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

引 言

延安时期，根据地内重要社会工作的开展常常采取“突击运动”的形式。具体来说，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在社会上形成工作高潮和舆论导向，进而实现政策导向和工作成果上的双重成效。这种工作方式改变了根据地内的社会氛围，也对文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为例，如果仅从文艺史的角度归纳其经验得失，可以认为它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艺界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落实。比如，运动中对旧秧歌音乐、舞蹈、队形、妆容等多方面的改造，改变了秧歌的阶级属性，使其成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然，这种改变的意义和效果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归纳，如“被政治所改造的民间”“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双重演示”“革命时代的政治与娱乐”“‘表情’以‘达意’”“文体革命、文化运动与社会改造”等。通过近年来的这些重要研究视角，可以看到学者们正在从更加中性的立场看待新秧歌运动。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新秧歌运动的历史意义。具体来说，就是新秧歌运动是否真正落实了“工农兵文艺”的目标和任务。

《白毛女》演出剧照美国媒体摄影1946

秧歌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它的创作和接受主体都是群众自身。因此，只有当新秧歌成为一种新的民俗时，才可以说它创造了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态，是“被政治所改造的民间”，否则它就只是专业艺术工作者开展的文艺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