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杕

每每提及“最憋屈省会”，大众总会不由想到两座城：一个是身在江苏、辐射安徽的南京，另一个则是常年省会首位度“吊车尾”的济南。

济南被一些人认为欠缺省会之风范，调侃起来也毫不客气。曾经，济南甚至被认为有点像县城。

被称为山东“双子星”的另一座城，却别有一番景象—“绿树青山，不寒不暑，碧海蓝天，可舟可车，中国第一”，这是梁实秋笔下的青岛。绿树掩映的街道，融合中西方文化风格的红楼洋房高低错落、连绵起伏，而且为了体现城市景观的设计感，每一栋近代建筑的外形都无一重复。

青岛，尝近代开放风气之先，异域风情不仅刻印在城市风貌上，还和这座城的制造业图谱交织互动。

从基础设施到生产制造，青岛属于国内最早踏入工业化轨道的那批城市。

19世纪末，这座滨海城市被定位为军事基地和交通要塞，山海之间修建起青岛港和胶济铁路。为了服务城市发展，欧洲的啤酒、汽车、自行车也在这时传入。

青岛德国啤酒厂、麦库尔电灯厂、矿泉水厂拉开了青岛发展轻工业的帷幕，海军修船所、铁路公司的四方修理厂则为青岛之后的机械、动车制造打下基础。

时局变迁后，纺织业成为青岛的主要产业，顺带生产火柴、面粉、榨油、制盐、制丝等日化品类。到1936年，以日资为主的青岛纺织业有纱锭56.8万枚，占全国的10%，纺织工业的资本总额更令人咋舌，单单一城就占全国行业总资本的1/4。

凭借从纺纱、印染到机械制作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青岛稳坐国内三大轻纺工业城之一。解放前夕，上海、青岛、天津三市的棉纺织设备就占到全国七成左右，“上青天”的美誉由此而来。

建国后，青岛原有的工业基础得到传承。一方面，轻纺业依旧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轨道和陆路交通也颇有长进，青岛四方机厂造出了第一辆国产蒸汽机车，之后又在这里诞生多个“中国第一”：第一批铁路客车、第一列双层客车。

作为自行车工业的发迹地之一，1954年青岛的自行车产量便突破万辆大关，和沈阳、天津、上海并列为国内四大自行车行业之都。

家电业的兴起，也多少暗含了一点历史的伏笔。1984年青岛电冰箱总厂组建，其冰箱生产技术正来源于德国利勃海尔公司。第二年，青岛的第一代彩电、双缸洗衣机，分别引进自日本的松下和夏普的生产线。

如果说近代的青岛制造有着西方和日系的影响，那么改革开放后，韩资无疑是青岛经济版图里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1989年，韩方在城阳投资45万美元成立青岛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这是山东第一家、国内第二家韩国独资企业，托普顿也成为韩资企业涌入青岛的开端。

当然，这样的跨国资本流动并非偶然。一是地缘相近，青岛到首尔的直飞航班不过两小时功夫，二是产业梯度转移的必然选择，汉江奇迹推动韩国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大增，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难以为继，不得不寻找新热土。邻近的青岛正好还有制造业基础，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在这之后的近20年，青岛都是韩资在华的第一大流入地。2008年，韩资企业在青岛就有4000多家，跟着厂子、项目一起过来的韩国人接近10万。

即使到2019年，在青岛注册的韩资项目累计仍然达到13010个，实际投资额197.4亿美元。

韩国企业在青岛有多密集？青岛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只要会中文就不会迷路，只要会韩语就不愁工作。

乘着外向型经济的“春风”和“五朵金花”的崛起，1990年代，青岛实现了对大连的赶超，在五大计划单列市里位列第二。进入和世界全面接轨的21世纪，青岛继续高歌猛进，2005—2010年，GDP稳居全国前十，2008年还一度超过无锡跻身全国第九。因为沿海区位、对外经济和深圳的相似，青岛有了“北方深圳”之称。

只是，在下一个十年，这座北方大港的荣耀并未延续。

2010年后，青岛在全国的排名几度滑落，相继被佛山、成都、武汉等南方城市赶超。2018年，地方的经济数据改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青岛的GDP遭遇“挤水分”，由原来的12001.52亿元下调至10949.38億元，2019年的经济体量也不及1.2万亿，11741.31亿元的GDP排在宁波、无锡之后，青岛的全国排名“着陆”到第15名。

而且，青岛作为“北方第三城”的地位也并非不可撼动。强省会、临空产业的加持下，郑州势头正猛。

掉队了，为什么？

有人喜欢“见微知著”。2004年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邀请34岁的马化腾向商业巨头、海尔掌门人张瑞敏推销QQ，却遭对方无情拒绝：“现在还没有说服我，非常感谢你刚才非常动人的说服词，但至少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兴趣要加。”

这样一个科技圈流传的故事，常常被用作青岛产业转型迟缓的一个侧面印证，只顾守成家电、纺织、石化等传统行业，错过了互联网的“上半场”。

殊不知，青岛既错过了互联网的“上半场”，也错过了利用外资的“下半场”。

2003年开始，青岛就开始出现韩资企业的非正常撤离，而且这一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山东省外经贸厅统计，2003年韩资企业从青岛非正常撤离的有21家，2004年有25家，2005年有30家，2006年43家，2007年翻一番达到87家，到2008年非正常撤离的韩资企业累计达到206家。

不少韩资企业家，直接撇下租来的厂房设备，不支付员工工资和久拖的债款，不办理适当的破产手续，一夜之间就飞回韩国，让一些青岛人焦头烂额。

但这样的大规模撤资，也有迹可循。2008年韩资大规模撤离时，青岛市统计局就发文承认，市内引进的外商投资企业多为韩企和日企，规模小、创利低、缴税少、不规范。不妨去看更具体的行业：在青韩资主要集中在制鞋、化纤、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矩阵，明显传统而粗放。

随着青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消退、生产成本上升，草根型的韩资企业生存空间大大压缩。青岛韩国社会和企业联盟经理Sung Jeung-han曾向媒体表示，青岛6000家韩资企业中的20%～30%都在亏损，“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和进口价格上涨是主要原因”。厂房、设备都是租来的，那么一走了之就比破产清算成本更低。

而在同期，同样以外向型经济见长的苏州，已在谋求转型。

首先看外资的产业结构，如果用销售收入衡量外商投资的行业结构，2007年苏州外资营收前三的行业分别为电子信息和通讯设备（46.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7.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5.1%），电子信息产业作为苏州的主导产业，外资的集中度尤其高。而纵观青岛营收前十的外资企业，将近半数都属于石化、冶炼行业。

其次，要改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加工贸易模式，出路还在于吸引外资落地研发、销售等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根据山东省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青岛跨国公司总部机构有49家，而苏州在2011年，这一数字就已达到147家，外资研发企业也有416家。更多总部机构的落地，往往意味着外资对地方的经济贡献、技术溢出都更为明显。

从简单几个数据的对比，可见这座曾在一次次开放中赢得发展红利的城市，多少也因为转型迟缓、迈的步子不够大，而错过了利用外资的“下半场”。

近年来，青岛不乏新一轮开放的战略机遇。2018年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横空出世。得到政策加持的青岛，在国际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商旅文化和海洋“4+1”个领域，可以有更多资源倾斜和先行先试的探索。

错过了互联网的“上半场”，“下半场”终于不缺席。根植制造业基础，青岛立下打造“工业互联网之都”的雄心。日前，国家工信部公示2022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海尔推出的卡奥斯COSMOPlat已经连续四年位列榜单首位。

还有，制造业的家底也依然扎实。2021年初出炉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队”名单里，全国25个集群入围，山东2个集群都花落青岛，一个是海尔、海信、澳柯玛等家喻户晓企业成就的智能家电集群，另一个是全国动车组整车60%“青岛造”的轨道交通装备集群。

2021年青岛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制造业比重一栏颇受关注—工业增加值3884.07亿元，占GDP比重为27.48%，较2020年提升1.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6年来，青岛工业增加值的首次上升。

作为北方明珠，青岛对资源的吸引力依然强劲。比如，在《2022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中，青岛的城市引力名列全国15位，是北方地区除了首都北京和两个强省会（西安和郑州分别为11和14）之外，唯一入选前15名的城市。该报告由南风窗传媒智库和盐财经出品，以城市对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为评判指标，侧重于对城市发展动能和潜力的测算。

青岛重振制造的决心不小，但要回归第一梯队，那块“短板”还是高端制造。经常同青岛上演“三国杀”的沿海工业大市—宁波、无锡，2020年规上工业营收利润率分别为8.8%、6.9%，青岛则只有5.5%。规上工业利润率不高，侧面反映制造业的层次偏低。

即使是明星产业，青岛的智能家电业仍然困于缺少关键上游配套。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周云杰曾以合肥对比分析，在用地、用工成本以及招工难度上，青岛的条件都优于合肥。但更明显的差距则体现在本地配套率上：与合肥70%相比，领先数十年的青岛仅有40%。

合肥力推“芯屏器合”产业，青岛却有“缺芯少屏”的烦恼。即使2021年青岛引来京东方积极“补课”，但这一项目主要生产显示端口器件，而非京东方最具科技含量的面板。

从外部引进更强大的“鲶鱼”来激活整个产业，是一个可行的思路，比如特斯拉落户临港，但观念开放、实干氛围才能形成“强磁场”。对此，青岛是否也会将其作为可选项？

这几年，青岛也有好学之心，“接上海”，“学深圳，赶深圳”，還有大批干部南下考察苏州、成都，“拜师学艺”思想观念、产业布局、招商引资、政务服务。

阅尽千帆后，唯愿这座滨海城市能找到自己的“青岛模式”，重回中国城市的最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