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有高达2亿灵活就业者，相比于7.5亿的总就业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四分之一。灵活就业并不完全等同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打短工、出苦力，它还包括一些看起来很精致的职业，个人律师、自由撰稿人、主播等都属于其中。

灵活就业只是迫不得已吗？

虽说做着卤肉配送员的工作，实际上，潘振东仍然是“老板”。在疫情席卷之初果断放弃实体店铺，他的家人一度担心生活没有依靠。

潘振东今年34岁，从部队退伍后与曾为战友的妻子一起，靠贷款在家乡宁夏银川做起了卤肉生意，他妻子家有卤肉秘方，夫妻二人勤勤恳恳，生意一直不错。

他们还有一个6岁大的孩子，2020年决定关店时，许多人都劝潘振东再考虑考虑。“银川虽然没有暴发过疫情，但当时客流量还是少了很多，很多老顾客也都是微信找我下单，没必要再开店。”他告诉记者，店铺每月需要交1万多元租金，算上其他成本，每月需要支出2万元。关店并不意味着生意結束，他申请更改了工商营业执照的登记信息，妻子每日在家卤肉，他则负责全城送货。

这种模式让夫妻俩不用再花费大量精力管理店铺，有了更多的空闲，开始研究别人如何通过直播和电商销售自家产品。

2020年底，他开始拍短视频，内容主要是做卤肉，后来又开始直播。刚开始是本地人购买，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主顾已经遍布全国各地。“现在算下来，疫情实际没给我们带来太大损失，当然拍短视频和做电商也不容易，但与开实体店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新的生活。”他说。

如果不是转做短视频和电商，潘振东可能已经失业。与他相比，程旭的选择却更加主动，早在疫情之前，他就已经不再想困于一纸劳动合同。“编剧是个劳动力过剩的行业，有点儿像学美术的，千万人中才有一个能真正‘出来，大部分人收入很一般。成功者靠的不仅仅是实力，还有人脉和运气。”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从2019年开始，他就想着辞掉工作，当一个自由职业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拍东西，而不受制于影视公司和投资方的要求。此后疫情来临，程旭坦然接受解聘。此前他看到有人辞掉工作去送外卖来体验生活，不仅减掉了体重，其用文字记录并发表的故事颇受人关注，他也想试试。

于是，从2021年起，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灵活就业生涯”。一开始并不容易，送快递日常的辛劳让他一度崩溃，但在断断续续送了半年之后，逐渐适应并进入节奏，也终于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创作。凭借以前的行业经验和现在源于生活的鲜活素材，他很快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不少粉丝，甚至获得了额外的一份收入。

灵活就业的需求旺盛，实际与经济结构变化密不可分。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灵活就业报告显示，产业结构调整是近年来灵活就业、灵活用工需求旺盛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自2000-2020年的20年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7.5%上升至47.4%。

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灵活用工市场也在不断释放潜力。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2019年参与共享经济的人数约8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7800万人，直接推动了灵活就业、兼职就业、创业式就业等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就表示，在当前数字经济大背景下，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开始出现;随之产生的平台化、灵活性的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等特性。他认为，鼓励灵活就业，可以形成“蓄水池”与“缓冲器”，在劳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

不可忽视的是，在就业群体里，蓝领仍是大多数。目前，我国第二、第三产业蓝领工人规模为4.26亿，蓝领人群与岗位需求之间长期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才结构不匹配，是阻碍蓝领就业效率的两大问题。

刘超是一名人力资源主播，他与江苏本地企业深入合作，平时经常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为粉丝讲解岗位信息，介绍他对企业的实地探访，并回答求职者关心的问题。

去年12月，新能源领军企业宁德时代和刘超联合在快手发起了“直播带岗”专场。数据显示，有25万人次观看了这场直播，超过1000人报名应聘。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高级技师吴端华围绕职业教育发展、直播带岗、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内容，提交了九份建议。他认为，应该从权益保障、体制机制、培训、就业效率等环节入手，让更多年轻人拥抱实体经济。

解开灵活就业的“束缚”

除了招工与就业的匹配效率外，中国的灵活就业者们依然有许多问题要面对。如何实现“灵活保障”，便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去年12月，54岁的田忠平在装卸快递时不慎从操作台摔下，造成右脚跟、膝盖关节、臀部骨折，需要作手术。他是在为中国邮政装卸快递时受伤的，但他并非正式员工，与许多快递员一样，他是劳务公司派遣的日结工。而由于用工方的用人名额经常变动，劳务公司不得不短期聘用大量劳务派遣工人，以日结的形式开展工作。按照现行《劳动法》，这类非标准劳务关系无法由用人机构缴纳社保，只能由员工自行购买社保，或者自行缴纳商业险。这也是“束缚”着人们积极参与灵活就业的绳索之一。

想要系统性地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需要时间。零工需求日益旺盛，许多企业、劳务公司以及服务商也在自主寻找解决方案，用人单位也不希望因为工伤缺乏保障而引发纠纷。

负责为田忠平提供劳务保障方案的服务商告诉记者，因为前期使用了“务工卡+日结保险”的数字化方案，他们目前已经解决了日结工无法正常投保的问题。

据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这种数字化解决方案，是将微信支付对外开放的“务工卡”功能，与一款日结保险相结合。前者可以代替上工“打卡”，员工只需要通过微信刷脸认证，即可完成上工打卡。与此同时，与之绑定的保险也会自动开始投保。这种专门针对日结工种，可以实现一日一保，单笔保费在0.2-3元之间，由劳务公司承担，最高可赔偿80万元。

因为采用了这种新的保障方案，田忠平住院及误工的费用都得到了保险承担，这种由保险和移动应用搭配的解决办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结零工无法计算工时的问题。

通过移动数字化，来解决灵活就业者面临的保障问题，形成了更高效的处理方案。此外，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在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去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出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这也是第一个系统规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政策文件。

从长远来看，解决保障问题，为2亿灵活就业者“松绑”，也是丰富就业形式、激发经济活力的必备措施。他们可能也会是承载整个经济结构改革的“骑手”。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答记者问时所说，“要给这些‘骑手们系上‘安全带”。

（摘自《中国经营报》黎慧玲）□E761895C-AB47-4F27-84A9-F5CAB89435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