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佩伟

摘 要：该文将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创作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个案进行分析。郭久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传记，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中间他撰写的对象发生着变化，他对创作方式也努力地进行着开拓。可以说，在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创作中体现了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的变迁。

关键词：郭久麟 传记文学 新时期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传记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先是复苏，后是繁荣的发展轨迹，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正如李健所言：新时期传记文学的传主形象和传记题材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新式的英雄人物，他们都被传记作家们作为楷模奉献给读者，这些传记体现着一种新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新的英雄主义精神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是我们当代新的民族英雄。[1] 91而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创作正是这个传记文学创作由复苏向繁荣发展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创作的《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和《罗世文传》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传主，无疑是向民族英雄的致敬；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他的作品《从小八路到大诗人——雁翼传》《柯岩传》和《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袁隆平传》《梁上泉评传》等，集中以作家科学家为传主。郭久麟笔下的作家、科学家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崛起的象征、是新时期的真正的英雄，可以说正是传记创作中新的英雄主义的体现。

一、叙事与阐释的开拓

郭久麟的传记文学创作又充满着大胆的尝试和不断的开拓，这在他晚出的《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中体现得最明显。

首先，在叙事视角上，这部作品从头至尾、贯穿始终地用了第二人称。通过 “你” 的称呼的运用，把传主的言行，把传主经历的人、经历的事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这让“我”（作者）和“你”（传主）之间没有了隔离。能够直接向传主表达情感，就像和传主话家常的促膝交谈一样。可以说这在叙述方式上是最动情的一种。

但这里的开拓性还不仅仅在于第二人称修辞，更在于一种叙事策略的转变，一种叙事话语的选择。作者没有把传主的一生放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进行讲述，相反，通篇传记充斥的全是生活琐事，每一小节也都类似于饾饤小语。

由于是以直接向“你”倾诉的方式叙述，这一个个可以单独成篇的小故事，主角恰恰可以不是“你”，可以是母亲、父亲，可以是山羊胡子爷爷、高校长，可以是肖百廉、王笑生，甚至可以是小女婉莹。这就把“你”自然而然地带入了烟雨迷蒙的从前，带进了在牛圈里出生的时候，带进了饿得走不动时的状态，带进了受人钳制的苦闷，带进了车祸昏迷时的梦境……同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传主的一生。

正如王成军所说，传记文学追求的是“真”，而且这种“真”要达到“纪实”的程度，两者加在一起就是达到“本真”的状态。可反过来讲，再怎么真实客观，都只是用叙述话语表达一个故事，这样就会进一步赋予这个“纪实”一个“诗”的意义。[7] 26

郭久麟在叙事的细节上时时注意传递一种“诗”的意境，赋予传主“诗”的符号。如作品开篇讲张俊彪的出生：

“黄土地里，糜子黄了，谷子黄了，玉米熟了，收获的季节到来了！

……日近当空。丈夫在另一块地里劳动，终于亮开嗓门发号施令了：‘还不快点回去，喂牛，做饭！”[6] 1

然后是妻子回到家的场景：

“听到门锁声，鸡呀，猪呀，猫呀，全用热烈而急切的欢唱声，争先恐后地拥上来欢迎她的归来。她先喂了鸡和猪。院子里立时静下来。她又为牛垫圈。用一锨一锨的干土，精心为牛整理憩息的床铺。尔后，她又往石槽里加草。忽然，她觉得腹部阵阵剧烈疼痛，大汗湿了头发，湿了脸，湿了衣服。她陡然昏迷过去，倒在牛圈，什么也不知道了！”[6] 1

在“黄土地”，这生生不息的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传主诞生了；同时，也是在“牛圈里”，这个充满祖祖辈辈的辛酸的地方，传主诞生了。这既预示着传主笃实的秉性，又预示着他将有多磨的一生。这是一幅画，一幅陕甘地区农村生活画面。是作者的想象，也是作者对生活的体悟，這在文学表达上属于“虚”，暗示了呱呱坠地的传主将面对的不平常的人生，更暗示了这人生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一面。

再比如第二章第三节第一段写道：“一个星期日晚上，营区熄灯休息。山静，川静，喧嚣一时的公路也静息下来，只有汉江不知疲倦地流泻着，水拍石岸，音韵清脆。”[6] 142

这一幅水墨画式的图景，正对应着年轻的战士内心对人性中美好爱情的向往。然而正像汉江的激流一样，年轻的心遇到“石岸”的阻力，会发出“清脆”的生命之音，尽管有时它有些令人哀愁——因为“部队有纪律，战士不准谈恋爱，特别在驻地附近”；因为小人的从中作梗，所以，爱的萌芽枯萎了，他整夜没有入睡……

这里运用了晕染式的笔法，使作品显得格外形象生动，高雅清新，从而把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高度统一在了一起。

还有，郭久麟在这部作品里对传主人生的诠释也做了开拓性的尝试。作者用第二人称叙述能够很巧妙地把作者和传主的感情和认知融合在一起。在第四章第十二节“善待生命”中，作者对张俊彪有一段“面对面”的评论：

“说实在的，你集中业余时间，大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仔细研读了一批宗教哲学文化典籍，对于你后来的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从政从文，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心灵和精神的支撑作用。特别在善待生命，善待每一个人方面，更是获益匪浅。

你经常说，在人的道德品质中，善良是根本，一个不善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难以长远的。如果一个有权的人，连自己眼皮底下身子周围的人都善待不了，又如何去善待普天下的老百姓呢？路从脚下起步走，事从眼下着手做，这是为人之道，也是治国济民之道啊！”[6]324

这是以一种商量的态度，探讨的口吻，叙述着评论着传主的为人之道。作者在努力地接近传主的内心，就像郭久麟自己说的那样：“我虽是在写你，但又是像在写我自己，在挖掘着我的回忆，在表现着我的信念、意志和追求。”我们从传记中即可看出作品本身与张俊彪《牛圈娃》（儿童小说集）、《没有陨落的太阳》（长篇自传体小说）、《我走过的路》（长篇自述）充满着关联，也体现出了作者的这方面创作意图。

另外，很独特的是《张俊彪传》的第五章“攀登文学创作的高峰”，作者横向评述了张俊彪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这是剖析，是评判，是思辨的视角。这既是评传体的运用，又是对传主作家身份的强调，对传主精神的一种阐释视角。

二、求真与求美的结合

正像楊正润先生所言：古往今来的博学大师们对传记文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传记是历史的真实的，又应该是文学的诗的。[8] 4作为以新英雄主义为主题的传记文学的典型代表，郭久麟的创作注重历史学家的采访、核实和挑选，他将历史学家的胆识、才识、真实与文学家的激情、审美意识结合起来，做到了真与美的和谐统一。

为掌握传主的真实性格，挖掘传主生命的价值，郭久麟始终以求真与求美精神贯穿于整个创作过程之中。比如为了撰写《罗世文传》，在创作前期的采访搜集素材中，作者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前后花了4年多时间，期间辗转跋涉了六七个省份，上万里路程，采访了100多位知情人士，查阅了大量珍贵档案。而为了解周恩来抗战初期在山西的活动，还专门乘车到太原等地访察，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了解周恩来当年生活工作的情景。作者以艰苦采访、精心写作及反复修改的求真精神，力求与传主心灵相通，达到传主的心灵境界。

作家需要与传主在心灵上有很深的契合，这一点在《传记文学写作论》中也特意做了概括：“在传主的选择上，传记作者应注意选取与自己价值取向相同或接近的人，或者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感情、意志、理想、追求的人。选择这样的传主，作者往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写得意气风发，酣畅淋漓。”[3] 83

我们可以在《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序》中看到作者很坦白地说：“我觉得我们都有着共同的人生信仰和追求，都有着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息的理想、信念和矢志不移的追求！……使我觉得我虽是在写你，但又像是在写我自己，在挖掘着我的回忆，在表现着我的信念、意志和追求！”[6]如此心灵上的契合，便为传主张俊彪弹奏出一支悲壮雄浑的生命进行曲。而在此之前，郭久麟也是怀着与传主同样强烈的义愤和坚定的信念，写出了《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和《罗世文传》。

由此可见，新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是传主生命意志的外射、品质精神的体现，也是传记作者人格精神的展示。这是一种真正的 “求真”，追求的是闪耀人性光芒的 “真”。

参考文献

[1] 李健.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 全展.论郭久麟传记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A]//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附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3] 郭久麟.传记文学写作论[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

[4] 郭久麟.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5] 郭久麟.罗世文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6] 郭久麟.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7] 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8] 转引自郭久麟.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