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磊

散文，本是中国古代除诗歌外的文学大宗。但随着近代以来文学体裁的重新划分及其价值等级序列的翻转，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a;而一度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b的“文章”，反而有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趋势。直到晚近“非虚构文学”概念的传入，“散文”随着其定义和外延的相关争论以及“非虚构”创作的勃兴，再次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关注的焦点。

本文所称的“散文”取其最广泛的含义，即除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包括注重抒情性、接近“美文”的“传统”散文、随笔等，也包括传记/纪实作品在内的狭义的非虚构作品。

一、被“遮蔽”的小说家散文

2004年，王安忆受聘于复旦中文系，创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并亲自参与一线教学以及开题、预答辩、答辩等全程培养工作。早有论者指出，素以小说家身份闻名的王安忆，其散文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她的小说成就“遮蔽”了。c实际上，王安忆陆续出版过20余种散文集d，有人认为王安忆的许多短篇小说也带有散文化的倾向。e在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的散文创作和教学传统中，作为散文家的王安忆是不应被忽略的。

王安忆关于散文最集中的探讨见于她1995年发表的《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f。这是一篇在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上极具理论价值的文章，后被收入《王安忆研究资料》 （张新颖、金理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和《中国当代文论选》 （陈思和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王安忆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好像没什么特征，我们往往只能用‘不是什么来说明它是什么”g，所以她把散文定义为“那种最明显区别于小说和诗的东西”h——我以为，王安忆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散文是与小说和诗“相反”的东西。这“相反”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对立：“小说和诗都是虚构的产物，前者是情节的虚构，后者是语言的虚构”，而散文“最接近于天然”，“完全不通过虚构的形式”，“散文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是真实的”i。她在另一处还说：

散文在我看来，一定是成熟的完美的作品，它们是比小说、戏剧、诗更纯粹的东西，它们是完全裸着的精神，是灵魂的直白。j

这里的“散文”自然是指好的散文，也是王安忆对散文这一体裁至高无上的褒扬;而所谓“纯粹”“裸”“直白”显然和散文的“非虚构”性质有关。

关于散文在语言和情节上的“非虚构”特征与内在张力，《情感的生命》中有两段精彩的叙述，反映了王安忆对散文的独特认识：

散文在语言上没有虚构的权利，它必须实话实说。看起来它是没有限制的，然而，所有的限制其实都是形式，一旦失去限制，也就失去了形式。失去了形式，就失去了手段。别以为这是自由，这更是无所依从，无处抓挠。你找不到借力的杠杆，只能做加法。你处在一个漫无边际的境地，举目望去，没有一点标记可作方向的参照。这就是散文的语言处境，说是自由其实一无自由。它只能脚踏实地，循规蹈矩，沿着日常语言的逻辑，不要想出一点花头。k

……当小说依然保持有虚构的权利的时候，它的题材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可是散文还是不虚构的，在这不能虚构的前提之下，再怎么宽容，它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不是操作性强的东西，有着非制作的意味，你很难想象它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产品。它是真正的天意。它的情节是原生状的，扎根在你的心灵里，它们长的如何，取决于心灵的土壤有多丰厚，养料有多丰厚。要说小说概念里的“人物”，散文也是有的，却只有一个，就是你，也是无从虚构的。l

总之，“散文的现实很矛盾，它好像是怎么都可以，其实却受到根本的钳制。这钳制使它失去了创造的武器，……散文的空间貌似广阔，其实却是狭小的，狭小到你不是这、不是那地说上一大串，最后所剩无几的那一点点地方，才是散文的天地，是有些夹缝中求生存的” 。m

2020年，王安忆又为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这里的“非虚构”取其狭义，即注重叙事性、比较接近纪实文学，而区别于“传统”散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此“非虚构写作”又与“虚构写作”有着微妙的联系。从王安忆为学生开列的书单中便可窥得一斑：[美]杜鲁门·卡波特《冷血》、[澳]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名单》、[美]约翰·格里森姆《无辜的人》、[美]A·司各特·伯格《天才的编辑》、[美]凯文·库克《旁观者》、[美]丹·费金《汤姆斯河》、[美]丽贝卡·思科鲁特《永生的海拉》、[德]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罪行》、[英]苏珊·崔弗斯《北非丽影》、[英]莎莉·曼《留住这一刻》、[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大转向》、毛泽东《寻乌调查》、钱钢《唐山大地震》。——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王安憶在课上常说，西方小说正逐渐放弃“讲故事”的传统，而这个任务似乎逐渐落到了“非虚构”身上。她要求学生阅读这些作品，也是希望借“非虚构”这块他山之石，让学生在小说创作上有所启悟。事实上，她确实达到了目的。除了阅读指定书目外，她还要求选课学生通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研，完成一篇非虚构作品作为期末作业。令人意外的是，学生完成的非虚构作品普遍比他们在“小说写作实践”课上完成的虚构作品好得多，至少显得“骨肉丰满”。我想，这便是“非虚构”所规定的“真实性”的功劳：它既是限制，却也提供了取材的路径;不似作“虚构”的探险时，学生每每苦于现实经验的匮乏而无从下笔。

二、“美文”题材的赓续

在“传统”散文方面，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同样接续了“五四”以来的“美文”传统。其中贡献最突出者，首推本专业刚刚荣休的导师、上海散文家——龚静。从教三十多年来，龚静陆续出版了十余部散文集。n《城市野望》等篇收入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市井的声音》被翻译成英文并收入选本出版。她还曾获得第三届“上海文化新人”荣誉称号（2000）、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奖”（2006）、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2014）以及2014年和2016年“上海市作协会员年度作品奖励”等荣誉。CE3C2798-607E-4CAB-BC54-ADCB50BA3773

龚静曾这样阐述自己的散文观念：

严格说来，我的“写作自觉”始于90年代，虽然也写诗歌和小说等，但目前为止，写作的主要文体还是散文随笔（或者说非虚构），这么说其实还是遵循了五四以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文学分类，其实我更愿意说写文章而非仅仅散文创作，我比较认同中国传统文学中“文章学”的观念，书信、论文、报告，甚至说明文，写人记事论学问，扎实的内容（细节）之外拥有作者的生命情致，都是好文章。周作人提出过文章之“余情”观，意谓拥有了作者的情致，那么即使一篇说明文，也是可成佳作的。对此，我深以为然。o

所谓“余情”，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好的散文（“文章”）不能“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那个“至多只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p这里的“余情”——也就是引文所说的“作者的生命情致”——可以说是龚静散文观的核心：只要与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紧密相连，那么无论什么体裁的非虚构文章，都称得上是好散文。从这个意义说，龚静对散文的甄别和评断，不再囿于狭隘的体裁区隔。用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形容：好的散文就是“有我”的文章。评论家刘绪源曾在一篇题为《论文可以是美文——且以中国文章变迁史为据》的文章中说：“有‘余情就有个性，这就扩大了主体的创造性和文章的审美价值的存在余地，这文章才会是活文章（而非机械板固的推理记录）。”q他还以胡适、周作人、鲁迅、俞平伯、钱锺书等人为例，不无犀利地指出：“他们所具有的作家身份并未降低其学术地位，相反，这有时正是学术巨子才达到的境界”，而“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钱锺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 《诗可以怨》……也有内在的严密的逻辑，更有难得而可靠的实证和合乎学术情理的卓越的想象力，并且还能把文意表达得清通从容，这一切，都体现了学人在治学时的充裕的‘余情。”r这些恰可视作对龚静散文观念的进一步阐述与生发。假如往前追溯，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明“性灵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s的影响。

自2010年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正式招生以来，龚静每年为本专业学员开设学位基础课“散文写作实践”和学位专业课“散文经典细读”，指导学生近30人，她的散文理念也在这十多年间薪火相传。近年来，以上两门散文课陆续由本专业新引进的中国“80后”代表作家、台湾政治大学文学博士张怡微“接棒”。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张怡微从2019年1月起开始在《萌芽》杂志以专栏形式连载课堂讲义，并于2020年结集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对现代散文进行条分缕析的创意写作指南”——《散文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实际上，除了在小说领域众所瞩目的成就外，张怡微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有十分不俗的表现。她出版有散文集《怅然年华》（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都是遗风在醉人》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我自己的陌生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情关西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云物如故乡》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新腔》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曾荣获第二届“两岸交流纪实文学奖”佳作奖（2012）、第十五届“台北文学奖”散文首奖（2013）。在《散文课》一书的《后记》中，张怡微这样描述自己理想中的散文：

最令我意外的是，在“创意写作”这个舶来专业如日中天的当下，即使“散文课”是非常弱势的、急需得到帮助的，我仍在旧纸堆中找到了一个闪亮的名词。那就是余光中在《逍遥游》中提到的“另一种散文”——“超越实用而进入美感的，可以供独立欣赏的，创造性的散文（creative prose）”。这可视为中国“创意写作”散文课的探索目标。t

这“超越实用而进入美感的”“另一种散文”，亦可视作对龚静散文观念的某种呼应吧。

三、以学术为基的传记文学

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创设之初，“非虚构写作”尚未在国内勃兴，我们对“散文”这一体裁的定义还没有如今这般剧烈的争议。专业方向中和散文归为一类的还有传记（“散文与传记创作研究与实践”）——这里的“散文”自然基于当时较普遍的认识，即为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传统”散文;而传记，从今天的角度看，自然属于“非虚构”的范围，亦可算作广义上的“散文”。从这个意义上看，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的“非虚构”创作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

1952年来到复旦并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朱东润先生，素以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学界所称道，但朱先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生前尝言：“我死后，只要人们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我于愿足矣。”u足见“传记文学家”这一身份对朱先生而言何其重要。

1941年，朱东润动笔撰写他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张居正大传》，两年后完成，交开明书店出版v;又于1940年代至1960年代初陆续完成了《王守仁大传》 《陆游传》 《梅尧臣传》等。其中，《陆游传》和《梅尧臣传》分别于1960年和1979年出版;但《王守仁大傳》的文稿在“十年动乱”中遗失，惜未付梓。《元好问传》则是朱先生的最后一部传记作品，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专著。据陈尚君回忆，该书“大约经始于1984或1985年，完稿于1987年10月或11月”，但“还差一篇前言”w。遗憾的是，先生当时已罹患癌症，病情随即恶化，次年2月便与世长辞。

朱东润传记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学术研究与传记创作的互补。他在创作《张居正大传》之前，先对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传作品——《史记》进行了深入研究，撰成《史记考索》;并以西方传记文学理论的视野观照中国传记文学的沿革，写作《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 （1940）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1941）：这些都为《张居正大传》 （1944）的完稿奠定了基础。《陆游传》和《梅尧臣传》则更加典型：伴随《陆游传》 （1960）先后著成的还有《陆游研究》（1962）和《陆游选集》 （1962），《梅尧臣诗选》 （1980）及《梅尧臣编年校注》 （1980）则与《梅尧臣传》（1979）陆续问世。《杜甫叙论》与《陈子龙及其时代》更是将学术研究与传记创作熔为一炉，以传主生平为纲x，穿插作者对其人其作的剖析，较接近今之所谓“评传”。纵观朱东润先生的传记作品，若纯以学术的眼光看，似乎只是作家作品研究的“副产品”;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传主及其著作的研究则为传记书写提供了丰富信实的材料，为后者作了充分的准备。CE3C2798-607E-4CAB-BC54-ADCB50BA3773

在朱东润的传记作品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遗著——《李方舟传》。相较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张居正、王守仁、陆游、梅尧臣和元好问，李方舟何许人也？朱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

这部作品所写的，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y

实际上，书中的“李方舟”并无其人：她的原型是朱东润结发49年的妻子——邹莲舫。根据包立民的说法，这部传记“由于是在特殊年代写作的，为了遮人耳目，朱先生不得不采用假名假姓的办法，把传主的真实姓名隐去，而把名字分开，取‘莲谐音，作‘李姓，取‘舫（拆成方舟两字）为名，于是‘邹莲舫变成了‘李方舟”z。为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立传，中国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朱先生亦坦言：

一位寻常妇女是不是可以立传呢？按照中国的史家，是不能立传的，清代的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只有一二品大员，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的资格。至于一般人民，如种树郭橐驼之类，只能由文人当作一种文字的游戏。@7

记叙女子事迹的作品，首先让人想起“为闺阁立传”的《红楼梦》，但正如朱先生所说，那毕竟只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是虚构的文学;更何况如薛、林及元、迎、探、惜诸姊妹也很难说是“寻常妇女”。更接近“女性传记”的可能是沈复《浮生六记》中的一些段落，但作品中心视角是第一人称——“余”（即作者沈复），因而仍属自传性质;且就体裁论，《浮生六记》所接续的也是中国古代小品文的脉络。晚近者有陈寅恪晚年所著《柳如是别传》 （1980），但作为明末“秦淮八艳”之一、明朝大才子钱谦益的侧室，柳如是的一生同样充满传奇。总而言之，朱东润先生的《李方舟传》，无论从立意还是体裁来看，都破天荒地开拓出为“寻常妇女”立传的先河;而启发朱先生的正是他早年阅读过的《约翰逊博士传》：

鼎鼎大名的约翰逊博士只是一位乖僻的文人，至于附带出现的如约翰逊夫人、威廉夫人等，更加是寻常人物，对此中国的旧式文人是不会提到的。@8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中国传记史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乃自朱东润先生始。

除了本人从事传记文学的创作，朱先生还是复旦中文系这一重要传统的开启者。1982年和1985年他分别开始招收传记文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同时具备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能力的作家兼学者——后来参与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散文与传记创作研究与实践”方向的李祥年教授，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李祥年无论在传记文学研究还是创作方面都继承了乃师的宝贵遗产。他在跟随朱先生读书期间，就开始着手翻译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的《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在该书的《译后记》中，他深情回忆了在朱先生的传记课上与此书结缘的过程：

一九八三年是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师从著名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攻读传记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的第二年，这一年先生为我们讲授的主课是西方传记文学。先生上这门课的方法很特别，从头至尾就是读一部原版的西方传记名著，这部传记名著便是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每周一次的授课在先生寓所的一间小书房里进行，所谓上课，开始我觉得简直就是在读英语。当时我们一共三个学生，加上先生的孙女旁听。上课时总是先由先生问一句：“上次我们读到哪啦？”然后便是你读一节，她读一节，我读一节，先生再读一节。每人读完一节之后，先生便从本节的精要讲起，谈到斯特拉奇的传记文学成就，继而又引发开去纵论西方传记文学创作的得与失，话题随时一收，大家便又接着“读英语”。在不知不觉中，先生将我们由一本书而引进了西方观代传记文学那缤繁纷呈的殿堂。那时，每当我放下书卷，静静地聆听先生用他那苍老而纯正的伦敦音吟诵斯特拉奇优美的文字时，一颗心便会因陶醉于中而涌走阵阵激动。这门课结束以后，我便萌发了翻译这部传记的念頭，想的是能为那些美妙的时刻留下一件小小的纪念品。@9

李祥年教授在中外传记文学领域用力甚勤，其博士论文《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 （1995）即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史记》 《汉书》等中国早期史传进行深入解析，还陆续出版了《传记文学概论》 （1993）、《人的大写——中国史传文化》 （1997）等传记研究专著，并为复旦大学已故校长、著名数学家、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苏步青作传——《卿云糺缦——苏步青画传》 （2005），回顾了这位“东方国度灿烂的数学明星”“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数学之王”跌宕的一生。

同样以学术研究作为传记创作基础的，还有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的发起人、中文系原系主任陈思和教授。陈思和是享誉海内外的巴金研究权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和李辉合著了《巴金论稿》 （1986）。1992年，他创作出版了《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十年后又推出《巴金图传》 （2002）。贾植芳先生曾这样评价《巴金传》：

他（作者）从传主的整体生活史和创作史出发，将传主的人格生长发展史，分为七个环节，即：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从人格发展史的角度，重新塑造巴金的形象，显示了一个人性大循环的历程。他这种人格重塑的写法，可以说，完全冲破了过去流行的按文学史分期，即按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范畴，来撰写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的传统模式，是一种创新之举。我认为，从巴金先生漫长的生活和创作的历史实践来看，思和这种新式的立传手法，也是更能贴近实际的，因为他写出了一个人的历史真实，更有助于读者对于作为人的巴金和作为作家的巴金的认识和理解;也为人们认识历史，品味人生，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0

还值得一提的是，同为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导师的梁永安教授，专门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已故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扬创作了《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钟扬小传》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钟扬生前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万公里，数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为国家种质库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赴内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为了撰写这部传记，梁永安亲赴西藏和钟扬出生长大的武汉，作了大量访谈、阅读和实地调研。在谈及该书的写作时，他说：CE3C2798-607E-4CAB-BC54-ADCB50BA3773

传记写作的方法有很多， 这本书曾经想写成“评传”，夹叙夹议，从不同的人生角度、不同的历史背景评说钟扬的价值。也曾想写成一本生活气息浓厚的成长史，将钟扬的一道道年轮具象化。经过一系列采访和资料阅读之后，感觉钟扬教授的追求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选择”二字，应当从这个时代命题中追溯他的生命历程，写他那些人生十字路口的判断和行动。他是“文革”后的第三届大学生，个人生涯紧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如何追随历史的发展，做出无负于时代的抉择？这是他不断深思、勇敢实践的问题。“时代造就了他，他又推动了时代”——整本书的思路，都落定在这一点。#1

从2002年春季学期开始，复旦中文系启动“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课程的讲授;而专门介绍中国史传文学鼻祖的“《史记》精读”，始终作为专业必修课开列在中文系本科生的培养方案里，保留至今。

除了以上几位教师，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导师，“游走”于文学、科技、音乐、游戏等跨媒体领域的“网红”教授——严锋，也陆续创作过《雕虫缀网录》 （2004）、《感官的盛宴》 （2007）、《现在是书几点零》 （2012）、《瘾的世纪》 （2018）、《时间的滋味》 （2021）等随笔集，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四、不断汇入传统的当下

无论是毕业作品还是日常习作，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的学员们始终不断地观察和摸索着的散文创作的边界#2，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2015年，龚静指导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陈成益凭借其毕业作品——系列散文《书法人生》，荣获第二十四届“全国孙犁散文奖”一等奖;2017年，同样就读于本专业的张心怡和单超君获首届“复旦-嘉润全球华语青年文学奖”散文组主奖;2018年，黄厚斌获第八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比赛（散文组）优秀奖，江姗珊和王超逸分获“写给上海的诗”散文组一等奖和三等奖;2020年，谢诗豪获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提名奖……

我们欣喜地看到，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的散文传统不断滋养着当下，而当下的创作也在一刻不停地成长为继承和开拓传统的新生力量！

【注释】

a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b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

c如刘娟《王安忆散文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赵文《论王安忆散文中的上海文化意蕴》（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王菊延《王安忆散文创作论》（《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

d包括：《蒲公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旅德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乘火车旅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重建象牙塔》（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独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接近世纪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窗外与窗里》（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茜纱窗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塞上五记》（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情感的生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雅致的结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剑桥的星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王安忆的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波特哈根海岸》（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今夜星光燦烂》（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仙缘与尘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旅行的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成长初始革命年》 （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戏说·王安忆谈艺术》（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版）、《遥想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版）等。

e尹晟予：《试论王安忆短篇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延边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f该文初刊于《小说界》1995年4期，后收入王安忆散文集《情感的生命》等。

ghiklm王安忆：《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小说界》1995年第4期。

j王安忆：《乘火车旅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n包括《城市野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要什么样的味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文字的眼睛》（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写意——龚静读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修订版）、《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上海细节》（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行色——龚静散文精选集》（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遇见》（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书·生》（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花半》（文汇出版社2019年版）、《西门，西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等。

o龚静：《一个人，投射出一个浩瀚的世界》，《语文学习》2017年第11期。

p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qr刘绪源：《论文可以是美文——且以中国文章变迁史为据》，《文化学刊》2013年第5期。

s[明] 袁宏道 ：《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t张怡微：《散文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8页。

u骆玉明：《中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读书》1990年第8期。CE3C2798-607E-4CAB-BC54-ADCB50BA3773

v本文关于朱东润先生的生平和著述，主要参考了朱邦薇、吴格的《朱东润先生年表》和《朱东润先生主要著作目录》（复旦大学中文系编：《朱东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6-728页）。

w陈尚君：《〈元好问传〉整理后记》，朱东润：《元好问传》，陈尚君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x比如《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目录便极具传记文学的色彩：第一章 忆昔开元全盛日（712-746）;第二章 西归到咸阳（746）;第三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755）;第四章 中兴诸将收山东（759）;第五章 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759）;第六章 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760-762）;第七章 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762-765）;第八章 云安有杜鹃（765-766）;第九章 故园不可见，巫峡郁嵯峨（766-768）;第十章 此曲哀怨何时终（768-770）。

y@7@8朱东润：《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z包立民：《恩师朱东润与〈李方舟传〉》，《世纪》2020年第2期。

@9[英]李顿·斯特拉奇：《维多利亚女王》，李祥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0贾植芳：《序一：一个人的真实历史》，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梁永安：《他还在采集种子的长路上》，《人民日报》2018年6月26日24版。

#2截至2021年底，他们在《萌芽》杂志发表的散文就有30余篇，包括：2016级沈山木（俞东越）的《病隙与婚期》（2019.3）、《像》（2019.8）、《新潟故事》（2019.9），张心怡的《落肚踏实》（2019.3）、《虚构》（2019.10）、《春宽梦窄》（2020.5）、《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2021.3）、《吾能传曲，不能移情》（2021.12），范淑敏的《菌子》（2018.4）;2017级李雪婷的《算命》（2017.12）、《人间烟火》（2018.1）、《漫漫》（2018.3）、《行行重行行》（2018.5）、《一个人的旅行》（2018.12）、《市场上的日子》（2019.5）、《亲爱的人》（2019.12）、《客从何处来》（2019.12）、《公寓流浪者》（2020.4）、《白手起家》（2021.5）、《红糖与烟草》（2021.9），江姗珊的《铁轨之上》（2018.8）、《掌纹》（2018.3）、《彬彬》 （2019.2），燕信羽（燕馨宇）的《氍毹梦长》（2018.8）;2018级朱嘉雯的《痛列车》（2019.2）、《妆台》（2019.4）、《擦钟人》（2019.8）、《那些鸟儿都到哪里去了》（2019.11）、《行星坐落之处》（2020.11）、《轮舞》（2020.4）、《人間贩卖机》（2021.5）等。CE3C2798-607E-4CAB-BC54-ADCB50BA3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