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陈福民一直以“述而不作”著称，在他为数不多的文字里，一篇与青年评论家项静的对谈《文学内部的自我循环与自我圣化，于真正的文学见识并无补益》值得注意。尽管对谈的起点是讨论当代文学发展和研究现状，但在很大的篇幅里陈福民谈到了对于历史的看法。可见文学研究与历史思考在他人生里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和很多人一样，陈福民的历史启蒙源于《史记》，早年的历史知识和文学感情都来源于此。他把“列传”当作一篇篇精彩的小说阅读，惊叹于司马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伴随着不断成长与阅读，他开始反思中国历史与文学相互交融这一特色：“轴心时代的文史哲——经史子集四部，内容上重叠交互，在义理与辞章两方面彼此借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文学部分后来虽然从中间分离出来，但在知识类别的区分上并不鲜明，观念方面的植入式影响一直是持久而深远的，这也是民间史学认知严重影响文学写作的原因之一。”①他认为这一特色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塑造，史学家的纯正历史讲述，往往敌不过文学家的历史演义②。一些故事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却鲜有人去考证真伪。

历史演义的重要形式就是小说。小说作为平民阶层兴起的文学形式，虽不以言志抒情见长，但依靠绘声绘色的讲述方式在官方的历史记录之外，建立起一条新的历史线索，也融入叙述者大量的主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