革

企业家个体特征的差异所表现出的不同价值认知、决断能力是影响企业战略的关键因素[41]。在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林孝发董事长及林晓伟副总裁等企业家作为数字平台创建及发展过程的决策主体,受其个人驱动形成数字平台企业层面的创造、积累、利用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尤其是在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创建初期以及所面对的竞争环境不确定性程度阶段,九牧采取即兴运作的战略行动方式,并形成稳定性与弹性并存的九牧即兴战略。

在九牧,即兴战略与战略能力相互支援并共同支撑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的发展。一方面,就战略决策过程而言,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从创建、成长及转型过程中的各项决策的制定都取决于林孝发董事长及林晓伟副总裁等企业家,并且这一共识也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广泛认可;另一方面,从九牧自身战略能力的形成看,战略能力与企业家即兴能力息息相关。虽然林孝发董事长及林晓伟等企业家即兴能力本身并不产生资源,但它却传递了资产整合中最基本的两个因素:价值和稀缺性。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在创建、成长及转型过程中,林孝发和林晓伟等人通过即兴行为来整合内外部资源、能力并形成新的稀缺性资源或数字平台企业独特的能力,进而给九牧带来战略能力;反之,九牧战略能力的形成,又有助于企业家能力尤其林孝发和林晓伟等人即兴能力的提高,如此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战略能力的良性循环。

4.3 以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形成九牧整个组织即兴路径

动态竞争环境下,林孝发和林晓伟等人会自发地寻找新颖和有用的想法,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即兴行为。他们的这一即兴行为激发了九牧员工个体尤其管理层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因素的变化,推动九牧在面临压力或挑战时,通过唤醒积极的情绪体验,获得勇敢、自信等能量激活感受进而产生个体的积极即兴行为。个体成员主要通过开发自身心理及社会资源并通过人际交互形式,触发群体层面的社会互动并产生团队即兴行为。个体知识和技能 (组织记忆)是团队成员进行即兴时所依赖的潜在素材,企业家的兼容并蓄是企业双元创新能力塑造的关键因素[42]。

当九牧5G智慧制造数字平台面临外界动态竞争环境时,林孝发和林晓伟等人首先会对所处状况以及在该状况下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即兴感知和判断;然后根据感知和判断结果,通过决策权下放、提高员工之间的互动质量、营造良好的组织宽松、创新氛围等方式对存在于动态情境中的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和综合利用。同时,组织记忆能够促进即兴能力的提升,通过兼具灵活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即兴战略进一步影响企业战略制定与执行。进一步地,林孝发和林晓伟等企业家即兴能力不仅能够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还在高绩效情境下对组织的情感效益产生一定的增强效应。例如,九牧的一些变革型高管将会给予九牧团队成员充分的自主权,促使团队成员敢于冒险和采取即兴行为,并持续激发九牧即兴的产生;而对于九牧保守型的高管可能更专注九牧团队成员对于既有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组织程序性记忆中的惯例、规范,更强调九牧即兴中战略的一致性。

5 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论是:企业家即兴能力维度呈现探索式及开发式双元即兴特征,以数字平台发展不同阶段的边界条件为现实情景,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通过能力区间组合对数字平台开放性产生权衡机制,进而影响数字平台的有效创新。①在数字平台的创建初期,企业家倾向于探索式即兴能力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推动数字平台实现灵活性创新。②在数字平台快速发展阶段,企业家倾向于开发式即兴能力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推动数字平台实现一致性创新。③当数字平台进入稳定成长期,企业家倾向于高探索式即兴能力与高开发式即兴能力交互平衡数字平台开放性,并推动数字平台实现一致性及灵活性创新共演。④在数字平台发展的转型 (或退出)阶段,双元即兴能力的平衡机制更有可能取决于企业家风格。此外,本文还探究了企业家即兴能力与企业战略能力构建和企业即兴战略形成的关系,理论分析了数字平台建设的各个阶段,企业家即兴能力与组织即兴形成的一般路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在理论层面建立企业家即兴能力与数字平台一致性创新、灵活性创新,企业即兴战略,组织记忆等相关领域的有效连接。同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着重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促进平台经济和推动企业数字资源开发利用,因而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的建议为: “十四五”时期,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思路下,数字经济发展被着重强调。未来研究可重点从4个方面有所突破:①关于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对数字平台开放性权衡的深入实证研究。一是针对多个数字平台的企业家开展跨案例的质性研究,深度分析在数字平台创建、快速发展、稳定成长及转型 (或退出)阶段,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及其对开放性权衡的作用机制,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的理论框架;二是以现有理论框架为基础,建立大样本实证分析模型,采用QCA等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深度检验和拓展。②关于数字平台中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的度量研究。深入探讨企业家双元即兴能力特征,为企业家不同能力区间组合进行赋值,量化出数字平台一致性创新、灵活性创新及创新共演情境下企业家即兴能力的具体水平,进而为提升数字平台中企业家立即反应能力、意图创造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即时协同能力等提供实践支持。③关于企业家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考虑企业家领导风格这一企业家即兴和企业文化打造重要影响因素与企业家即兴能力区间的关系,探析不同领导风格对数字平台开放性权衡的调节作用。④关于组织即兴能力对于数字平台开放性的权衡机制。研究数字平台在宽松、鼓励创新,以及对风险和失败有更高的包容性氛围时,数字平台市场环境因素与组织即兴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否及如何发生变化?组织如何根据资源和能力做出符合数字平台发展的创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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