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春梅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笔者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田野调查，在蒙古族说书艺人甘珠尔(内蒙古自治区级传承人)那里发现了多种类型手写“记录本”的存在，现代蒙古族说书艺人的口述史中也多次提到“记录”和“记录本”学习经历，这使笔者不得不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手稿记录本这样一个书写形式在现代蒙古族说书技艺传承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与口头说唱互动？掌握文字阅读和记录能力对口头艺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均尚未得到关注和比较全面的阐释。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无疑对探讨书写与口传之间的互动关联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笔者通过田野中所获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发现现代蒙古族说书艺人手中的手稿记录本主要有三种类型，即“故事梗概”记录本、“套语”记录本、说唱记录本。这三大类记录本在对故事题材、程式化诗歌段落和说唱技法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故事梗概”记录本

蒙古族说书艺人手中的手稿记录本，一种是专门记录故事情节的，也就是蒙古族说书艺人所说的“故事梗概”(“uliger un tobqilal”)，这与完整抄写复制的手抄本有所区别，它是对故事主要情节进行简约记录。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多数说书艺人手中都有类似的记录本存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说书艺人甘珠尔曾经演述过的31个故事中，22个就有相应的故事梗概记录存在(详细情况如表1-1)。说书艺人铁木尔、额尔敦楚古拉、照日格图等多名艺人也都有通过记录本学习和积累故事的经历：

表1-1 甘珠尔“故事梗概”记录来源

额尔顿楚古拉：《玉龙太子巡游记》这个故事的记录本是我从双程胡尔奇那里得到的。

访谈者：他记录下来的？

额尔顿楚古拉：是的，手写的记录。我拿来他的记录本重新抄了。[1]

照日格图：知道五十多个故事，多数都是通过记录来学习的。让别人说，之后再记录。[1]

可见，故事梗概记录是现代蒙古族说书艺人传承故事题材的重要方式。我们可将故事梗概的记录来源归纳为书面和口头两种途径。书面来源主要是汉文历史小说原著、剧本、蒙古文译文手抄本(俗称“本子故事”)及出版物、故事梗概记录本等。口头来源主要是说书艺人(包括师傅、徒弟和其他说书艺人)的演唱以及亚巴干胡尔奇(没有乐器伴奏，但用说书调演述的方式)、民间歌手等其他民间艺人的讲述。我们可以通过梳理甘珠尔的记录本来了解具体情况：

从汉文原著中做记录，一般是由识汉文字的说书艺人阅读汉文原著，在头脑中翻译形成内化文本，并用蒙古文字简约概括记录故事情节。还有一种情况是由识汉文字者阅读并口头翻译，由说书艺人概括记录故事情节。具有蒙古文字能力的艺人可以直接阅读蒙古文译文本子故事手抄本或出版物做记录或直接抄写其他艺人的故事梗概记录本。除此之外，还可通过村落老人、长辈的讲述获取故事梗概进行记录，蒙古族说书艺人讲述的故事中有一部分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在记录的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的。

无论故事梗概来源于书面还是口头，最终是以文字记录的方式将其保留下来。这就要求说书艺人至少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书写技能，这也与现代蒙古族地区语言文字普及有直接的关系。掌握多种文字能力就说明获取故事题材的途径越多，越可能积累更多的新故事，这也是在说书艺人同行中能够出类拔萃的重要条件。与近代说书艺人保留完整的蒙古文译文本子故事手抄本不同，故事梗概的简约记录方式无论从抄写时间还是携带方面都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详简程度不同的故事梗概记录，在传承和保留故事题材和具体的演述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笔者在蒙古族说书艺人甘珠尔那里获取的故事梗概记录，各自繁简程度不一，如《薛仁贵征东》故事梗概的记录方式非常简略，约13000字，而底本本子故事译文手抄本却有20万字之多。又如《楚郭相争》故事记录本7840字，是属于较为详细的记录方式。记录本详简程度与故事本身情节内容的复杂曲折程度有关之外，与艺人的熟悉程度相关。初次阅读或听到的故事相应记录方式较为详细，而详细的记录方式更适合说书艺人之间的传阅学习，通过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脉络和细节内容，艺人可以轻松地将它转换成口头说唱，所以此类记录更具有故事传承的功能。较为熟悉的故事或曾经演述过的故事，就用非常简约的方式将其梗概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往往用于故事的具体演述过程中，供自己阅读，便于艺人在每次的说唱活动中临时翻阅，掌握故事情节整体发展脉络，易于回忆。

如果说我要录(电台录音)两个小时，费劲(详细的记录)，找到这两个小时的故事脉络很费劲，我如果简单记录下来，两个小时中有什么名字、去哪了，做什么了，谁和谁交战赢了，谁抓了谁，怎么放出来的，如果将这些进行简单记录的话，我说的时候就看简单记录，因为话都是自己的，就把主要情节记录了一下，就记录了主要人物名字、地方的名字、情节。这属于简单记录，在这里我看一两行文字就能说半小时一个小时的，这样记忆简单，录的时候也方便，一看就能想起来。①

面对长篇故事的讲述，人物较多，情节曲折，加之题材繁多，单纯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记忆故事并非易事。而艺人的故事梗概，记录的内容往往只是故事的核心情节和易于遗忘的名词，而这些也是众多模式化的口头说唱故事当中的可变因素，也是需要准确记忆的内容。是艺人在说唱中易于回忆的模式，在熟记故事的核心情节、人物的姓名、职务官衔、所用兵器、坐骑及颜色、城池名称的基础上运用口头说唱技艺即兴表演。

二、“套语”记录本

蒙古族说书传统中的“套语”，艺人将其称为“hebxilhelelge”，包括两部分内容，一种是具有主题意义的程式化的诗歌段落，是历代蒙古族说书艺人为故事的演述而量身定做的，用于表现故事的典型场景。一种是定型化的俗语、谚语、格言等。说书首先是口头语言艺术，积累一定的语言词汇是说书艺人必备的前提条件。套语利用比喻、比拟、夸张、排比、复沓等手法，形象逼真地形容人物和事件，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文字发展较为落后的时代，套语的学习都是口耳相传的，随着文字教育的普及，现代说书艺人多数具有蒙古文读写能力，可以借助文字记录的方式辅助记忆和积累口头传统套语。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艺人手中也有这样一个专门记录套语的小册子，下面表格中列出了艺人甘珠尔记录的若干个诗行的主题套语类型：

表格2-1 艺人甘珠尔记录的“套语”

相同主题套语，因为艺人说唱风格的原因，诗词语言细微之处可能有所不同，即便同一师承关系的说书艺人，因为学唱生涯的不同，诗歌的积累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艺人希日布、劳斯尔手里也有专门记录主题套语的小册子，是专门用于教授徒弟而准备的。初学者拿着套语记录本，根据诗行的程式特点将其背诵下来，幷在四胡的伴奏下学习说唱。对于初学者来说如何记忆众多的套语诗行是面临的首要难题，笔者曾询问说书艺人额尔敦楚古拉记忆套语的技巧，他透露道：

按诗行头韵记忆，不能按意思记忆。每一种头韵为一个单元，记忆头韵的基础上记忆这一单元的主要内容，这样就更好记忆了。②

当然他所说的记忆方式是以有相关文字记录为前提的，手稿记录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套语口传性特征，相比口头流传更为直观，具体，便于记忆。尤其是适合内容复杂，富于变化的诗词段落，从艺人所说的记忆技巧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记忆方式与口耳相传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依然是利用诗行的韵律以及内容的程式化的特征来辅助记忆，而字词之间完全的对应不是他们所关注的。

虽说说书艺人可以通过套语的文字记录来辅助记忆，但在具体的口头演唱过程中，这些诗歌段落并非原封不动地被复制，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境即兴编唱。关于这一点，艺人吴双河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数纲鉴)从甘老师的记录本上看着背下来的，说故事的时候再编唱。”每一次的演唱中主题套语诗行是不断伸缩变化的，艺人往往会根据不同的情节内容、人物角色和不同的场景合理分配套语诗行。对于套语的运用方式，蒙古族说书艺人都有自己相关的经验积累：

甘珠尔：将军整装披甲也分为大装备、中等装备、简单装备等三个档次。军队布阵也有大布阵、中布阵、简单布阵三个档次，什么都有重，也有轻，(诗行)有多，有少，这样安排。比如张士贵的小兵出征，你就对张士贵进行装备布阵，那故事就不是故事了。军队出征，有大军出征，支兵赶路、少数兵赶路，一个人赶路，使者赶路都不同。③

记录本除了记录程式化的诗歌段落之外，还要记录蒙汉传统俗语、谚语和格言等民间词汇。这些都是民众耳熟能详的，除了师徒传承之外主要从民间吸取，运用到故事的演述中，使故事更富表现力。艺人甘珠尔一般用蒙汉双语来记录这些语词，如：“argaargagedegqiniabugadjarubalbaihu la yum，arug un ditura higed aru tala dagan egurdeg uu。”(办法这东西，可以随时拿来用，是放在箩筐里，背在后面的吗)；“baras-i jirujuluugijirubaqu，yasu gi ni jiruhu du berhe tai，jisu gi ni tanijuhumun i ni tanibaqujiruhe gi ni tanihu du berhetai。”(画龙画虎难画骨，识人识面不识心。)还有一些汉语对词“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伤人六月寒”、“虎落深穴犬来欺，龙落浅潭虾来戏”、“人嘴两张皮，正反都是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等等。艺人劳斯尔去哪里怀里都揣着一个记录本，听到民间俗语、谚语马上记录下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他把这个称之为“从民间捞金”。正因为他时刻关注其他艺人优美生动的语言，所以光记录本就有十几本了。

对有文字读写能力的说书艺人而言，文字的掌握无疑是他们掌握大量蒙汉古现代词汇，积累程式化诗歌段落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在说书的习得、传承与演述能力的提高中，口头言语技巧如诗歌、谚语、格言的娴熟掌握与综合运用，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三、说唱记录本

还有一种记录本类型是说书艺人根据自己或其他艺人说唱的内容记录下来的小册子，记录内容包括故事的主要情节、套语和曲调等。

将自己说唱的内容记录下来，往往是具有较高说书技艺的艺人，便于说书技艺的传授。记录内容较为完整，是经过了艺人修改完善过程。即便是同一个故事，其说唱记录本版本有很多，是不同说书艺人根据自己说唱的内容记录下来的，因此，记录本的内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初学者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这些记录本小册子：

在我学习本子故事的时候，师傅给了我一本手写的小册子，封面上用蒙古语写着《三国演义》，师傅说这是他自己说唱的《三国演义》，让我好好记住里边的故事情节和诗句。我按他的要求都记住了，之后师傅又给了我一本手写的《三国演义》的本子，说这是他们村陶克陶老胡尔奇说唱的本子，也让我记住，但我发现这里的诗句和内容跟我以前的记得不大一样，师傅说，不同胡尔奇说唱的同一个曲目，由于胡尔奇的才华，生活阅历的不同，会有些不同。等你娴熟了，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听众的喜好，加以修改。[2]

初学者只有对这样一个记录本小册子的故事情节、人物、场所等内容和套语的运用方式有了大体了解之后，才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在其基础上自由发挥，即兴创作。而这样一个说书记录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让初学者照本宣科。

记录他人的说唱，一般是初学者为了学习说唱技艺，将师傅或其他艺人的说唱记录下来。记录者的文字书写水平不同，记录本的繁简程度和质量也会参差不齐。说书艺人额尔敦楚古拉将蒙古族说书艺人的说唱记录本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大”记录本无论是情节内容和套语形式记录较为完整、详细，记录者记录速度较快，记录下来的内容也较为完整。“中”记录本次之，“小”记录本是最为简略的形式，记录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高度概括，只有记录者本人才能够读懂。也正因为记录他人的说唱具有一次性的特点，没有经过任何修改过程，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访谈者：那个时候师傅是怎么教的？

额尔顿楚古拉：模仿老师说故事的方式、语调、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还记录所说故事的主要情节，一些套语、俗语。因为从小会拉曲调,在这个基础上跟着老师拉唱。

访谈者：当时的记录本现在还在吗？

额尔顿楚古拉：都不在了，抄写的有。有的原稿也在，小时候写的，有很多错误，都不用了。[1]

这样的一个记录本，当然更多是供初学者自己翻阅的，辅助学习口头说唱技艺。就文本本身来讲，可以说对其他人没有任何阅读价值。记录本当中的信息在艺人的脑海中不是孤立、死板的存在，而是与实际演唱情境联系在一起的，翻阅记录本可以随时激活艺人脑海中的活态文本，幷牵引着艺人在实际中模仿、操练。

照日格图：布仁巴雅尔老师，白天给我们讲故事的进程,即上朝、将军整装披甲、将军交战、军队驻扎、赶路、赞颂小姐、相遇伤感，故事的什么地方用什么调等基础知识。晚上布仁巴雅尔老师拿着胡尔(四胡)说故事的时候我们记录。什么时候用什么曲调，怎样的将军要怎样形容等坐在旁边学。[1]

艺人听的最多，学习最多的往往是师傅的表演，有意识地去模仿师傅讲述故事的方式、语调和语言风格。当他们基本掌握了说书本事与相关知识之后，口头表达能力与叙事技巧的提高逐渐取代了记录本这一书写形式的地位，记录本在表演实践中完全隐退为说书叙事的记忆链条，成为“大脑文本”。

手稿记录本这一书写形式是现代蒙古族说书技艺传承中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写文本，是作用于口头演述的，脱离了口头演述，手稿记录本毫无意义。手稿记录本的书写与口头传唱相得益彰，静态和动态相伴，共同形成活态的说唱文本。

注释：

(1)访谈对象：甘珠尔，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说书艺人。访谈时间：2013年3月8日。访谈地点：甘珠尔家。访谈人：彭春梅。

(2)访谈对象：额尔敦楚古拉，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说书艺人。访谈时间：2012年2月11日。访谈地点：白彦呼舒镇说书馆。访谈人：彭春梅。

(3)访谈对象：甘珠尔，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说书艺人。访谈时间：2012年6月3日。访谈地点：甘珠尔家。访谈人：彭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