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宛秋，张若凡，郄海拓，张雨昕

(1.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24；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0 引言

半导体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对象，促进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培育其自主创新能力迫在眉睫。技术开发理论表明研发过程具有较大不确定性风险，很有可能出现投入高于投资回报的情况，这极大削弱了企业研发创新积极性，需要国家政策进行政策干预，保障企业创新行动。根据结构转换理论，国家要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才能维持在领先水平，而政府政策干预可以打破现有结构，推动产业向目标结构升级。

半导体产业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其创新发展对资本等要素禀赋高度依赖，需要国家通过适当的政策工具补充和引导创新资本的注入。为此，国家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亦称国家大基金)，遵守市场机制和规则，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金募集、投放和回收，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资金。迄今为止，国家大基金已经完成了两期的设立和一期的全部投放。其中，一期总规模超过1200亿元，集中在集成电路的龙头企业，在晶圆制造、封测和关键设备、材料等领域取得了初步突破，二期总规模预计超过2000亿元，主要投向设备、材料等技术薄弱领域，投资方式也更灵活，既可投资业界龙头企业，也可共同设立合资子公司。至此，国家大基金成为半导体产业发展中重要的资本和政策力量。相较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传统的政策工具，这种利用市场机制和手段对特定产业关键要素进行有效引导和配置的市场化政策工具理论上对全社会创新资本具有更强的带动作用，亦更能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但其现实效果尚需验证。

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国家大基金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本研究拟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 (渐进DID)验证国家大基金 (一期)投资对半导体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对其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挖掘和探索。本研究运用的渐进DID方法，弥补了传统DID无法衡量 “分段政策”的缺陷，准确衡量各企业国家大基金进入时间，从区域、企业所有制、产业链位置和资本密集度4个视角探索国家大基金对半导体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探究市场化政策工具缓解市场失灵的效果及国家大基金对半导体产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拓展了结构转换理论和技术开发理论的研究领域。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基于企业数据更为客观地验证了国家大基金对半导体产业的作用，以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避免了产业数据隐藏企业异质性特征带来的偏差，并通过异质性检验增加了研究深度和细粒度，为相关政策的立改废提供依据，亦可为深化和提升重点产业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1 制度背景

我国历来重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1956年我国已经提出要研究半导体科学，并将半导体技术列为国家四大紧急措施，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目前已经进入重点建设和快速发展期。2000年和2011年相继出台的 《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和 《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都强调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意义，并在财税政策、投融资政策、研究开发政策和人才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2010年国家在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亦强调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此后，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多层面的扶持举措相应出台，仅在2014—2018年便出台33份[1]产业政策文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 (简称 《推进纲要》)。适应半导体产业资本和技术双密集的特点， 《推进纲要》的保障措施中提出，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重点支持集成电路等产业发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重点支持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兼顾设计、封装测试、装备、材料环节，推动企业提升产能水平和实行兼并重组、规范企业治理，形成良性自我发展能力。支持设立地方性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鼓励社会各类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进入集成电路领域。

国家大基金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一种。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迅猛发展的过程，2015年财政部印发 《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和 《关于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引导意见》，此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更成为国家培育和发展战略性产业的重要政策工具。截至2020年6月，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已经有1349支，自身规模已超2.1万亿，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更是多数单只规模高达千亿级。政府引导基金的本质是结合产业基础与产业规划，由政府出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投入特定阶段、行业、区域的目标企业，以最终实现产业升级或者区域经济发展能力提升的目的，是一种依托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的政策工具[2]。

与以往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半导体产业政策等直接补贴重点企业的运作方式相比，国家大基金由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央企、民企以及集成电路领域投资基金等各路资金投资入股设立，以不包括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夹层投资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的形式进入，以回购、兼并收购、公开上市等形式退出，实行全程市场化运作，具有典型的市场化特征。多年来，市场化政策工具作为一种利用市场化机制和手段对特定产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政策工具形式[3]经历了不断探索和发展，形成政府采购、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种现实形式，并随着市场不断发展。国家大基金就是在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针对半导体产业资本等要素禀赋的需求设计的一种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引导产业链升级与资本市场紧密连接的市场化政策工具。数据显示，国家大基金一期共募得普通股987.2亿元，同时发行优先股400亿元，基金总规模达到1387.2亿元，相比于原先计划的1200亿元超募15.6%。迄今为止，国家大基金一期已经投资完毕，集成电路制造是此轮投资的重点领域，投资分布为集成电路制造占67%，设计占17%，封测占10%，装备材料类占6%。

2 文献回顾与基本假设

2.1 文献回顾

从外部性协调角度出发，学者肯定产业政策在生产、研发创新和推动产业良性运转方面的积极作用，且在制造业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显著[4]。为了有效实现政策目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可以综合政策环境和政策过程等多方因素保障政策执行，政策工具的主要作用在于激励目标产业产生特定行为或结果。此前，产业政策多数通过财政政策工具具体实施，主要包括政府补贴型和税收型政策工具，现有文献对二者的有效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政府补贴型政策方面，宋凌云等[5]发现地方政府补贴型重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当地该产业生产率提升；王克敏等[6]发现导向型补贴引起企业过度投资，影响政策实施效果；Khan[7]认为企业研发能力提升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并提出公共资助型产业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学习障碍。在税收型政策方面，Harris等[8]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目标产业的产出提供一定保障；李远慧等[9]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端制造业企业的一般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王钊等[10]认为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端技术产业升级。总结财政政策工具，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显著提升战略新兴产业创新效率，少数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增值税转型政策不能提升东北地区企业自主创新水平[11]。在其他政策工具方面，德国巴伐利亚的经济集聚政策通过组织性政策工具，设立集群办公室、发展产业集群网络等手段显著提升了目标产业的企业创新率[12]。

对政策工具的细分行业和异质性的研究使研究结论的针对性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已有政策工具细分行业研究涉及到旅游业[13]、新能源汽车产业[14]、医药产业[15]和稀土产业[16]等。产业政策样本异质性特征通常包括企业所属区域、所有制、市场程度、创新动机等。如划分并比较我国6个不同区域间创新产出[17]，探索长三角区域高新技术产业政策[18]，研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财税政策实施差异[19]，探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20]，考察实质性创新企业和策略性创新企业的政府补贴区别[21]。

上述研究从方法和分析维度上为政策工具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工具，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政策效果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现有研究初步证实了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及其作用机制[22]，为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的精准度，仍有诸如其对创新绩效、企业绩效等更多维度的政策效果及其影响机制有待深入探索。

2.2 研究假设

(1)半导体企业与国家大基金投资后的创新绩效。企业创新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使创新过程中缺乏资金支持成为阻碍创新的重大问题。战略性投资可以成为有效的资金来源，但涉及其对创新的作用效果，不同学者却有不同看法。学者认为，战略风险投资可能会干涉企业创新，对创新绩效起到反作用[23]。主要是由于战略投资人需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通常追求短期投资 (通常为3年左右)并有明确投资回报预期，所以在短期内的限制下将会与企业长期创新发展产生冲突。也有学者认为，战略风险投资利大于弊，如投资有利于提升行业专利比率[24]，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障，特别是长期持股投资方式能够通过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对冲风险。而当国家在战略层面重视某一产业就一定会引起资本市场的反应，使创新能力成为评估企业价值的有效指标，助力企业提升创新能力。针对重点产业发展，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以期提升创新效率，尤其在新兴产业的政策促进创新效果更加强烈[25]。税收减免政策可以减轻由于高额税收所带来的价格与价值不对等问题，人才提升型政策为相关产业定向培养人才，助力行业创新[26]。这种背景下，战略性资金支持往往对高技术产业的创新促进更为有效，政府引导基金更可能通过目标管理、战略引导、资金支持等对科技型企业进行帮助，从而促进产业升级[27]。基于此，提出假设H1：国家大基金投资对半导体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2)半导体企业所在区域差异与国家大基金投资后的创新绩效。研究认为，东西部地区的基础环境不同会影响政策工具效果。非市场化政策工具 (如：定向补贴等)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有力工具，在中西部地区作用优于其他区域的主要原因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创新限制因素多，资金匮乏，导致较高的政策补贴依赖，激励效果相较于东部地区更加显著[28]。同时，正是由于东部信贷环境良好货币调节效应强，使得东部地区的企业对政府政策的依赖较中西部低[29]。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等市场化政策工具大多需要配套措施与人才聚集来发挥更优作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往往能促进创新绩效提升，但由于地区经济、产业基础和市场竞争等诸多差异导致在不同地区产生异质性影响。例如，在东部地区产生优于其他区域的提升作用的原因可能是：①资源禀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更优越，经济环境利于创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占有沿海地理位置优势，对外开放程度较大，更易促进全面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支持东部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率先发展。对此国家设立京津翼、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引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些措施对东部地区经济产生了有效的促进，肖燕飞[30]指出东部地区在资本总量和资本内部结构上占据主导地位，与区域经济呈现长期稳定关系。②产业基础。东部地区产业基础雄厚，对创新有益。东部地区对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巨大，为东部地区技术发展带来优良的研发环境，地方重视企业研发，创新基础雄厚。③创新意愿。东部地区充分利用环境优势，积极进行产学研合作达到协同创新，呈现较为密集的空间集聚特征[31]，而风险投资可以作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产业的集聚与技术转移的金融中介[32]。在东部知识溢出的基础上，风险投资进一步吸引资源聚集，加速创新网络发展。网络之间存在协同作用[33]，故而资金投入在东部地区企业将会更加有效提升该区域企业创新效率。不仅在投资进入过程中，企业拥有强烈的创新意愿，在投资退出后，前期所养成的投资示范效应也会继续吸引其他资金的进入，达成资金—创新—资金的良性闭环。④市场环境。东部地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有利于企业内部升级，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市场竞争能够推动企业创新，起到外部监管的作用，有助于加速化解管理层内部矛盾，缓解融资约束来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创新[34]。东部地区企业密集，市场竞争更强，很可能对国家大基金投资呈现出更强的创新绩效敏感性。基于此，提出假设H2：相较于中部地区，国家大基金投资对东部地区半导体企业创新绩效更具有促进作用。

(3)半导体企业所有制差异与国家大基金投资后的创新绩效。国家大基金作为一种市场化政策工具，能够引领社会资本注入半导体产业，帮助产业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并缓解技术封锁压力。不同企业所有制也具有各自的特点，探究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可以帮助未来精细化政策制定，帮助产业更好的转型升级。

从可获得资源、竞争意识与管理人员任命角度看，民营企业更容易被政策激励。邢会等[35]通过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发现不论是对于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的促进，民营企业的表现都更加优越。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在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撑创新投入时，会主动 “贴近”政府政策，获得支撑自身发展的资金。从上述研究可见，民营企业的完全竞争市场促使其以政策为导向发展。

从相关技术储备和对国家战略的理解等角度看，高端技术行业获得直接资金支持时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永真所公布的信息，2012年中央企业资产的70%都分布在通信和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产业。这些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更易与政策目标保持一致，进而有效减少外部不确定性。鉴于国有企业资金来源多来自于国资委，企业高管也需要接受国资委特定考核以验证是否承担相应社会责任[36]，故而企业高管在考核指标的要求下会进行较多创新投入。而且，这些国有企业依托于前期优质的资源投入和较低的融资约束水平培育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也更易平行开展多个研发项目，从研发基础和研发的延续性角度看都明显优于民营企业。当其获得国家大基金支持时，能够降低损耗在资金布局和配置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精准快速投入研究实验、设备采购等创新活动中，解决研发项目中的资金瓶颈，高效产出创新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H3：相较于民营企业，国家大基金投资对国有半导体企业创新更具有促进作用。

(4)半导体企业产业链位置差异与国家大基金投资后的创新绩效。在整体产业链中，产业上游、中下游在研发基础、研发难度、生产产品等方面呈现诸多不同特征，产业政策作用也因而有所不同。以半导体产业来说，半导体上游产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目前在半导体材料方面具有较高技术壁垒。我国半导体产业上游处在 “大而不强”的位置，基础有待提升，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强。从半导体设备分析，中国半导体设备借助 “02专项”在刻蚀、PVD、清洗机等细分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高端光刻机的发展突破有待时日。国内龙头企业上海微电子在2020年发布可以量产90nm的光刻机，而国际龙头阿斯麦 (ASML)在1991年便取得90nm光刻机方面的突破，可见国内与国际还有较大技术积累差距。此外，设备对供应链要求极高。一台高端光刻机需要上万件精密器件组成，包括光学系统、计量设备、传送带等，国内配套供应链的差距也会直接影响半导体设备的真正国产化。故而半导体上游产业发展不仅是半导体材料与半导体设备的技术，还是相关配套产业链的技术提升。

半导体中下游产业部分设备依托进口，而我国在后续加工技术领域具有一定积累，同时半导体中下游产业的自主研发也逐渐得到重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华为海思致力于自研EDA软件，以期实现彻底的设计国产化。在集成电路封测领域而言，得益于劳动力充足的优势，我国在封测领域占据较高地位。同时，在 “02专项”的支持下，长电科技、通富微电等企业在金属凸点技术Bumping、倒装芯片技术Flip-chip等高端封装技术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此外，产业上下游间存在溢出效应，即上游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得到创新补贴等方法扩大产业规模，进而加速下游扩张，从而实现上游产业政策间接促进下游发展。郭研等[37]通过实证验证了该项说法的正确性，即政府创新补贴可以通过对产业链向前或向后的溢出效应，拉动整个产业的规模增长，加强创新效果。政策对不同产业链位置不仅影响不同，还会产生间接作用。政策退出后会通过影响下游需求而导致上游产能过剩，进而对整体的纵向产业结构造成深远影响[38]。

综上所述，相较于上游，中下游产业具有国内外差距较小，自主能力相对较强的特点，相关产业有望在短期内见到成效。再结合已有研究，财政补贴对集成电路企业下游创新效率促进强于半导体产业上游企业[39]。基于此，提出假设H4：相较于半导体上游产业，国家大基金投资对中下游产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显著。

(5)半导体企业资本密集度差异与国家大基金投资后的创新绩效。半导体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现有产业发展情况呈现垂直分工模式，正是因为部分细分行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单一企业资金很难支持全产业链发展。高资本密集度以集成电路制造中的晶圆代工为例，2019年三星投入10万亿韩元 (约560亿元人民币)建设5nm晶圆制程产线；台积电建造的5nm商用量产生产线 (每月量产2万片晶圆)投资达到120亿美金 (约760亿人民币)。上百亿人民币的投资，提升了进入壁垒，大量订单又促使企业拥有大量技术实践机会，达到技术进步，进而强化了技术壁垒。但并非所有细分行业都需要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就具有高技术壁垒、低资本投入的优势，相关芯片设计在EDA软件上完成，无需过多固定资产投入，但需定期支付EDA软件厂商使用费用，是轻资产模式运转。同时，设计行业毛利率通常在30%以上，不论是资金周转率还是利润都在产业链中位居前列。

综上，同一产业内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对资金的敏感程度相异。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对资金需求越大，资金回收周期越长、其经营活动对资本注入的敏感性也就越强。随着资本注入后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注入的规模效应也必然提高，进而增强技术创新[40]，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反之。基于此，提出假设H5：相较于资本密集度低企业，国家大基金投资对资本密集度高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

3 实证设计

3.1 研究方法

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 (渐进DID)对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可以排除政策实行时间对研究对象的干扰，解决政策采取 “试点先行、逐步扩容”的做法，Beck等[41]使用渐进DID研究银行业放宽限制对美国其他州、不同时期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熊家财等[42]使用渐进DID探究国企民营化改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以看出，渐进DID适用于评估国家大基金自成立后分批投入半导体企业的情形。为检验市场化政策工具 (以国家大基金为例)有效性，并探究政策作用效果，本研究拟采用渐进DID，将国家大基金2014—2018年投资的半导体企业作为实验组，国家大基金2014—2018年未投资的半导体企业作为对照组进行实证研究。

为了保证以国家大基金的投入为冲击事件采用渐进DID来评估国家大基金的投入效果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本文对国家大基金的投入是否为该年的唯一冲突事件进行了评估。首先，本文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均为半导体企业，惠及半导体产业的政策不会影响结果；其次，本文对半导体企业的其他政策性资金来源进行分析，发现税收优惠、01专项、02专项等均为2014年前存在的持续性支持，亦不会影响结果，保证了渐进DID在本测算中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3.2 样本与变量选取

(1)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本文使用Wind数据库半导体产业主要企业与国家大基金 (一期)投资上市企业为样本，选取2014—2019年企业相关数据，考虑到滞后效应，专利数据取到2020年，其他变量取到2019年。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并对变量进行1%与99%分位的Winsorize处理，获得422组观测样本。

上市企业财务特征数据主要源于CSMAR数据库，专利申请情况源于incopat数据库，产业上下游与企业注册地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是否有国家大基金 (一期)投资通过查询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及网络搜索收集并进行手工整理。

(2)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如下。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发明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创新绩效 (lnpat)。原因包括，一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08年)把专利划分成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3个种类。其中，发明专利具有科技含量高、获取难度大等特点，可以较好地代表企业创新绩效。二是在以往文献中，该变量常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43]。因此，基于定义和文献研究，选取发明专利申请量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在具体实证操作中，研究使用滞后1期的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加1的自然对数 (lnpat)衡量企业创新绩效。滞后1期是最优选择，这是因为受限于数据，国家大基金一期于2019年完成全部投资，2020年的专利申请数是目前可获取的最晚年份的专利数据，如此处理有助于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完备性；而且获得国家大基金投资的企业都具有良好的研发基础和相当数量的在研项目，国家大基金的投入有利于企业迅速解决设备采购、实验投入等方面创新资金的瓶颈问题，从而加快当前的创新进程并完成创新行为取得创新绩效。此外，在以往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中，滞后1期是一种常规选择[44]，因此选择滞后1期处理企业创新绩效变量。同时，为保证创新绩效衡量的可靠性，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全部专利申请量和研发投入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将样本期内有国家大基金投资的企业定义为 “实验组”，虚拟变量Transform取值为1；样本期内没有国家大基金投资的企业为 “对照组”，Transform取值为0。After是国家大基金投资前后时段的虚拟变量，国家大基金投资进入前取值为0，进入后取值为1 (由于中微公司的大基金进入时间为2014年12月，为更加准确衡量政策效果，实验中将大基金投资进入时间划分为2015年，其余企业则按照实际进入时间取值)。交互项Transform×After是DID变量。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文章[45]控制了可能影响公司创新的变量。具体包括：资产负债率 (ALR)，以企业资产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表示；营运资金周转率 (TAT)，以营业收入净额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表示；企业存续期 (lnage)，以公司自注册以来的年限对数表示；公司规模 (SIZE)，以企业的资产总额对数表示；营业收入 (lnincome)，以营业收入的对数表示；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以及年度虚拟变量 (Year)。

3.3 模型构建

国家大基金投资是分年度开展的，将国家大基金 (一期)是否投资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多重差分回归模型 (渐进DID)，公式为：

lnpati,t+1=α0+α1DIDi,t+∑γjXj,i,t+

∑δkYeark+Industryn+εi,t

(1)

式中，lnpati,t+1为因变量，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回归。DIDi,t表示国家大基金对企业进行投资，α1表示国家大基金投资对半导体产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Xi,j,t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Yeark表示时间虚拟变量，Industryn表示半导体行业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了验证国家大基金投资对半导体产业企业创新绩效作用的稳健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性得分匹配 (PSM-DID)进一步检验。先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在对照组中找到与实验组最相近的企业，再将匹配到的企业进行DID回归，回归模型为：

∑δkYeark+Industryn+εi,t

(2)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DID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DID回归结果

4.1 整体效果分析

由表1可知，国家大基金投资对半导体行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H1成立。这表明以大基金为代表的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对基础性技术产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验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从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看，营业收入对半导体行业企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在该行业，国家大基金投资企业营收能力越强对创新效率提升越高。

4.2 异质性效果分析

(1)地区异质性分析。根据对样本的分析发现，国家大基金 (一期)投资企业中未包含西部企业，因此，本研究将样本数据依照企业申请注册地址划分为东部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和中部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两组。

由表1可知，相较于东部地区，国家大基金投资对中部地区半导体企业创新绩效更具有促进作用，H2不成立。这说明东部地区由于自身资源丰富、产业聚集，对国家大基金的资金需求度相对较低。而中部地区的半导体企业资金缺口更为紧张，再结合半导体产业自身对资金需求量大的特质，国家大基金投资对于中部地区企业创新绩效促进更为有效。而从东部地区资产负债率的负向影响可知，企业自身资金约束越严重，越容易抑制创新活动，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而从营业收入的正向影响可知，经营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企业创新。

(2)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扣除中外合资企业样本后，本研究将剩余的372组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组分别探究国家大基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结果见表1所示。相较于民营企业，国家大基金投资对国有半导体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H3成立。因为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战略设定方面与国家战略布局一致性更高，国家产业引导基金进入后能够更为快速高效地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花费在战略识别与试错调整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资源较少，从而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略高于民营企业。同时，由于企业所有制不同，资产负债率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显著区别。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越高创新绩效越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越低创新绩效越强。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对企业管理者传递未来收益预期的信号。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表明企业管理者对企业预期收益有信心,从而加大研发创新。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有限，在考虑生存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研发创新，行为倾向保守，所以在高负债情况下会减少创新行为以控制风险，进而降低创新绩效。

(3)产业链位置异质性分析。半导体产业中各细分产业具有不同特点与背景，为了进一步分析国家大基金投资对产业上下游的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将半导体支撑产业 (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划分为半导体上游产业，将除此以外的其他半导体产业 (分立器件、集成电路，集成电路细分为设计、制造、封测)划分为半导体中下游产业，以探索大基金的注入对上游产业和中下游产业短时间内 (1～4年)是否有明显影响。

由表1可知，相较于上游产业，国家大基金投资对中下游产业整体具有更加明显的创新促进，H4成立。国家大基金投资对中下游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略高于上游产业主要是由于上游产业技术壁垒高、基础差距大、涉及范围广的特点所导致短期内投资促进创新作用略低。对中下游产业的投资快速弥补了下游产业发展需要的资金，在没有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下，单靠税收政策等的侧面补贴，资金难以支撑该方向创新投入的需求。同时发现在半导体中下游产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对抗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更强，在创新上更具优势。

(4)资本密集度异质性分析。本文使用固定资产比率 (固定资产/总资产)来衡量企业资本密集程度，固定资产比率越高表明该企业的资金壁垒越高、资本密集程度大；反之则表明企业资金壁垒低、资本密集程度低。使用样本固定资产比率平均值0.2153作为资本密集程度分界线，若固定资产比率大于等于0.2153则认为该企业是资本密集度高企业，反之则认为是资本密集度低企业。

由表1可知，相较于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国家大基金投资对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H5成立。资本密集程度高的企业投入越多，战略布局可能更长远，加之高资本密集度带来的壁垒较高，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地位。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通过国家大基金投资进一步扩大规模并着重研发创新，更易深化技术壁垒与资本壁垒，巩固自身优势地位，获得更优的创新效果。

4.3 稳健性检验

(1)倾向性得分匹配。由于本实验所选取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为确保上述渐进DID模型估计的有效性与准确性，采用PSM-DID方法为实验组的每一企业匹配在对照组中的一个特征相近的企业。本次匹配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 (ALR)、营运资金周转率 (TAT)、企业年限 (AGE)、企业年限对数 (lnage)、资产总额对数 (SIZE)、营业收入对数 (lnincome)。最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使用PSM-DID模型后DID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不存在变化。与DID回归结果趋同，对上述实证分析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

(2)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创新绩效。参照石琦等[46]的处理方法，替换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为企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的总数 (即专利申请总数)衡量。更改创新绩效衡量指标后，对模型再次回归。结果显示，DID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不存在明显变化，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参照李宇坤等[47]的处理方法，将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使用创新投入指标研发强度 (研发费用/营业收入)衡量。改变创新绩效衡量指标后，对模型再次回归。结果显示，整体状况、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半导体中下游产业和资本密集度高企业DID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都为正且显著，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唯一区别是，上游企业组的系数也为正且显著，这是因为中下游企业的经营特点决定了其研发活动需要制造设备作为基本条件，所获资金再投入研发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投入了设备采购，这部分设备支出虽也是企业获得创新绩效的必要支出，但从分类上未被直接计入当期的研发投入。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家大基金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典型应用，是一种极具特征的市场化政策工具，本研究以国家大基金 (一期)投资的半导体产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渐进DID方法测算了国家大基金对于半导体产业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国家大基金对半导体产业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异质性研究发现，国家大基金的进入对中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产业链中下游企业和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的技术创新引导和激励效果更优，结论为政策工具投放的时点、顺序与倾向等的布局提供了借鉴。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各级政府可以进一步有序推进市场化政策工具——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半导体产业的投入，并推广到目标产业，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对目标产业创新资源投入的引导和乘数作用，从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推进目标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业转型，为国家战略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其次，结构转换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转换是政府产业政策的主动推进，而不能仅靠市场化行为，因此政策工具本身应与市场运营紧密结合。当前新兴政策工具不断涌现，给政策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带来了新思路与新路径。以国家大基金为代表的市场化政策工具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市场与政策之间的互动模式，为产业政策在目标产业中发挥带动作用带来了新思路，有助于撬动、引导社会资源向战略性、先导性产业集聚。最后，在确定国家大基金的投入对象、投入时机、投资时长、绩效标准等方面，对异质性企业进行精准施策并依据企业状态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应建立多维度和动态的评价体系，以实现精准施策，并保持一定政策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