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中的郢都书写<br/>——从清华简《楚居》谈起

屈原赋中的郢都书写
——从清华简《楚居》谈起

2022-06-15李秀强

华中学术 2022年1期

李秀强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济南，250014)

在屈原赋中，郢都早已超越了外在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故都蕴涵，而成为一种内在人文诉求层面上的精神寄托。可以说，郢都寄托着屈原的历史记忆、人文情怀以及政治理想。屈原对郢都的书写，无论是“恋郢”“哀郢”还是“去郢”，都寄寓着其对郢都的无限热爱与情思。那么，屈原究竟为何会对郢都如此眷恋？屈原恋郢的思想渊源究竟归于何处？屈原“恋郢”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屈原对郢都到底有着怎样的政治思想寄寓？这些便是我们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寻根意识与恋郢渊源

关于屈原赋中的“恋郢”情结，学者们早已注意到并多有论述[1]。然而，对于屈原“恋郢”情结的产生渊源，前贤多认为屈原被疏离、流放的人生遭际是其主要原因。诚然，屈原自身坎坷的遭遇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但这样的论断并不全面，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事实上，郢都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蕴以及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应当是屈原“恋郢”情结产生的最为重要且根本的历史渊源。

清华简《楚居》的面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认知，为解决屈原“恋郢”情结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楚居》中关于楚国先王早期居地的内容，不仅补充和纠正了传世文献关于郢都的记载，更深刻揭橥了郢都所具有的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楚居》表明楚人对郢都有着强烈的眷恋情结，而这正是楚人追念先祖以及怀旧、寻根意识的集中体现。因之，这也便是屈原“恋郢”情结的历史文化渊源。

传世文献《世本·居篇》《史记·楚世家》等均有对郢都的相关记载，但皆不如清华简《楚居》篇丰富、系统。《楚居》详细记载了楚都何以称之为“郢”的缘由，而且还记叙了楚武王至悼王时期以“郢”为王居的居处与迁徙状况，诚前所未闻。这些王居多达十四个，均命名为“□郢”，如疆郢、樊郢、为郢、免郢、鄩郢等等。兹将相关简文内容迻录如下：

关于楚国何时迁都至郢的问题，是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共有两说：一是《世本·居篇》所记楚武王之时，即“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二是《史记·楚世家》所谓楚文王之时，即“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楚居》的面世，显然支持了“武王徙郢”之说。此外，《楚居》还昭示了郢都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楚都称为“郢”，是从楚武王改造疆浧开始的。楚武王从“宵”迁居“免”，因楚国人口不断增长，“免”已不能容下众人，于是便将疆浧的水排尽，建成新的都邑，并取名为“郢”，目的是希望能“容众”。而楚都之所以命名为“郢”，与“浧”有关，“浧”字在楚简中大都读为“盈”，意即“充盈”“圆满”。而更为重要的是，“盈”还具有“旺盛”之意，这似乎亦说明楚人希望楚国能够从此“兴旺强盛”起来，不再受欺压和凌辱。总之，“郢”有两层含义：一是希望楚都能够“容众、充盈”，二是寓意楚国能够“兴旺强盛”。

依《楚居》来看，楚武王徙都疆郢之后，楚国历代所迁居之都均以“某郢”命名。而由于楚王居地变动频繁，同一楚王在位期间会有多次居地的变动，后世难以辨清“某郢”，遂简称为“郢”，因而传世文献只单独记作一个“郢”，以致掩盖了历史真相。赵平安先生指出：“过去认为从春秋早期楚自丹阳徙郢，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以郢为都城长达400余年之久，把郢看成是一个地点，实在是一种误会。”[3]张正明先生曾考证，楚国迁都共有八次[4]。而从《楚居》来看，仅以“某郢”为名的迁徙就已达十四次以上了。兹据《楚居》简文内容，将楚王与郢都的迁徙对应状况胪列如下：

楚武王：疆郢

楚文王：疆郢、湫郢、樊郢、为郢、免郢

楚堵敖：免郢(福丘)、鄀郢

楚成王：鄀郢、湫郢、睽郢

楚穆王：睽郢、为郢

楚庄王：樊郢、为郢

楚共王：为郢

楚康王：为郢

楚郏敖：为郢

楚灵王：为郢

楚平王：——

楚昭王：媺郢、鄂郢、为郢

楚惠王：媺郢、为郢、湫郢(肥遗)、鄢郢

由是观之，自楚武王至悼王，长达350年之久的时间里，楚部族频频迁都，次数已超过十四次。而楚人对其始兴之地——郢，却一直念念不忘，弥久愈坚，始终将“郢”奉为圣地，一旦迁居至新居，仍以旧居“郢”命名。武王迁郢，或者确切地说是迁都“疆郢”，可谓楚人由弱转强的历史界碑。与此同时，楚人还赋予了“郢”美好的蕴含。因而，楚人对“郢”这个名称始终不曾忘怀。在楚人看来，忘记了“郢”就如同忘记了历史，忘记了“郢”就如同忘记了先祖建国创业之精神。

夏、商时期的楚族，可谓多灾多难。在夏、商等部族的欺凌、打压之下，楚部族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而被迫迁徙，不得不流离故土、背井离乡。长期的迁徙与颠沛流离，使得楚人对故都或故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寻归心理，这种心理意识长盛不衰、历久弥坚，逐渐在楚人内心凝结、沉淀成为“寻根情结”，并犹如遗传基因而代代相传。楚人寻根情结的主要表现便是对“郢”这个名称始终情有独钟，对郢都这个圣地始终难以忘怀，而这也便是所谓的“恋郢情结”。恰如刘玉堂先生所指出：“寻根意识是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然而楚人尤为突出，可谓无出其右，这是由楚人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楚人为何频频迁都却其名少更呢？应当说，这是楚人深沉而强烈的寻根意识在地名文化中的积淀所致。”[8]诚哉斯言。这种在地名文化中积淀所致的“寻根意识”或者“寻根情结”，便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此即瑞士学者荣格所谓：

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并且总的来说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重新面临那种在漫长的时间里曾经帮助建立起原始意象的特殊情境，这种情形就会发生。[9]

“恋郢情结”便犹如“原始意象”，在楚先祖们无数次的重复表达中，已凝聚成楚部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积淀和文化传统，并深深融入了楚人的基因之中，而成为楚部族的集体意识。楚人的“恋郢情结”在历史中固定下来，并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默默传承着，而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屈原赋中的“恋郢”书写，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回溯屈原赋，不难发现屈原对郢都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而屈原的这种深沉的“恋郢”情结与寻根意识，实乃集体无意识使然。屈原赋中多处出现了喻指郢都的语句，如“故宇”“旧乡”“故都”“故室”“故居”等，屈原甚至直接以“郢”为主题而作《哀郢》，深切表达自己浓郁的“恋郢”情结。屈原曾自喻为橘，寄寓自己对郢都的永恒依归。《九章·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在这里屈原正是以“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橘为意象，隐喻自己对郢都的深切眷念、至死不渝。周建忠先生指出，屈原“对楚国怀有一种‘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10]。而这种“钟爱”与“情绪”，便是所谓“恋郢”情结。兹将屈原赋中有关“恋郢”的语句，复赘如下：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哀郢》)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哀郢》)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郢》)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哀郢》)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招魂》)

归反故室，敬而无妨些。(《招魂》)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远游》)

涉青云以泛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远游》)[11]

除此之外，李炳海先生还认为：“《招魂》乱辞中的屈原，扮演的是观猎者的角色，表达的是恋郢情结。”[12]显然，在屈原赋中，郢都早已超越了现实意义上的故都，而已然上升为精神层面上的家园。屈原内心的那种“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恋郢情结，渗透于他的思想意识之中，并深刻影响着他的实际行动与人生轨迹。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论《离骚》“独怀乎故宇”时谓：“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13]可以说，屈原对郢都怀有一种至死不渝的眷恋。

总之，在屈原的生命意识之中，郢都可谓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家园。屈原重土思归、怀乡恋国的情结，实可谓刻骨铭心而贯穿生命始终。实际上，屈原之所以对郢都如此的眷恋与依归，与楚人的“寻根意识”有着重要历史渊源。正是因为郢都是楚人的始兴之地，故而楚人对“郢”有着深刻的“寻根”情结，屈原受到这种内在“集体无意识”的驱使，加之被疏离、流放的人生遭际，最终塑造了其浓重的“恋郢”情结，并深刻表现于其辞赋作品之中。而且，屈原赋中的郢都书写模式，亦开创了都城赋书写的崭新范式，为汉代京都赋的创作开辟了先路。

二、“美政”理想与“恋郢”情怀

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谓：“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4]自古以来，都邑既是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也是国人政治思想的寄所。楚之郢都，自然也不例外，它亦是屈原政治思想的依归。姜亮夫先生曾言：“屈子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用美政来概括它、说明它。”[15]统而言之，郢都可谓屈原“美政”理想的寄托。而这在《离骚》的乱辞中有着鲜明体现：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显然，屈原在这里正是将“故都”视为其“美政”理想的依归，而“故都”便是指郢都。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云：“故都指楚之郢都言。上言国无人则此故都自与国人相涉。又细绎屈赋全部作品，凡言故国、故乡者，皆指郢都言。”[16]总之，此处的“故都”当以郢都说为是。由是观之，屈原认为郢都是实现其“美政”理想的圣地。然而不幸的是，国人莫知屈原，皆不足“与为美政”，屈原只能“从彭咸之所居”了。

屈原言“美政”惟此一见。所谓美政，即指圣君贤臣之政、君臣相合之政以及注重民本之政。此三者为屈原美政思想之要义。而更进一步讲，屈原美政思想的深层目的，便是希望楚国能够兴旺强盛，最终能够称霸中原，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实际上，屈原在其作品中反复表达了其一统天下的政治宏图，《九歌》便是其中的代表。江林昌师考证指出：“楚国特殊的历史渊源、楚怀王一统天下的雄心、屈原所处时代及其巫史身份等因素，使得《九歌》经屈原之手成套编组并加工润色成为可能。”[17]概言之，《九歌》正是屈原为劝谏楚王开疆拓土、称霸中原、统一天下而作的，《九歌》蕴含着屈原宏伟的美政理想。而屈原的这种美政理想，全部都寄托于郢都之中。因为郢都才是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只有在郢都才会有机会遇到圣君贤臣，即所谓“可足与为美政者”，才会最终实现美政理想。

然而，屈原将郢都视为实现“美政”理想之圣地，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渊源。而这仍需回溯至清华简《楚居》谈起，从历史地名学的角度寻找线索。《楚居》向我们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郢都的建立时间，二是郢都的蕴含。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启示我们，郢都自建立之初便寄寓着楚王一统天下的雄心。而这也正是屈原将“美政”理想寄寓于郢都的历史原因。

郢的称号与楚王的称号同时出现不能说是巧合，显然存在某种关联。本人认为这是楚人表明其政治地位的一个标志，即宣誓楚国是一个与周王朝平起平坐的王国。周人称其都为京，楚人称其都为郢，这体现了楚国欲称霸天下的雄心。[19]

此言甚是。正如《楚居》整理者所谓：“郢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名，而是武王之后王居的通称，犹西京、东京之‘京’。”[20]楚武王在建立郢都之初，便将“郢”置于与周王朝之“京”同等的地位，其与周王争雄而欲一统天下的雄心可谓昭然若揭。由是而言，郢都在建立之初，便寄寓着楚武王一统天下的雄心，而这种雄心可谓楚武王的“美政”理想。这便也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历史源头。

通过以上的考索，我们发现：原来郢的真正意义为“王都”。“王都”与“国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君为公为侯为伯子，其都皆可称国都但不能名王都，只有在其国君为王者其都方可曰“王都”。楚在整个西周时期，都未曾正式称王，故国都一直名丹阳不变，直到春秋早期楚国称王，其都才改名称郢——王都。楚都名丹阳与称郢之区分就在于楚君是否称王。[25]

清华简《楚居》的刊布，亦印证了上述论断。楚武王不仅是楚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人，也是春秋史上第一个称王之人，有人甚至将楚武王称王之年定为春秋元年，由此而知楚武王称王之事可谓惊天动地。楚武王自立为“王”，以此表明其与周王分庭抗礼、争锋对峙。与此同时，楚武王将王都命名为“郢”，以比肩曾经西周王朝的镐京之“京”。这些举措都彰显了楚武王欲取代周王而一统天下的雄心，而这也成为其后楚人骨子里永不磨灭的“美政”理想。

逮至楚威王时代，楚国吞并越国，疆域空前扩大，国力达到鼎盛，有能力统一中国。而铭刻在楚人内心的“美政”理想亦从未磨灭，楚人不仅在军事上武装羽翼以取中原，更从文化上追根溯源以取正统。顾颉刚先生曾指出，楚人将楚祖追溯至黄帝、颛顼，使楚与唐、虞、夏、商、周同条共贯，以取得统治中原的法统[26]。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楚威王卒，楚怀王即位，承续盛业。当时的楚怀王亦有统一中国的雄心，而屈原也在这一时期得到重用。屈原便亦从文化上为楚王的“美政”理想寻觅依据，于是屈原编组了《九歌》，将《九歌》纳为国家祀典。江林昌师考证指出，《九歌》中有海岱东夷族虞舜时代的《韶》乐、中原华夏族禹启时代的《虬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以及流传于楚地的山川祭歌等[27]。可以说，《九歌》包含了整个中华大地上各部族、各诸侯国的祭祀之歌。屈原将这些不同区域、不同族属的祭歌，统一纳为楚国的国家祀典，其用意灼然可见。屈原正是想通过取得各诸侯国的祭祀权、神权，以隐喻取得其政权、王权的合法性，为楚王统一中国找到合理依据，而这也正屈原的“美政”理想。

实际上，在屈原的思想中，郢都才是实现“美政”理想的圣地。有国故有都，都之所存，君之所在，这是古来之共识。而都之所存，君之所在，美政方所在。国都是国人最高政治理想的永恒依归，因而郢都亦是屈原“美政”理想的永恒寄所。依托郢都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是屈原在《离骚》中反复表达的观念。屈原的恋郢情结与“美政”理想作为屈赋的主要表现内容，在《离骚》中交相辉映，成为屈原无法割舍的政治情怀，经艰不改，历久弥坚，终生命而恒存。即使“国无人莫我知兮”“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屈原仍旧“怀乎故都”。而这正是源于对楚国先祖之“郢”与“美政”的历史追忆，这种历史记忆在屈原的内心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

三、追溯“西方”与构想郢都

郢都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寄所，“恋郢”情结是屈原终生的人文情怀。当寄托于郢都的“美政”理想破灭时，屈原仍旧深沉地眷恋着郢都，这在《离骚》中有着深刻表达。在“恋郢”情结的作用下，屈原在其作品中构建了两种不同的郢都，即现实中的郢都与构想中的郢都。所谓现实中的郢都便是指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郢都，而所谓构想中的郢都则是指人文诉求层面上的郢都。具体而言，屈原所构建的现实与理想中的郢都是通过对南方与西方空间方位的书写来表达的。姜亮夫先生曾指出：“屈原对四方的态度不一样：对西方、南方的感情最深厚。”[28]屈原对南方的依恋代表着其对现实中的郢都的留恋，而对西方的追溯则意味着其对构想中的郢都的期许。质言之，南方的书写代表屈原意图在现实的郢都中实现“美政”，而西方的书写代表屈原企望在构想的郢都中实现“美政”。

第一，屈原对南方的书写。屈原赋中的“南”有多重指代，而以“南”指代现实之郢都的蕴含，主要体现于《抽思》和《橘颂》之中。学界一般认为，《抽思》是屈原流放汉北之时的作品。《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汪瑗曰：“南，指郢都也。汉北，指当时所迁之地也。屈原所迁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汉之北乎？”王夫之亦云：“此追述怀王不用时事，时楚尚都郢，在汉南。原不用而去国，退居汉北。”[29]屈原流放汉北，郢都在汉北之南，故屈原以“南”指代其所依恋之郢都。又《橘颂》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汪瑗云：“南国，谓楚国也。楚国在江之南，故谓楚国为南国。”[30]所谓楚国，当然是指以郢都为核心的故土。因之，这里的“南”显然包含屈原眷恋的郢都。姜亮夫先生指出：“南方为现实之失望，故南方多寄望之伤词，悲夫悲夫！更就有现实意义之地名。”[31]可以说，这种“现实意义之地名”最应包含和指代郢都。屈原之所以将“南方”作为现实中的郢都来书写，一方面是“恋郢”情结使然，一方面是“美政”理想在起作用。“恋郢”与“美政”交织在一起，成了屈原内心永恒的历史追忆。

第二，屈原对西方的书写。当现实之中的“美政”理想破灭之后，屈原开始神游西方，并寄托“美政”理想于西方，而这主要体现于《离骚》之中。《离骚》中涉及“西”的书写有三处：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屈原屡屡提及要到西方去，对西方充满着无限的期望，由“至乎西极”“指西海以为期”便可见一斑。事实上，屈原神游西方的书写，应当是屈原在其精神世界中构建的“郢都”以及“美政”理想。当寄托于现实世界中的郢都的“美政”理想已渐行渐远之时，忠贞不渝、上下求索的屈原，便转而构想精神世界中的郢都，为追求“美政”而继续努力求索，可谓苦心孤诣。而之所以说“西方”是屈原构想出来的郢都以及“美政”理想，就是因为屈原神游西方的目的仍然是寻求明君、贤臣，而明君贤臣之政正是屈原“美政”理想的重要内涵，明君贤臣的政治局面也正是屈原理想中的郢都应当具备的模样。因之，我们说屈原追溯、神游西方，实是在构想郢都，为追求“美政”理想而继续求索。

要之，屈原赋中的南方书写蕴含着屈原在现实世界中的郢都追求美政理想的行动，而屈原赋中的西方书写则代表着屈原在精神世界中的郢都追求“美政”理想的探索。关于屈原赋中的南方与西方的书写问题，姜亮夫先生已作了精彩阐释：“楚本夏后，自状曰高阳苗裔，亦来自西方，沿汉水、居息洞庭、云梦之间，则乞灵于昆仑，怀想于西土，亦其历史之自然因力。南土为其开拓之地，西土为其发祥之基，故于南则以实际之行动为主，于西则以追怀往迹为基。”[32]

需要注意的是，姜亮夫先生认为楚族来源于西方，而这或许正是屈原追溯西方而构想郢都的真正历史原因。关于楚人的来源问题，可谓众说纷纭。或谓来自东方，或谓起源西方，或谓源于北方，或谓本自南方，或谓源自中原，可谓各方俱全。而清华简《楚居》为楚人的来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楚居》中有关于楚人先祖季连的记载：

四、结语

综之，“恋郢”情结可谓屈原终生不渝的情怀。郢都俨然是屈原现实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家园，它不但寄托着屈原的人文情怀——寻根，也寄托着屈原的政治理想——美政，而这些思想意识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根基，是楚国历史文化使然。在当时战国的政治环境中，在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情形下，屈原凭借其超众的才华与超群的能力，完全可以离开楚国而另寻圣君，以实现其“美政”理想。然而，在“恋郢”情结的作用下，忠贞不渝、坚韧不拔的屈原，根本不屑于走向当时盛行的“楚材晋用”“楚材秦用”“楚材吴用”的变通之路，而是最终自沉于汨罗江中，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楚国，将情怀永远寄托在了郢都，将“美政”理想永远凝聚在了汨罗江。从此，屈原的这种精神便成为一种永恒不变的爱国情怀，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也成为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永恒典范。毫不夸张地讲，屈原赋中的郢都书写，可谓中国文学的“百代不祧之祖”，“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36]。

注释：

[1] 陈中杰：《屈原与郢都管见——恋郢哀郢与忧国忧民》，《湖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第40～48页；李炳海：《屈原贬谪汉北与楚辞相关名物典故的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8页；侯文学：《汉代骚体赋的京都抒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64～171页；等等。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81～182页。

[3] 赵平安：《试释〈楚居〉中的一组地名》，《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73～78页。

[4] 张正明：《楚都辨》，《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第64～68页。

[5]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页。

[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81页。

[7]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3～58页。

[8] 刘玉堂：《楚都名称与楚人的寻根意识》，《寻根》1997年第2期，第16～17页。

[9]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10] 周建忠：《楚辞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11]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2] 李炳海：《屈原贬谪汉北与楚辞相关名物典故的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8页。

[13] 钱锺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910～9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