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父亲得知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党支部要讨论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我知道后很是震惊，为此痛苦了好几天，父亲对我太严格了。”

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本应该享受一切与凄惨悲苦这个词毫不相干的生活。可偏偏因为她是刘少奇的长女，却经历了普通人未曾经历过的痛苦。

2009年，80多岁的刘爱琴将自己记忆中的父亲写成一本书——《我的父亲刘少奇》。在写作过程中，有很多人提出疑问。最大的疑问就是刘爱琴有没有真正责怪过自己的父亲，毕竟在她的一生中，父亲对她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下面是刘爱琴的口述，您从中或许会找到答案。

回到父亲身边

我出生在1927年，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父母将我寄养在汉口一位老工人家里。在我11岁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家里养不起的苦小孩儿，做了童养媳，在婆婆家挨打受骂，度日如年。

一天，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小伙子突然来到婆婆家，告诉我要接我回自己的家。之后，他俩就把我送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我在那里呆了将近一个月后又被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他高高的个子，穿一身八路军的灰军装，袖子上、左胸上都有标志。虽然之前没人告诉我，但我一眼就知道那是我的父亲。

父亲把我牵过来，说：“回到我身边来了，就好好生活，好好地吃，长胖一点儿。”然后他又说：“送你上学去。”我一听能上学，可高兴了。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早就上学了，可我还没上过学，心里一直觉得挺遗憾，所以父亲一说让我上学，我就高兴坏了。

父亲在我面前很少讲起我母亲（何宝珍），他只告诉我妈妈已经牺牲了。妈妈牺牲时他也不在，因工作需要他出去了，妈妈一个人在那边工作，后来被捕了（何宝珍送刘少奇前往中央苏区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留在上海坚持工作。1933年3月，因为营救被捕的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她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后被捕入狱。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身份暴露，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在延安读了一年书，照顾我的谢飞妈妈因工作安排要离开延安了，父亲很快也要去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竹沟镇。党组织决定送我去苏联。

再次见到父亲

到莫斯科后，我进入了莫斯科郊区的国际儿童院读书，一直读到了八年级。我后来考上了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就读于经济计划专业。在这所学校我谈恋爱了，后来就结婚了。

1949年7月初的一天，我又见了到父亲。一開始我没告诉他我结婚了。所以父亲刚见着我还挺疼爱、挺心疼的。

过了一段时间，他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很生气。因为他在送我来苏联的时候就说过，不要在那边结婚、谈恋爱。他劝我结束这段婚姻，不管怎么样得回国。我说我回，但是得把对方带上，他不同意。当时的具体原因我分析不出来，所以跟父亲闹得挺僵，到最后我不得不服从他。要是问我是否为此事怪过父亲，我曾经怪过，但之后我就不怪他了。父亲的事业太艰难了，我不怨父亲，怨自己考虑不周。

父亲在苏联期间接见了我们那一批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好好学习。“马上就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回去以后，正是你们作贡献的时候”。其实这种想法、学习的目的在同学们之间都是比较明确的。一定要学习好，然后回国去搞建设，这个目标始终是没变的，包括我在内。

父亲反对我转正

1949年8月中旬，我跟父亲从莫斯科出发回国。在火车上，父亲还在紧张地工作，批阅、审改文件，同代表团人员谈话。列车到达满洲里，我们进入祖国境内，换乘了国内的专列。刚刚上车坐下，父亲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了国内了，不当客人，是主人了，一切安排都要从简。你们带爱琴到餐车同大家一起吃饭，她不能再和我一起吃饭了，不能再享受特殊待遇了。”父亲对我总是这样严格要求。回国以后，他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对其他兄弟姐妹也一样。

回来以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在北师大女附中我一边教俄语，一边学中文。新中国刚成立时有一股学俄语热。我带了几个班的俄语课，还教附中老师学俄语。在师大的时候，工资是薪金制。这点父亲也想到了：让我够吃饭就行。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开学。经父亲同意，我去了人民大学上学。当时入学不用考试，学生主要是一些工人、年轻干部，还有一些在解放过程中加入革命队伍里的年轻人、学生等。

在人大期间，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1950年6月，我在北师大女附中入党，1951年党员预备期已满。这时，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党支部要讨论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父亲得知这个事后，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

在系党支部大会上，当我听到我被取消预备党员转正资格时，头“嗡”的一声很震惊，为此我痛苦了好几天。党支部负责人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将父亲的意见转告我。我那时思想乱极了，心里怪父亲对我太严格了。

后来我想通了，我回国以后这段时间和父亲接触得较多，他对我是比较了解的，觉得我距离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一定差距，他不同意我转正是有道理的。

这件事之后，我进行了认真反思，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似乎又成熟了一些，各方面都有些长进。父亲看到我的进步也感到欣慰，有时也给我些鼓励。我一直到1966年4月才正式转正。

1953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毕业后直接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业处工作，一直工作了5年。195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到内蒙古边疆工作，在内蒙古呆了20年。

1966年7月，单位派我去北京送材料，我回家里住了一宿，父亲和我谈了一些话。没想到这竟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病逝）。我得知消息后，忍不住躲在被窝哭了两天两夜，然后又继续工作。

（春之梦荐自《百年潮》）FEB5486E-3A9C-46F9-B869-6A3B701552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