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

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天下一家，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与西方的种族歧视有着根本区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这种与人为善的行为方式，令不同民族能融为一体。

中西至善观截然不同

西方有机构依据一个时期是否帮助陌生人来评价世界各国慈善先进与否。在中国“百善孝为先”，针对大灾大难的捐赠属世界一流。中西方之间关于善的理念在诸多方面截然不同。

中国的至善观，就是《大学》所载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善观强调家国情怀与修身为本，是做君子的伦理;强调公共性，是个体融入天下的使命。

而源于古希腊的西方至善观更强调善的理念性。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认为善有三类：一是欢乐，二是健康与理智，三是体育锻炼、挣钱的技术等。其中，正义属于最好的善，“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人类个体生活即人欲的充分肯定和高于真理与知识的实在追求，是西方至善观的重要特征。

中西方对“善”的不同表现

中西方至善观确实存在不同，这也体现在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

在基本公共伦理尤其是财产观方面，天下为公是中国的基石性共同价值观之一，而西方强调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即天下为私。这两个根本性的对立，决定了中西方行为方式、政治体制、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差异。

中华文明中与天下为公紧密关联的财产观强调，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形成了“善财”观，甚至产生了善财童子的神仙形象。这样的商业伦理与西方相当不同。

立足于公共之善，中国社会视公共权力为必要的善，西方则视权力为必要的恶。“大禹治水”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对公共权力的基本定位，在大灾大难前要求政府首先积极发挥作用。而在西方，遇到大洪水等灾难时，看不到政府的影子。这一善一恶的对立，左右了中西方关于公共之善的理念，尤其是政府的治理方式。

中国社会注重以民生为本，西方则更强调以资本为本。《尚书》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古代规定政府职能的文献提出了农政、荒政的概念，注重政府保障民生的责任。西方的社会理念则更关注资本的利益，不得随意对拥有资产的人们征税。

邻里互助、同舟共济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已成为传统，但在西方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西方主要奉行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来实施捐赠，财产利益关系相当明确。

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天下一家，有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怀，与西方的种族歧视有着根本区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这种与人为善的行为方式，令不同民族能融为一体。

善的理念日益相互影响与交融

同样，在政治上，中西方之间也存在着贤能民主与选票民主的差异。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摸索，产生了多种形式的选贤任能体制与办法，其核心就是强调贤能，通俗地说就是德才兼备，建立了不分贵贱与贫富的严格的官员考试、选拔制度，后来发展到科举制。而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都更注意金钱与选票的作用。最为著名的案例是曾被认为“罗马最富有的人”克拉苏，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并给每个罗马公民发3个月生活费，最终参选获胜。

其实，关于民主制度，柏拉图早有结论。他目睹古希腊政治的成败，得出了三个著名结论：一是当一个国家推崇财富和有钱人时，美德和善人就不那么受推崇了;二是过度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个人和国家两方面的极端奴役;三是民主制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身从政时声称自己热爱人民，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耀。

中西方在善的理念上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当前，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文化体系正密切互动，善的理念日益相互影响与交融。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求同存异，相互借鉴，以善促善，创建多样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明交往的希望所在。

（中國新闻社）2F25C559-8643-4692-9DD0-5D4B283A0E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