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斌 于鑫

摘 要：从政治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近代以来西方政党政治的移植屡遭破产，肇始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探索之路，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历史契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政治实际相结合，通过建立亲密友党关系、开展多党合作、进行政治协商的方式，创造了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趋势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历史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实现民主政治的有效方式、强化权力监督的基本保障、促进党际和谐的重要支撑，对于世界政党政治与政治文明来说具有类型学意义。

关键词：大历史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启示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2）03 - 0047 - 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1]从大历史观的分析视角和评价方法来审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是适应中国政党政治发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回顾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历程，可以看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与运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独特的实践优越性，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类政治文明奠定了制度基石。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勾结，严重阻碍和破坏了中国政治稳定与发展，急需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孙中山在海宁观潮之后感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2]政党政治成为全球政治发展的趋势，政党应不应该存在已无须争论，但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模式却需慎重选择。在中国政治体系转型的历史关头，政党政治探索的先行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国外尤其是西方，借鉴甚至照搬他国政党制度及其运行范式，但未构建起预期的、良善的政治秩序，这一切为探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历史契机。

（一）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昙花一现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创立了中华民国，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组织建构一个不同于封建專制的国家政体，实行一个怎样的政党制度是孙中山面临的首要问题。孙中山作为中国历史上进行政党制度试验的先锋，在没有本国政党制度经验可以沿袭的情况下，学习了英美的多党制。孙中山倾向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的运行模式，他认为通过合法的投票进行选举，得票多的党派进行组阁，从而进行执政的方式就是实现民主的政党模式。孙中山在演讲中说：“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3]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人士，视民主政治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体现了对破除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坚定信念。

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全盘效仿西方的议会政治体系，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内阁制政体，并给予人们自由结社结党、参与政治的权利。多党制被正式确立下来，迈开了在中国社会土壤上嫁接西方政党制度的新步伐。在多党制的合法化催生下，国内出现组党热潮，据统计，自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一共组建了多达682个新兴团体（以党、社、团、会为称号），其中312个团体具有政党性质。[4]这一现象不利于巩固新生政权，同时消耗了民主进步力量。随后，国内正式开展第一次国会选举，各个党派展开了激烈竞争，最后国民党以得票数量优势赢得胜利，这次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选举，反映了当时追求民主的时代愿景。但是，在组建内阁时，袁世凯为了破坏宪政民主，采取混合内阁，严重违反内阁规则。新生的政党制度受到了顽固的反动势力的抵制，第一届国会大会还没来得及召开，宋教仁就被暗杀。袁世凯乘势窃取革命果实，通过取消国会、废弃约法、恢复帝制，迫使英美的多党制在中国宣告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5]

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下，源自西方民主的多党制在中国空有一套体系制度，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法律等支持，成为生硬安放在中国社会的政党制度。普通百姓远离政治生活，对政党制度持冷漠态度，这种没有群众基础的民主政治注定沦为空谈。因此，依靠宣传和投票选举的多党制难以获得全国性的支持，难以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抗衡，难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对此，章太炎将其比作“推舟于陆”，指明这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6]多党制作为政党政治代替王朝政治的开端，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对中国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但是，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政党制度，不取决于任何组织或个人的美好意愿。多党制最终以失败的结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落下帷幕，它的告别唤醒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民主政治应然方式的思想自觉，促使探索政党制度的方式从简单复制到以社会现实需求为导向的转变。孙中山在晚年回顾多党制的尝试时，也深刻地总结了其中教训：“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7]792;“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7]793。

（二）一党垄断的政党政治穷途末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其政党发展模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政党制度设计的新思路、新方案——多党制转变为一党制。通过政党体制的甄别和比较之后，孙中山由师从英美转向了以俄为师，切实参照苏联共产党模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借用苏俄“以党治国”的模式，同时与党魁集权制相呼应。为了施行党魁集权制主张，孙中山借用西方政党学说为其正名：“意大利密且儿作政党社会学，谓平民政治精神最富之党派，其日常之事务，重要行动之准备实行，亦不能不听一人之命令。可见无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8]随后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政党思想，囊括了国民党的政治理想、组织纪律、奋斗目标等内容。孙中山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依靠“民智未开”的百姓是不行的，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必须自己先受训练，然后出而能感化他人”，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实行“以党治国”，逐步建立起还政于民的民主国家。[9]

从当时情形来看，这一思想转变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强化了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崇高地位;二是汇集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群体力量，有效地解决政党向心力、凝聚力问题。孙中山在分析具体国情之后，得出应先建国而后才能治国的结论，明确了实行一党制的构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一政治观念也埋下了很深的负面隐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后来蒋介石进行独裁专制的依据和托词。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大肆利用和放大“以党治国”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并同法西斯主义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党专制的统治方式。蒋介石身兼数职，掌控着国家重要事务，实现了个人独裁专制、党内高度集权，国民党在政治上由此走向了进步的革命政党的对立面。国民党与买办阶级相互勾结，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在长达20多年的一党专制过程中，国民党一直假借“训政”“宪政”名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后来因为社会上不满声音日益强烈而动摇了一党专制的根基，迫使其宣扬所谓的“还政于民”，实质上是还政于国民党。因此，在国民党主导下，一党制不得民心，流产成为历史必然。

一党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而一党制一度膨胀为独裁专制是孙中山生前未曾预料到的。就一党制本身来说，从制度层面确立唯一的执政主体，避免各种政治力量、社群组织互相牵制与对抗，营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这在当时撕裂、动乱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一党制所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处于统治地位的执政党规避其他力量的约束和监督，难以保持其应有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而党魁集权制又明确规定全党要听从党魁一人的号令，这就要求党魁个人需具备极高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因此以党魁的自觉意识作为整个党的行动旨归是不可靠的，势必会造成党魁的个人独裁。其实，一党制的推行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政党思想的彻底转变，“以党治国”和“党魁集权制”只是作为实行多党制的过渡手段。集权统治并不是孙中山的初心，相反孙中山一直向往民主，渴望将中国带入民主政治时代。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及国民党政治实践昭示，必须平衡执掌权力和追求民主的关系：追求民主而耗散权力，就会陷入杂乱无序的党派之争，最终被反动势力窃取国家政权;执掌权力而忽视民主，就会通向专制独裁之路。

（三）两党合作的政党政治浅尝辄止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在列强的操控下分裂为各个派系，社会利益争夺加剧，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时的中国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翻北洋军阀、促成国家安定统一仅靠国民党一己之力难以达成，为此孙中山寻求可合作的对象。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孙中山希望能够有新鲜血液进入国民党。同时，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也渴求找到可信赖的同盟者，改变革命力量弱小的状况。中共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10]。随后，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会面，商议国共合作问题，其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以怎样的方式合作是讨论的重要内容。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国共两党情况与东南亚爪哇的政党情况非常相似，并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作为直接依据，主张采取与爪哇共产党类似的“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孙中山也赞同该提议，并明确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而实现两党合作，这也是国民党能够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并非从制度上遵循西方两党制规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合作性的两党共存局面，但这种特殊的非典型的“两党制”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拥有不同的政治纲领，即便合作同样并存两大指导思想，即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中新三民主义在“党内合作”的方式下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国民党和共产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合作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消解两党之间固有的立场对立和行动冲突;再次，两党革命的方向、目标也存在很大差别，决定了两党合作的不可持续性和有限性。在种种巨大反差下，国共合作不但在理论上很难逻辑自洽，而且在实践中政党阶级矛盾日益凸显。“党内合作”的方式终究使共产党遭受到国民党的强烈排挤，蒋介石假借孙中山政党理论之名，提出不允许“党内有党”，进行大规模清党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导致仅三年多的国共合作就此破裂。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革命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显现，中国共产党提议搁置两党之间的矛盾，发出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伟大号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国共两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后期，中国共產党顺应民意，试图说服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统治，呼吁建立起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多党派联合政府，使民主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新目标，因而得到了各社会阶层人士、其他民主党派的普遍赞成和一致拥护。但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公然撕毁停战协定，不惜发动全面内战，最终导致其在政治上孤立无援。由此可见，党派政治属性、道路选择的分野，不仅使国共两党合作的政党政治目标难以达成，而且导致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多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构想也无法落地生根。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一）亲密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

从政党制度的历史演进来看，亲密合作不是短期的主观的产物，而是伴随中国革命和政党政治实践发展逐渐生成的。1921年建党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常深入群众开展调研，认识到劳动人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社会群体，而且农民在社会群体中的人数比工人还多，想要战胜顽固的封建势力和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单凭工人阶级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需要团结动员农民群众参与抗争。这一时期的合作主要指向工农联盟——两大劳动阶级的合作，而非针对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党派之间的合作。1923年，毛泽东基于对孙中山倡导的政党制度历程的考察分析，总结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反思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认为一个党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没有办法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抗衡，只有“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2]645，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强调党派合作的重要性，讨论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问题，确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中国政治场域里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还存在一些类型各异、主张不一的党派，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致公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本身就较少参与政治活动;刚组建的致公党，首领陈炯明却是孙中山的反对派，并主要在国外活动;中国青年党则另辟蹊径，既不赞同共产党的纲领又反对孙中山的号召。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中共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在客观上也“只能同孙中山领导的、坚持民主革命立场的国民党合作”[13]。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情势为既不同于国民党又有别于共产党的中间党派——民主党派的产生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民主党派的出现，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带来了新契机，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增添了力量。

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各党派的紧密合作，与各党派的合作并不是兼并各党派，而是求大同、存小异，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团结全国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它既要依靠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也要争取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通过各民主党派争取而来，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的政治格局。可见，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是统一战线思想的结晶，是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战争形势需要而构建起的新型政党关系。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在与敌人作斗争时，除了要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外，还必须照顾好同盟者的看法和建议，对于一切有合作意愿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都应秉持与其“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12]526。至此，多党亲密合作开始走向成熟。

（二）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雏形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确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将多党合作的理论转变为现实，这一政权形式初步践行了多党合作的关系原则。“三三制”政权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所做出的一种成功尝试，也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创新实践，更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

“三三制”政权的创建并非偶然，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理论后，各个党派、阶级、阶层的人民抗战热情极其高涨，为了确保抗战的最终胜利，“三三制”政权应运而生。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三分之一，切实保证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掌握领导权;党外进步分子在政权中占三分之一，着力争取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派在政权中占三分之一，最大限度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达到孤立顽固派的效果。[12]742同年7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到底》的文章，向全国公布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三三制”政权主张，明确表达了共产党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一党一派的专政行为的抵制，对各党派、各军、各界联合专政的统一战线政权的支持，并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机构或民意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的人数，而其他主张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的人数。[12]760至此，“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日趋成熟。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要求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直到1948年上半年，“三三制”政权在解放区内全面推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的伟大创造。

“三三制”政权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雏形，不仅体现在党派合作的格局上，而且表现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意识到领导地位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论述党的领导地位时指出，除了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三分之一的必要数量之外，还强调这些共产党员必须要有优越的质量，如此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模范工作，以实际行动真诚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其能够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12]742可见，中国共产党不谋求在人员构成中占据多数，但并不意味着放弃领导权，而是以自身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来获得其他党派的认同和支持。在“三三制”政权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为了共同使命和任务团结起来，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政权建设的先河，奠定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基础。作为一种崭新的政权模式，“三三制”民主政权是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彻底否定，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对民主的追求，而且汇聚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心民力。“三三制”政权作为抗日战争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产物，尽管在多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上都算不上尽善尽美，但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具有发端性历史意义。

（三）政治協商的民主制度模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利用政党制度如何争取民主的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历经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实践以及致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4]1055的建设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的新型政党制度。毛泽东在论述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时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14]1056。在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开展以统一战线促成的政治协商是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正式成立，以协商民主为政治形式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此时，针对党内外关于政协存在是不是多余、政治协商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引发了争议。对此，毛泽东及时指出，作为党派协商机关的政协与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存在互补关系，两者并不相互冲突、相互妨碍，“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15]。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选举民主不能替代协商民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又劝阻了民主党派“光荣解散”的想法，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6]的方针。政治协商作为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创新，促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

政治协商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协商治国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别于以“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为主体模式的传统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型民主形态。从交往行为理论来看，政治协商赋予了民主过程规范性和“建制化”[17]意义——在公共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多党派通过商谈、对话、协调的方式，确保国家重大事项能够被各个阶级、阶层、社会大众审视，进而达成处理国家事务、解决社会矛盾的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实现“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实现”的路线图。因此，建立一个协商民主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组建上要求民主政治的政体必须是由各个阶级、阶层、团体联合组成，杜绝某一党派谋取私利、专制统治;在运行上要求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流合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进行民主协商，从社会公众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动力。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启示

中国政党政治历程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历史与人民的双重选择，是依托于中国基本国情、顺应中国发展大势的政党制度模式，它切实解决了民主参与、权力监督、团结合作等重要政治议题，对于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对传统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超越，“在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18]。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适应本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亨廷顿指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19]。中国政党制度的早期探索与尝试，因为缺乏本国经验，只能套用外国的制度模式，必然引发水土不服的问题。其中，多党制作为封建专制时代进步人士对外国制度的输入，对构建中国政党制度不失为一种路径参考，但由于没有考虑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并低估了反动政治势力的力量，从而造成了党争的政治紊乱局面。随后以俄为师，遵循“以党治国”的原则，效仿实行一党制，却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独裁统治。为了焕发政党政治的生机活力，继而以党内合作方式开展国共合作，但仍然停留在生搬东南亚爪哇共产党人成功经验的层面，两党合作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救治中国政局病患，反而日益暴露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反动本性，其严重后果警醒了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

早在1924年泰戈尔第一次访华时就提醒：中国人拥有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圆满的哲学思维”和“伟大的古代智慧”，如果中国人仅仅是简单地纯粹地模仿西方人，一概采用西方社会的人生观、国家观乃至宇宙观来武装头脑、指挥行动，有朝一日或许自以为获得独立了，但实际上却不知不觉被征服了。[20]回顾中国政党制度的变迁，把国外既有的模式和经验作为中国政治构架的直接来源、直接依据，这在中国政党政治上留下了沉痛教训。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国家应当实行怎样的政党制度，不是取决于这个政党制度设计是否完美无缺，而是取决于该国具体的政治经济状况、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等综合因素。那种脱离本国具体实际、完全依靠外来制度的做法，在组构政党制度的方法论上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就决定了盲目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成的政党模式和经验必然遭遇失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总结中国革命以及政党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依据中国具体实际应运而生的政党制度。面对国内顽固势力、国外侵略势力的合围，要应对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生存危机，不可能指望一党一派的单薄力量，唯有进行党派合作、形成团结力量，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确立的历史动因。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彰显旺盛的生命力，则源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满足了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诉求，符合中国社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破解了长久以来政治封闭与政治失灵的困境，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稳定发展的制度保障。對于多党制、一党制、两党制等政党制度形式，我们无须局限于制度本身的绝对好坏之分，需要考虑的是适不适合本国国情，任何政党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有其自身的适应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党制度。中国政党政治实践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最好的政党制度。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有效方式

民主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是无数国人前仆后继、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孙中山在初创政党及政党制度时，紧密追随西方多党制的民主轨迹，认为实行多党制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良善之道。但是，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看，竞争性多党制并非西方宣扬的实现民主政治的唯一或最后出路，历史发展不仅没有印证反而驳斥了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21]的论断。

西方多党制容纳多党派自由竞争、轮流执政，在程序与形式上追求民主理想，实际上是专属少数人、富人享有的民主制度，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22]性质。从西方政党的界定与功能来看，多党派中的每个党派所代表的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每个党派的代表在选举之时开出大量的空头支票，通过对民众进行许诺来获得选票，最终选票多的党派上台执政，所以执政党所代表的仍然是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这一小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无法成为民主的化身。从西方政党制度运行过程来看，自由竞争的多党制所衍生出来的暗箱操作、唯票是从等问题，更是民主政治的毒瘤。因此，虽然多党制相较于封建专制来说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民主，但并不能说多党制就代表甚至等同于政治民主。多党制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政党制度探索，而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没有所谓普世的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实现民主的新形式，相较于竞争性政党制度具有更有效的民主保障、更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个民主党派具有合法的参政党地位，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是确信存在的，能够反映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能够代表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大程度上实现有效民主。基于“外生型政党”与“内生型政党”所承载的使命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党标准来看待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阶级性问题，需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各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具有很好的补充和平衡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够坚持多党合作，通过利益代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利益补偿等协商环节，切实维护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真正实现了最广泛、最充分、最真实的民主。由此可见，协商民主是不拘泥于传统模式的新型民主，找到了整个社会意愿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必然得到各党派、各民族的拥护和支持。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强化权力监督的基本保障

梁漱溟在论及近代中国政治的艰难处境与未来前景时指出，中国学习英美的多党制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一党制能否成功也存在诸多疑问。单“就中国的问题说，需要一党制”，而“就中国的社会来说，不能成功一党制”。[23]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撕裂，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主持大局，达到统一国家、整合社会的目的。正因如此，当时政体转变为一党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时局的选择，但国民党不仅没有在中国政治关系中显示出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力量，而且还因缺少权力监督最终走向了个人独裁，一党制难以克服的固有的内在矛盾凸显。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非多党制又非一党制，其政权模式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为其他党派监督执政党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正确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必要区分一党专政和一党执政的不同性质。一党专政特指一个国家的政权只能由一个政党把握，其中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除了执政党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法政党;另一种是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但决不允许参加国家政权。一党执政则包含了三种要素：一是坚持一党的集中领导，二是多党派能够团结合作，三是针对国家事务进行政治协商。一党专政是一种垄断性的政党制度，因存在难以对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的制度缺陷，更容易出现滥用职权、滋生腐败、破坏民主等现象。一党执政则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两者在国家大小事务上一起商讨决定，实现了国家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在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民主党派主动承担起对执政党权力的党外监督职能，贯彻落实权力监督的体制机制，以协商、合作的监督方式防止权力异化。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除了通过自觉接受党外监督以保持肌体健康之外，其党内监督的力量对于永葆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也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从严治党、根除腐败的决心与信心，不是世界其他国家执政党所能望其项背的。党内存在一些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一党执政的政党制度，因为一党执政不必然产生权力腐败，就像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并不必然滋养政治清廉一样。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在运行中不乏权钱交易、贪污公款、暗箱操作等案例，很多政治家因此身败名裂，即便面对这样的事实，也很少有西方国家将腐败原因与其政党制度联系起来，反而热衷于在全球范围推销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可见，认定一党执政必然缺乏监督、产生腐败，带有十分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误导。中国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的过程中，始终将党内监督置于各种监督形式中的首要的基本的地位，通过完善党内纪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对权力进行更为全面、深刻、严格的监督，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促进党际和谐的重要支撑

政党最早出现于西方国家，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政党”一词是兼具“分开”（partire）、“参与”（participation）、“分享”（partaking）之意的政治力量或政治联盟。[24]伴随着政党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催生了与之呼应的政党制度。世界上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往往存在着不同党派——或合法的或非法的，这些党派之间的结构及其关系决定着该国政党制度的类型。政党在阶级基础、利益代表、力量大小、政治主張、道路追求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党派在政党制度中所处地位和彼此关系，进而形成了或竞争或垄断或合作的政党制度。

旧式政党制度以竞争性或垄断性为主要特征，这样的竞争关系、垄断关系本身就具有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内在机理，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导致民主偏离方向。垄断性的政党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是毋庸置疑的，而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下各个政党的竞争动力也不是源自社会民众的利益，仅仅是为了谋取执政的资格和权力，从而使政党沉迷于对选票的追求，选举获胜方执政后的利益代表性十分有限，广大社会民众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关照和保障。另一方面，造成政治效率低下。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深埋着根深蒂固的内耗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自我吹嘘、彼此掣肘、相互拆台，在野党以反对者的身份出现在执政党面前，很难达成普遍性的社会共识，大大增加了执政党政策推行成本，这样的竞争关系使得国家政策缺乏稳定性、连续性，出现政策相悖等问题和矛盾，不利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传统政党制度的局限，是一种既能避免恶性竞争又能防止独断专行的党际和谐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在寻找救国救民出路中诞生与成熟起来的，是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力量，充分发挥了各自在党际和谐中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各民主党派保持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团结带领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而存在的，他们之间不构成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关系。同时，民主党派也不是为了附和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而存在的，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形成“和而不同”的友党关系，旨在从不同视域对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协商中建言献策，辅助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符合人民利益的科学高效的决策方案。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党际和谐关系，使所有党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能够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25]，向着共同理想、共同事业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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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Historical Background，Generating Logic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Li Junbin，Yu Xin

（Chongqing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5，China）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of multi-party competition，one-party monopoly and two-party cooperation system in China started the explor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China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failure of imitating the western party system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origin of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By combining Marxist party theory with China's political reality，the CPC has created a new type of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China that conforms to the general trend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y establishing close and friendly party relations，conducting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conducting political consultati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party politics shows that the 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s a correct choice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democratic politics，a basic guarantee to strengthen power supervision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promote inter-party harmony. It is of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part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Key words： macro-history;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formation;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孔九莉

收稿日期：2022 - 03 - 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8XDJ006）、重庆市教委人

文社科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俊斌，男，重庆酉阳人，法学博士，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于 鑫，女，黑龙江伊春人，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