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盛忠 高点 王冬

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州 510515）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HL）指获取、理解和使用健康相关信息的技能和能力［1］，健康素养水平高低与健康状况的好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背景下，健康素养在电子健康环境下的衍生概念即电子健康素养（electronic health literacy，eHL）逐渐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NORMAN 等［2］将电子健康素养定义为“个体从各种网络健康资源中搜索、获取、理解和评价健康信息，并用来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并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开发了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eHEALS）［3］。随着电子健康素养研究的不断深入，电子健康素养量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其中应用最多的领域是各种慢性病患者及高校学生，但在作为“主动健康”模式践行者的健康体检人群中未见报道。同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利用互联网医疗资源开展线上诊疗服务［4］，而电子健康素养会直接影响互联网诊疗服务的使用意愿［5］。本研究旨在调查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健康体检人群的电子健康素养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在广东省某三甲医院2 个院区参加健康体检的人群为研究对象，计划调查1 200例。纳入标准：（1）在某医院健康管理（体检）科参加体检人员；（2）年龄≥18 岁；（3）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4）能理解问卷及量表所述内容，可以填写或回答问卷者。本研究经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项目编号：2021-KZ-073-03）。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结合健康体检人员特点，自编调查问卷。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一般人口学特征，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家庭常住地、民族、月均可支配收入、每日上网时长等。（2）XU 等［6］学者翻译汉化的简体中文版电子健康素养量表，量表的8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 级评分法，选项“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别计为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8 个条目得分之和为8～40 分，得分越高表明电子健康素养水平越高，32 分以上为合格［7］。本研究以总分≥32 分作为合格标准，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948。根据总分是否合格将体检人员分为合格组和不合格组。

1.2.2 调查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向来院健康体检人员，详细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内容、问卷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在征得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发放问卷，由健康体检人员独立完成，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logistic 回归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问卷回收情况 共发放问卷及量表1 200 份，剔除无效问卷及量表后，共回收有效问卷及量表1 027 份，有效回收率85.9%；平均填写时间为3～5 min。

2.2 基本资料 男521 例（50.7%），女506 例（49.3%）；31 ～40 周岁376 例（36.6%），18 ～30 周岁340 例（33.1%）；文化程度为大专或大学本科为706 例（68.7%）；超过6 成已婚；城镇占比83.2%；汉族比例为89.7%；大部分（75.5%）医保类型为城镇或职工医保。月均可支配收入（税后）最多的为5 000 ～10 000 元，比例为44.3%。见表1。

2.3 电子健康素养合格组和不合格组比较 两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常住地、民族、职业类别、体检次数、体检性质、对自身健康状态的关注度、是否注意合理膳食、是否经常运动、对自身心理健康状态的关注度、是否搜索过网络健康信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比较Tab.1 Comparison of eHeath literacy among health examination population 例（%）

续上页表1

2.4 电子健康素养得分情况 健康体检人员的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为（28.64 ± 5.81）分，合格率为36.4%。男性健康素养合格率高于女性（39.0%vs.33.8%），年龄越大健康素养合格率越低，＞50 岁最低（14.9%），文化程度越低健康素养合格率越低，没有上过学或小学学历最低（14.8%）。条目均分为（3.58 ± 0.73）分。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评判能力及决策能力三个维度的条目均分为（3.63±0.83）、（3.54±0.85）、（3.40±0.90）分；条目得分最高的为第4 项，条目均分为（3.68 ± 0.84）分，条目得分最低的为第8 项，条目均分为（3.40 ±0.90）分，见表2。

表2 健康体检人群电子健康素养各维度得分情况Tab.2 The score of the health examination population in each dimension ±s

表2 健康体检人群电子健康素养各维度得分情况Tab.2 The score of the health examination population in each dimension ±s

条目内容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1.我知道什么样的健康资讯是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的2.我知道网上可以从何处找到有用的健康资讯3.我知道怎样在互联网上找到有用的资讯4.我知道如何利用互联网去寻找我想知道的健康问题的答案5.我知道如何利用我在互联网上找到的健康资讯去解决问题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评判能力6.我掌握必要的技能可以让我评估互联网上找到的资讯是否有用7.我可以区分互联网上健康资讯质量的高低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决策能力8.我可以自信地使用互联网上找到的资讯去做出有关健康的决定条目均分总分得分3.63±0.83 3.64±0.83 3.60±0.83 3.68±0.82 3.68±0.84 3.57±0.85 3.54±0.85 3.58±0.84 3.50±0.86 3.40±0.90 3.40±0.90 3.58±0.73 28.64±5.81

2.5 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合格的影响因素 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0 岁、体检次数≥4 次、职业类别（国有企业）、对自身心理健康状态的关注度（比较关注、非常关注）是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合格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3。

3 讨论

3.1 健康体检人员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有待提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总分为（28.64 ± 5.81）分，条目均分为（3.58 ±0.73）分，与郭帅军等［8］的研究接近，低于孙晨鸣［9］、田秀香［10］等学者在高校新生中的调查结果，高于国内各类慢性病人群［11-17］。从不同维度上看，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应用能力得分尚可，评判能力得分一般，决策能力得分最低。分析原因可能为互联网上的电子健康信息权威性参差不齐，健康体检人员难以据此进行评判与决策。因此，在体检后的健康管理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向健康体检人员推荐可获得的权威健康网站或应用程序，并鼓励其进行电子健康信息自我决策，以提升其网络健康信息与服务的评判与决策能力。有研究表明，通过电子健康素养培训、专业健康网站的使用，可以提高电子健康素养［18］；而通过2 周的电子学习及后期考核，可以提高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和网络健康信息搜索结果的评判能力［19］。

3.2 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职业类别、体检次数、对自身心理健康关注度是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年龄是健康体检人员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与丛新霞等［20］针对不同慢性病患者的研究结果一致。40 岁以下成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合格率较高，推测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更加熟悉并依赖于网络信息技术获取各类健康信息；同时随着年龄增大，健康体检人员对新知识的学习能力可能逐渐减弱，导致电子健康素养得分逐渐降低。不同职业方面，来自国有企业的体检人员的电子健康素养合格率较高，可能是由于样本来源中的国有企业，更加注重在员工中推广使用体检医院提供的检后健康管理软件，员工使用该软件进行体检结果、健康知识查询的意愿更强；同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体检人员更加注重利用体检医院的互联网诊疗平台，这些因素可能会对电子健康素养得分造成影响。在体检次数方面，随着参检次数增多，第4 次及以上参加健康体检人员的电子健康素养合格率降低，可能是随着体检次数增多，健康体检人员在电子健

康信息的获取上，对健康管理人员依赖性增大，导致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发生变化，即由前瞻能动型转变为积极主动型，前瞻能动型的主动性及努力程度高于积极主动型［21］。在自身心理健康关注度方面，越关注自身心理健康状态，电子健康素养得分越高，可能与疫情期间该群体更关注心理健康知识，自我保健意识更强，更有动机利用互联网寻求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求我们关注传统健康人群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22］，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会对心理健康状态产生影响［23-26］，同时，电子健康素养对心理健康状况也会产生积极影响［27］。

3.3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首次调查了“主动健康”模式践行者的健康体检人群的电子健康素养现状，研究样本来自一家三级甲等医院2 个院区的健康体检人员，研究结果能否外推至其他医院的健康体检人群，尚不能确定；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得出因果关系结论；所有信息均为健康体检人员自行报告，可能会产生回忆偏差。今后可考虑进行多中心研究、扩大样本量以增加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以进一步探究健康体检人员的电子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