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课程思政是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抓手，是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新手段。法律翻译人才培养是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因此法律翻译的课程思政建设至关重要。打造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应当首先从六个方面探讨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所涉及的问题：为什么、是什么、谁来做、何时做、何处做以及怎样做。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厘清对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认识，明确其目标和手段，指导法律翻译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切实推进中国涉外法治建设。

关键词：课程思政;法律翻译;涉外法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21-0126-04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17年，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求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梳理各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全面提升课程育人质量，“课程思政”因此首次被写入教育部文件。2020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发布进一步强调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并就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内容重点、教学体系等具体内容做出详细部署。教育部针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从政策到实践的一系列举措说明，课程思政从2014年开始的萌芽期，经过多年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已经到了走向深化、系统化的关键期[1]。

一、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服务国家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问题[2]。落实到涉外法治建设上，就是要通过课程思政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满足新时代对外开放和涉外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涉外法律事务中，法律文本的翻译往往是首要工作，因而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中，专业的法律翻译人才不可或缺[3]。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不仅可以强化从事涉外法律工作者的法律翻译能力，更能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他们形成对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进而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自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向世界“翻译中国”。

鉴于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本文以問题为导向，从六个方面探讨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所涉及的问题：1.为什么（why）;2是什么（what）;3.谁来做（who）;4.何时做（when）;5.何处做（where）;6.怎样做（how）。探索这些问题有助于厘清对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认识，明确其目标和手段，并切实指导法律翻译课程的教育教学工作。

二、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要素

（一）为什么（why）

“为什么”是关于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和原因。这一问题紧扣新时代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一些学者认为鉴于人本身的完整性，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育人工作也应当是全面而整体的，从这个层面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靠自己“包打天下”[4]。况且在实践中，由于其他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育人合力未能形成，也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5]。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界对“课程思政”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讨论和探索。

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因就在于，法律翻译处于法学和外语语言研究的交叉地带，天然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和资源。对法学教育而言，学生需要学习借鉴其中非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学知识，比如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先进的法学理论知识和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等，但对于涉及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则要注意甄别，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6]。外语教育则一直是中西方意识形态交锋的高地，学习外语就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外来思想和价值观，如果不能客观看待中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便很容易产生国家意识淡薄、文化自信不足等心理，从而动摇广大青年的思想根基[7]。法学课程、外语课程和思政课程都涉及意识形态领域，三者共同的指导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开展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不仅契合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还能够完成价值塑造，落实育人目标，为国家涉外法治建设输送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且熟练使用外语、通晓涉外法律知识和法律文化、具备法律口笔译技能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二）是什么（what）

“是什么”是对法律翻译课程思政进行定义和解读。有学者从课程思政总体的角度出发，归纳了当前学界关于“课程思政”的概念归属，包括“课程类型说”“教育理念说”“思政方法说”“教学体系说”“实践活动说”以及“多重属性说”六种典型论说[8]。部分学者则立足于法律英语这一特殊用途英语，认为法律英语不是单独的一门课程，而是一个学科方向，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开放的学科体系[9]。法律翻译作为法律英语的一部分，当然也拥有独立的学科体系，然而鉴于翻译活动和法律活动的高度实践性，“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法学、外语语言专业课程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交际性、广泛性和实践性这三大基本特点。

法律翻译课程思政的交际性主要体现为法律翻译是发生在法律领域内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无论是涉外司法实践还是文字翻译转换都少不了与外国语言和外国法律文化的沟通交往，而法律翻译课程思政着力培养学生在不同法系间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这也是为了使其能在未来的涉外法律实践中实现既定的交际目的。法律翻译课程思政的广泛性体现在两个维度：狭义来看，法律翻译仅指宪法、法律法规、判决书、各类合同、法学著作等法律文本的笔译服务以及涉外庭审、涉外仲裁等的口译服务;从广义看，法律翻译除上述翻译服务外，还涉及不同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法律文化、法律思维以及法律逻辑间的交流互鉴。而法律翻译课程思政的实践性则体现在法律翻译课程应当契合当前涉外法律实践的需求，解决涉外法律实务中的实际问题，其中各类参与者必须积极投身实践，学习者在实践中促进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教育者在实践中推动课程设置的进一步优化，组织者在实践中检验课程结果的有效性。

（三）谁来做（who）

“谁来做”解答的是什么人参与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本研究认为法律翻译课程思政是一种实践活动，那么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参与者就显得极为重要，主要包含三类。

法学、语言学教育家以及相关研究者要参与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法律翻译离不开法律和语言这两大基础学科，因此这一类参与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学科交叉点，为学科发展制定方针、目标和计划，将国家层面的课程思政战略进行分解并提出融入法律翻译教育实践的办法。这一类参与者既包括国家法律翻译教学大纲的制订者、编写者和教材（包括规划教材、推荐教材、统编教材）的审定者、教育评估者，也包括中国法律翻译研究者，还包括教材的编写者。他们主要来自国家机关、高校、出版社、杂志社等机构。

法律翻译教学管理者以及教育者要参与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专业的管理者需要制定、修改并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设置课程。而教育者则不仅限于教育机构人员，还包括从事一线涉外法律服务的实务人士。管理者和外语教师主要从教材中挖掘思政元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是非观，提升其文化认同;而实务人士则可以凭借其丰富的从业经验，在真实案例的教学分析中培养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促进其不断提升政治素养，并激发其代表中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远大理想。三者相互合作、互学互鉴，既能提升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水平质量，也有助于培养专业对口的法律翻译人才，防止出现法律翻译教学与法律翻译实践对法律翻译人才素质要求不一致、课程内容应用性不足等现象，并且真正将价值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教育目标。

法律翻译课程学习者更要参与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各类学校的学生是主要力量，也包括对法律翻译有兴趣、有需求的学习者。他们是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和最终阅卷人，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效果好坏和成功与否直接反映学生是否积极参与法律翻译课程学习，是否满足法律翻译课程思政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切实解决涉外法律服务中遇到的若干问题，是否能够助力他们在中国涉外法治事业中发光发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何时做（when）

就育人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休止符;就语言而言，外语学习研究何时都谈不上晚。在中国当下的发展周期内，高层次的涉外法治人才和法律翻译人才缺口巨大，能够将中国特色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成果转换为国际社会听得懂、易于接受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从而在国际谈判桌上熟练运用外语阐释国家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高端人才更属凤毛麟角。因此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更要从此时此刻做起，响应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强调的“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号召，大力培养高水平涉外法治人才，为我国下一个发展周期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五）何处做 （where）

简单来说，“何处做”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处处都要做。具体而言，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既要在课堂上展开，也要在课堂外延伸;既要在理论上深入，也要在实践中验证;既要在学校里探讨，也要在社会上摸索。要根据法律翻译的学科特点和教育要求，不能把教学内容仅停留在课堂上校园里，而要将其与实践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去国内外事部门、涉外执法司法机关、涉外法律服务部门以及国际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仲裁机构、调解机构、法律服务组织、法学学术组织里接触更广泛的涉外法律内容，直接融入国际法律事务的工作环境，熟悉相关流程和程序，了解掌握實务操作技术和方法，做到涉外法律知识与国际法律实践的无缝衔接，切实提高学生的涉外法律事务应用能力。只有学校社会共同发力、培养人才，让课程思政建设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育人功能，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方向性、针对性，增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培养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

（六）怎样做（how）

“怎样做”这一问题既是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前进方向，也是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开展法律翻译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课程教材的质量和时效性，结合国际法律实践及前沿法律案例，编写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需要的专业教材和案例教程;其次要注重更新教学理念，明确教学目标，科学规划法律英语复合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学生在涉外法律实务中的问题解决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拓展法律翻译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途径。只要教育者能够坚持让专业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一基本点，就应当鼓励他们开发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采用百花齐放的教学方法，开展灵活新颖的教学活动。

以法律翻译课程为例，通过讲授英美法律制度，让学生了解西方法律渊源、法制发展和法律体系，以史为鉴，思考我国建设法治中国道路上应当借鉴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教授法律术语翻译和合同翻译等实务课程，使学生掌握精准传达法律含义、实现对等法律效果的技巧和方法，助力我国涉外法律文本和国际条约的起草翻译等活动。通过司法案例研读，强化国际法律实务教学，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培养他们对外斗争的本领和能力，激励其以语言为矛、以法律为盾，向外介绍中国法治理念，对内坚持中国法治建设。除了创新课程内容之外，也要积极创新课程形式和教学活动形式，比如开展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展示、演讲、模拟法庭辩论等，或是带领学生参观体验真实庭审、谈判、会议活动等，将思政元素融入法律翻译教学的各方面、各环节和各阶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法律翻译课程的吸引力。

三、结语

上述内容涉及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六个要素，主要聚焦在“是什么”“谁来做”和“怎样做”三个方面，这是因为“为什么”“何时做”“何处做”这些问题已有较多学者做出了回答，有相对比较明确和公认的解答。但也必须承认，上述六个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相对来说，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是什么”和“怎样做”的讨论还在初级阶段，而大部分学者对“谁来做”的探讨仅限于教师队伍，却忽略了法律翻译实践活动中社会实务人士所独有的经验和贡献。可以预测的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什么”的讨论仍会方兴未艾，学界会逐渐认识到在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中实务人士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并尝试鼓励高校中的教师队伍和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实务人士携手合作，构建高校社会思政建设共同体，为“怎样做”这一问题探索新路径，毕竟从本质上来讲，法律翻译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

当前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涉外事务日益复杂，贸易冲突和政治争端频发，国际社会中的合作与博弈最终都需要走向法治化的道路。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际，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对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保障性作用，只有不断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才能适应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建设需求，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进法律翻译课程思政建设就是在此背景下，着力培养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善于破解实践难题，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善于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一流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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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国文，肖琼.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六要素[J]. 中国外语，2021，18（02）：1+10-16.

[3] 李小峰. 论“卓越法律人才”视阈下的法律翻译人才特点及培养策略[J]. 教育评论，2014（02）：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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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趙继伟. “课程思政”：涵义、理念、问题与对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9，17（02）：114-119.

[6] 时显群. 法学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04）：59-60.

[7] 肖琼，黄国文. 关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 中国外语，2020，17（05）：1+10-14.

[8] 唐德海，李枭鹰，郭新伟. “课程思政”三问：本质、界域和实践[J]. 现代教育管理，2020（10）：52-58.

[9] 张法连. 新时代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探究[J]. 外语教学，2018，39（03）：44-47.

（荐稿人：田力男，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MTI教育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作者简介：王欢（1998—），女，硕士在读，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