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璐 邢晓婧

近30年来，日本律师一濑一直牵头做一件被当地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无偿帮中国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方谢罪和赔偿。有同行污蔑他“拿了中国的好处”，也有人劝他别白费劲，但他的脚步始终坚定。

在日本东京港区两幢高层法律大楼中间，有一个稍不留神就会错过的小门，旁边一块小牌子上写着“一濑法律事务所”。这是日本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郎（以下简称一濑）工作的场地。

在日本，律师原本属于高收入群体，但一濑是个例外。近30年来，他一直牵头做一件被当地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事——无偿帮中国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方谢罪和赔偿。有同行污蔑他“拿了中国的好处”，也有人劝他别白费劲，“不会有结果”。但一濑的脚步始终坚定。

“鬼子进村”

1995年8月，一濑去哈尔滨参加一场关于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的研讨会，遇到来自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崇山村的细菌战受害者。他们向一濑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14口人的家庭一夜之间死了12个，活着的两个人被病痛后遗症折磨得生不如死。这些人想要状告日本政府，却完全不知从何入手。

一濑听后受到很大刺激，“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国家——一个否定历史、欺骗民众的国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决定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中国受害者提供援助。

当年12月，一濑第一次去崇山村挨家挨户调研考察，却被当地人形容为“鬼子进村”，甚至有老人指着他的鼻子骂，根本不信会有日本律师愿意帮他们起诉日本政府。不过，随着一濑愈发频繁实地考察，他的耐心、细致和诚恳打动了村民们，隔阂逐渐消除。

另一难题接踵而来。时间间隔太久加上年事已高，一些老人很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无法提供有力证据。一濑只好和热心的中国民间人士一起通过多个渠道搜集资料，然后再反复确认核实。

在一濑的帮助下，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率先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道歉和赔偿。此后10年，历经数十次开庭之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7年宣布中方败诉，理由是不对中国个人进行赔偿。

“结果虽是败诉，但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法院首次认定侵华日军在中国浙江等地使用鼠疫菌和霍乱菌发动细菌战的历史事实，这使日本在国际上遭到谴责。而且，这场诉讼后日本政府对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人员，取消了所有学位和功绩。”一濑说。

渐渐地，一濑将主要精力放在援助中国民众对日诉讼的事业上。他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自费赴中国考察，承担中国证人赴日参加诉讼的不菲花销，一次次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推到世界的眼前。

“还给中国！”

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的罪行不仅仅是烧杀抢夺，他们还掳走了中国大量的宝贵文物，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对此一无所知。

看到那些从中国掳走的文物，至今被堂而皇之地陈列在日本各大展厅里，一濑的胸中涌起一团火：“事实上，这些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证据，应该还给中国！”

在他看来，归还文物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日本政府从未真正想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中日两国存在明显的温度差”。

要求日本政府主动归还战争时期掠夺至日本的中国文物，也正是一濑2018年发起成立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以下简称推进会）的初衷。

在日前的首次公开集会上，推进会初步锁定要求日本政府归还从中国辽宁省海城市三学寺掠夺的三尊中国石狮，其中两尊现存于东京靖国神社外苑，一尊保存在栃木县山县有朋纪念馆。

同时，推进会还要求归还日本1908年从中国辽宁省旅顺市掠夺的唐鸿胪井刻石，该文物现存于日本皇宫吹上御苑。

一濑说：“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是中日两国交往的重要年份，也是让更多日本人关注文物返还问题的好时机。”

“我很幸福”

有观点认为，和一濑并肩奋斗的“战友”们，让更多日本普通民众了解到战争的残酷，继而自发采取抵抗运动，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斗争。同时，一濑牵头的诉讼敦促日本当局正视历史、反省战争，对抗了“美化侵华战争并使战争正当化的政治动向”。

然而，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濑在日本国内的处境着实艰难，尤其近年来日本社会严重右倾，更加重了这一现状。一濑和“战友”们经常接到右翼分子的骚扰电话或威胁邮件，甚至招致“卖国贼”“中国人的狗腿”等骂名。种种难关面前，不少人退出了这条荆棘密布的路。

“我也烦恼过。”一濑坦言，“每当一桩诉讼告一段落，我就会烦恼下一步怎樣继续。”毕竟，这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路。“想到自己帮助的很多中国受害者能够站在日本法庭上，控诉日军暴行下的悲惨遭遇，堂堂正正地要求赔偿，我都会感到很幸福。希望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能够正视历史。”一濑表示，要克服重重困难继续走下去。

（《环球时报》）18991527-3BAB-43AB-B267-3EDD65987A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