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海军

2008年，我工作的西部小城组织全市村干部分批前往山东潍坊接受农业产业化培训，学习潍坊以寿光为代表的蔬菜产业发展理念，借而推动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农民增收。山东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和规模，让来访村干部很受震动。培训期间，山东潍坊农业科学院院长刁家连提醒各位回去要重视粮食种植。他还特意举例2003年国家粮食隐忧和进口问题，借以说明事关重大。

刁家连的提醒，村官们基本无感。其时，我们当地上至政府，下至农民，都在操心怎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家关心的是学一些技术，回去好在当地发展除种粮之外的一切农业产业。

比如，当时山东农民使用的温室种油桃、温室一边倒种樱桃防霜冻等技术，让村官都很眼馋。很多人回来之后，做了实验。发展果品产业的农民，也确实获得了比过去种小麦、种杂粮大得多的收益。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后，是种粮不划算。过去40年，我们极力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由此带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是一路攀升。城市化的另一极，乡村的增长十分缓慢。农村非常低微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应对城市化浪潮所伴随的物价上涨，农民的压力不言而喻。乡村输出的主要农产品—粮食，价格一直受制于指导价，几乎是纹丝不动，而农资价格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前不久，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发布了今年小麦、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50公斤115元、124元、129元、131元，较上年分别提高2元、2元、1元、1元。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强调，夏粮以小麦为主，约占全年产量1/4，预计旺季收购量1300亿斤左右，与常年水平大体相当。仔细一算，其实小麦收购指导价比上年每斤增长了两分钱。过去40年，小麦的收购价就是这样“稳稳”增长的。

农民依靠种粮的收入，比不过务工和发展林果产业。发展非粮优势产业和务工，基本是广大偏远地区农村提高农民收入的通行做法。比如种植樱桃，一亩地可种30棵树，一棵树产出1千元，一亩地可收入3万元。同样的土地种植小麦，亩产500斤还得风调雨顺。当然，国家粮食主产区，小麦亩产千斤不成问题。不过，即便亩产千斤，农民依靠种粮的收入还是比不过务工和发展林果产业。今年华北地区出现小麦做青贮饲料的现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山地居多的非粮食主产区省份，农民弱化种地，热衷进城务工，导致土地撂荒、农田非粮化、非农化的问题，不容小觑。

刁家连举例的2003年，中国粮食种植面积0.99亿公顷，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加上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也出现大幅度减少。2006年開始，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此后还实施了种粮补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回升，2010年达到1.11亿公顷，2016年达到最高峰—1.19亿公顷，2019年又下滑到1.16亿公顷，2021年又恢复到了1.18亿公顷。为了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今年，农业农村部提出了改变土地非粮化现状、适度有序退果还粮的要求。

看统计数据，情况良好。但一斤小麦一年增长两分钱的收购价，对照北上广一碗面已涨到30元、三四线城市也得10多元的价格攀升过程，着实令人沮丧。这也是相关部门在发布粮食收购价相关信息时，不用“每斤”而用“每50公斤”的用意所在。收购价格低，种粮补贴均分下来，大多数地区亩均也只有不到20元。种粮不赚钱，种粮积极性不高的情绪弥漫。“要让农民种粮有钱赚”，这话要落实，非一朝之功可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