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爱因斯坦不仅研究自然界，也很关心人类和社会。

作为生长于德国的犹太人，他深知少数民族被社会和政治力量排挤的苦楚。他花了大量时间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并为恢复以色列国做出了贡献。他期望以色列不仅成为流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家园，也希望他们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与周边的阿拉伯人友好融洽地相处，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之中。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爱因斯坦痛恨战争，认为战争是一种野蛮的人类活动。

一战开始后，他一直参与反战活动。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公开化，爱因斯坦也受到了很多攻击。他毅然辞去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职位，移居美国。

二战开始前夕（1939年8月），他在其他科学家起草的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敦促美国进行原子弹的开发，但这件事一直在折磨他的良知。

他认识到原子弹可以摧毁很多人的生命、结束一场战争，但并不能带来长久和平。因此后来他与很多科学家一道，说服各国政治家们形成一种超国家机制来管理原子能利用，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56年得以成立的背景。

爱因斯坦酷爱自由。他把自由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人们赚取所需的生活物资的劳动量应该尽量小，以便他们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兴趣爱好活动，他认为科技可助人类实现这个目标。

其二是个人在研究、言论、教学、追求自己爱好等方面应该享有自由，当权者和他人都不应该干涉，政治和宗教信条以及常规和偏见也不该成为羁绊。

他的个人生活和事业轨迹一直在向最自由的地方移动，同时，当他看见“非常糟糕、非常不幸的公共问题时，都会对其发表看法，因为沉默会使我有罪恶感，觉得自己犯了共谋罪”。

爱因斯坦的宗教情怀深沉而独特，他相信超能的造物主是存在的，但他不相信任何拟人化的、时时对自己所造之物奖惩的上帝，更不认为人与上帝沟通需要所谓的“先知”和神職人员。

这与牛顿的宗教倾向，原则上是一致的，爱因斯坦称之为“宇宙宗教情怀”。他相信，这种情怀不仅可以让宗教与科学和谐共处，甚至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之一。

他非常欣赏科学共同体的国际主义特征，怀念现代科学涌现伊始各国科学家都用拉丁语写作、交流无碍的时代。对于20世纪上半叶各国科学家在碎片化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系中各自为阵的局面，他深感无奈。

他说：“在这个国家和社会阶层之间纷争不断的时代，一个人类最珍贵的事物正在受到威胁，这就是科学的国际性。个别国家的学术机构已被民族主义的激情裹挟，快赶上政治斗争中的政治团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