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经世文编》是一众清代名臣经世济民的著作合集，其中不乏对晚清军事的独到判断。大沽口为北京出海东大门，其重要程度自不待言。也正因此，曾在清代4次遭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入侵。《清经世文编》中颇多涉及大沽口的海军防务和边防形势之处，值得具体分析。

关键词：《清经世文编》;大沽口;海军防务;边防形势

“虎门大沽，并称天险”，这是湘军创始人之一、晚清名臣郭嵩焘对大沽口海防的评价。明清畿辅海防以大沽口、旅顺口及威海卫为战略防御体系的三角形网络，其各自的火力配系建成后，构成了畿辅海防互为犄角的海岸防御体系。晚清海防以旅顺口为首冲，大沽口为要冲，尤以关系畿疆要害。大沽系畿辅咽喉之地，其建设更成为要塞火力配系的重中之重。

大沽口炮台始建于明代，后于嘉庆和道光年间对炮台进行建设。英军北上对清政府进行武力威胁，这一时期的炮台建设有了明显进步。

一是内部结构变化。明代炮台内部为木架、稻草结构，清代加固以木料砖石，坚固性大增。但是，由于敌我双方使用的多是实心或空心炮弹，打击在砖石结构炮台台身外，飞溅的石块可致守军致命伤害。

二是土堡、麻袋修筑防御工事，虽为临时建设，但在实际防御中也有一定效果。据时任直隶总督的讷尔经额所述，麻袋贮土堆垒9层，于百步之外试以大炮，穿至7层而止，将弁得以避其飞火弹，人心安定。

三是增建辅助性设施。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修筑的天津海口炮台除了两座海口炮台外，还修筑了“住房九所，火药局一所，校场箭厅一所”。但是，在炮台内部设置火药局和休息场所，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炮台遭遇火炮袭击时的威胁。

四是嘉庆时期修筑炮台2座，南北对立而建;道光时期讷尔经额在大沽口南岸增筑炮台2座，北岸修筑炮台1座，均为上砖下石，呈长方形。同时，将修复加固南岸旧炮台，增添土埝、土垒和拦潮坝等防御设施，这标志着大沽口炮台的建设已经从单一的海口驻守向大规模海防要塞转变。但是，各炮台间未能相互连接，缺乏相互援助，后勤保障也存在问题。另外，这种炮台只可以防御海上正面之敌，对敌方登陆成功从后路攻击的可能却没有充分加以考虑。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朝野惊惶不定。如何加强京城近畿的大沽海口防卫，成为上下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的海防任务由打击海上反清势力和海盗，转变为防御外国的海上入侵。海防问题成为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问题。大沽口炮台成为中国海防史上无法被忽略的一段记忆，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战争虽为千古变局之始，但对于大清王朝的触动仍然有限。《南京条约》的签订虽让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此后十余年，朝野继续走老路，国家大政方针几乎没有任何新的举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才真正认识到必须“西学为用”“以夷制夷”，才有了后来由朝廷主导的洋务运动。它改变了中西关系，影响了晚清政局，堪称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标志事件之一。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对清廷产生根本性的震动，首要原因就在于大沽口之战的失败，使首都门户不保，竟至于皇帝出逃。随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危机和社会经济的困窘。清光绪二十六年的庚子之变，大沽失守，联军得以由此增加援军，进军北京，再度致使“御驾”逃遁西安。

大沽口屡屡告急的战略危局引起了晚清朝廷的极大关注。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彭玉麟等晚清名臣纷纷上书，或请求修缮船坞，或建议增添炮台，言辞激切，只因大沽口已危如累卵。在《清经世文编》中，累计出现“大沽口”字样近百次，其中大多涉及海军防务、边防形势。下面笔者分别就这两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清经世文编》中对大沽口海军防务的研究

李鸿章在《覆奏海防条议疏》中直陈当今世界早已被海洋所环绕，各国船只借通商传教之名，聚集在清廷首都京师和东南沿海附近，名为与华亲善，实为狼子野心，此种情况堪称千年未有。而轮船电报的迅捷堪称瞬息千里，军事器械的强悍是清廷军力的百倍有余，以往的水陆关口完全不足恃，这种强敌也是千年未有。无论海陆关隘，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朝中守旧派侈谈仁义，罔顾时局，李鸿章上书六策，在不动摇清朝国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争取了洋务运动发展的空间。李鸿章善于师夷长技，先前已和沈葆桢购置上千把林明登步枪，交由上海机器局仿造，后又换成更易操作的士乃得步枪，并在军中推广。火炮方面李鸿章大力购置克虏伯火炮五十多尊，巩固天津海防。但由于价格昂贵又易损坏，故又购买英国和美国火炮等以作备用。考虑到一旦与洋人开战，港口必为敌所重创，福建、上海、天津等地的机器局距离海口过近，虽运输器材较为便利，但也容易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故李鸿章特意在内地设置机器局仿造枪械弹药。

佚名撰《葛鲁孙厂新创硬铸炮台说》中，开篇即言到“今天下之精于武备者当以德意志为首”。当前国内火炮“多属废制”，即使有一二优良火炮，也难以冒险置于军前。国内官员大多嫌弃德国葛鲁孙（即克鹿卜）炮造价昂贵，然不知“一置此等炮台，即历数百年而亦可用”，购置便宜火炮反而白白浪费金钱。大沽口地势险要，急需优良火炮以备敌袭。葛鲁孙旋转炮台“高立如圆楼形，能旋转，一座可用九寸径炮两尊，架以汽机之力，可四面旋转。轰击高计十五尺，周围计一百三十尺，重计五百七十七吨半。此炮台可置于寻常炮台之后，或左或右均可。盖用四面旋转之法，则四方皆可施放……若中国吴淞口大沽口等处有旋转炮台则一座亦已足用矣”。

佚名撰《论舂坎炮足以制胜》则一反火炮愈大愈强之论，认为“各大口坚筑炮台，购置巨炮至多不过十数处，而有巨炮之处，其余船炮亦皆布置左右，诚有不能窥伺之势”，但支线港口则“炮台既不能移，其余船炮亦不敷调用”。大型港口守备过多，小型港口守备乏力，极易被人避实击虚。作者提出大沽口防守完善，重炮足以寒敌之胆，然而“敌于老黄河、母猪河、马颊口伺虚以入，则大沽新城炮台之炮能御之否”？上述支流河口防备较弱，即無重炮防御，也无战船巡曳，一旦遭袭，大沽炮台亦无用武之地。作者认为应多布置“舂坎炮”于支流河口。“此炮之用，不在初放时之轰燃，而在着物后之炸裂。置此炮于沿海，无论敌往何处，但见敌即放。弹落敌船自能轰击，即使所放不皆获中，而十炮之内苟有一弹着于敌船，敌已大受挫损，不敢复攻。故有此炮而兵亦不必多也。”

王宗曾的《海防策》写于甲午海战之后，在朝野一片悲观绝望的情绪中，他提出振海防必须“储人才”“严选兵”“勤操演”“重船学”“试砂礁”“精器械”“坚炮台”“审形势”八条建议，振聋发聩。其中“精器械”一条，他提出“从前大沽炮台所购用者为德国克鹿卜炮，今办海防炮取其快，勿取其大”。火炮体积大固然火力猛，然发炮时间长，转动慢，极易为人所制。甲午海战中日舰火力迅猛，清舰火力迟钝，速度远远不及，此为海战之重要败因。同时，他在“坚炮台”一条中提出炮台不宜都设在明处，而要明暗相间。“暗炮台之设，尤防务中所不可少者。暗炮台乃敌人所不能见，可出其不意击之。我炮可击彼船，彼炮则不能轰我台也。”大沽炮台所用克鲁勃炮，火力极猛，然而所处位置明显，势必被敌舰集火打击。倘若在“树林阴蘙之处”布置暗炮数门，必能趁敌之虚，攻其不备。

佚名的《筹海》首先痛斥了贪官墨吏克扣国帑、侵占军费的劣迹。朝廷用于海军军务的开支何等重要，然而瑞安一地的官吏就敢以三千两一艘营船的报价，私吞两千两入囊中，仅余一千两作为造船成本。造出的船只质量粗劣，不堪使用，只能停于港中待修;而对其进行修缮，则又可以申报两千两费用，其贪墨情形一至于此，不大力肃贪，筹海无从谈起。

同时，该文还对炮台架设方位及构造提出思路。近日朝野探讨大沽炮台多以保护台基、升降炮位为主，然此并非根本。炮台建设需借鉴欧美列强先进经验，如英国海防炮台多依山而建，炮位坚固、弹仓隐蔽，难以被敌舰击中;若炮位设在无山之处，则可参考比利时北都爱司勾阿炮台，分为上中下三层，结构中空，外土内砖，每层都留数个炮眼，远远望去仅是一土堆而已。据《兵船炮法诸说》分析，舰炮炮弹穿透土层难于穿透木墙，而且白天被轰击受损的土墙可以连夜挖土修补，易于伐木。最后，文章指出海军兵源可仿左宗棠创办“渔团”之法，广纳沿海诸省渔民组成海军，统一发放薪水，这样“沿海七省十万人不难致也”，反之若不早日将精壮渔民编为军旅，一旦为寇，江南必乱。渔团之设既可免清初东南沿海骚乱不止的乱象再度发生，又可组建新军充实海防，可谓一举两得。

二、《清经世文编》中对大沽口边防形势的研究

康有为在《上皇帝书第二》中极力反对割让台湾，称此举会令民心丧尽。割地之风一开，后继之事陆续有来，再难杜绝。他指出日人表面猖狂，实则首鼠两端，内阁与军部争执激烈，全无共识，因而虽然日日声称攻击京师，但始终不见一炮落于大沽口。康有为认为日人旨在恐吓，叫嚣夷平京师，然而北洋海军全灭之际，大沽口门户几已洞开，日舰巡曳渤海却不敢開一炮于大沽炮台，足见其无心占据京城，只是“阴窥边省”。朝廷此时能否顶住压力，力拒割地，是人心聚散、国体荣辱的关键。

余贻范的《防海》开篇即陈防海之难易，可谓“昔日易、今日难”。只因昔日西洋诸寇远跨万里而来，补给接济难以持久;今日南洋诸岛皆为其所有，后勤充沛，如同与中国接壤。中国海岸线极长，自北而南绵延九省临海，大型港口近三十处，小型港口不计其数，海防形势极其严峻。他提议北洋、中洋、南洋分别将重心设置于旅顺、崇明和南澳，各司其职，彼此照应。一旦清廷海防有警，苏门答腊海峡即可被南洋舰队封锁，与敌军在南海决战;之后调动台湾、南澳海军对其包抄，最后指挥北洋水师的主力舰队在守备大沽口和旅顺口的同时，开赴浙江沿海，攻守两便。大沽口和旅顺口是京畿门户，不可一日无舰船护卫。其余港口舰船次第出战，可保战事无虞。另一方面，清军炮台和兵力布置多顾前不顾后，前紧后松，导致发生外敌从位于北通州的北塘一带包抄大沽口炮台的恶果。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借僧格林沁重大沽而轻北塘之机，在潮水上涨时进入北塘，北塘炮台本就被僧格林沁放弃，自然不堪一击。北塘失守后，大沽口炮台顿时陷入两面夹攻之死局。余贻范将此惨败写入文中，就是为了后人能够前事不忘，吸取教训。

俄人自清初以来，对中国觊觎已久。收录在《皇朝经世文三编》中的俄国将领铺加脱的《中国边事论》一文中，对中俄边防一线分析可谓详尽。从满洲经蒙古至新疆，中俄边界绵延万里，堪比匈奴之于汉初，契丹之于北宋，战事在所难免。就清廷在华北平原的兵力部署而论，“京城凡国家军政要镇之处，皆可营舍，如山海关、承德、多伦诺尔、密云、通州及保定府是也。其筑设要塞之地如大连湾、金州、旅顺口、威海、芝罘、营口、山海关、北塘及大沽是也。除屯京城兵勇外，尚有芦台、北塘、大沽、新庄、杨柳青、天津等诸营，所以防由白河之敌兵也”。俄人向来惯于趁火打劫，“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均是趁清政府与英法等列强交涉时，借“调停”之名签订的。大沽口海防一线在国内堪称坚固，然而后防薄弱乏力，一经绕背打击，满盘皆输，这一点已在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中暴露得淋漓尽致。铺加脱更指出，“平时驻屯直隶兵勇二十四万余人，北京八旗营兵十二万七千余人，然能堪野战者，唯镶字军一队耳”。晚清军力之弱，早已被外敌洞若观火。“选拔其兵勇足用者，千人中仅五十人耳”，此等士卒，当然难堪大用。

僧格林沁兵败，直接动摇京畿根本，朝野哗然。《清经世文编》中涉及此事的文章颇多，如署名“京官文廷式张百熙等五十余员”的《联衔纠参督臣植党疏》、佚名所撰《互市档案》、佚名所撰《天津新议续议（中西纪事）》、佚名所撰《西法长短说》、余贻范的《防海》等，其中以薛福成的《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一文最为详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胜利使僧格林沁恃功自满，且盲目迷信蒙古骑兵，全然不顾兵器发展之现实。最为致命的失误，就是撤去北塘守备主力。北塘战略地位何等重要，然而僧格林沁却在三年间仅建成三座炮台。恐不仅是清兵效率低下之故，主帅重视程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大战在即，僧格林沁一心渴求与敌上岸交战，退守北塘，岸防守备均被废弃。

清咸丰十年夏，英法联军先以轮船至北塘拔除海岸防护桩，区区数日间，北塘守军苦心经营的几百根防护桩都被拔去，而此举竟无一兵一卒上报，北塘之空虚，以至于此。六月洋兵登陆，先以白旗议和诈降，僧格林沁果然中计，未在潮落之时予敌以重击。待潮涨之时，敌军一拥而至，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冲锋，然而在火器至上的近代战争面前，精锐的骑兵也只能沦为一个个活靶子。北塘一失，大沽口唇亡齿寒，加之岸防炮的设置为固定朝外，无法向背后还击，炮台不能旋转的危害此时方才显现出来。大沽既失，咸丰急命僧格林沁回防京师。然而天险一失，大沽距北京仅二百余里，朝发夕至，何以为恃？紫禁城之陷，圆明园之焚，只是大沽口惨败的余音罢了。

《清经世文编》系列始自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自晚清至民国，“二编”“三编”等续书不断，共计二十二种之多。其中既有晚清遗老怀念往昔的呓语，也有能人志士奋起直追的呼号。大沽口作为晚清发展洋务、守备边防的缩影，在《清经世文编》一书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当今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海防形势亦相当严峻。晚清爱国人士对大沽口的一系列研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

参考文献：

[1]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岳麓书社，1984

[2]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6[M].学苑出版社，2012

[3]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76[M].学苑出版社，2012

[4]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76[M].学苑出版社，2012

[5]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80[M].学苑出版社，2012

[6]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7[M].学苑出版社，2012

[7]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5[M].学苑出版社，2012

[8]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50[M].学苑出版社，2012

[9]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77[M].学苑出版社，2012

[10]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47[M].学苑出版社，2012

[11]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105[M].学苑出版社，2012

[12]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50[M].学苑出版社，2012

[13]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52[M].学苑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基金项目：第九届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课题名称：天津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项目编号：D22018。

作者简介：王进（1986—），男，汉族，天津人，文学学士，馆员，研究方向：古籍版本及文献发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