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 邓奕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悲情意义的一位女作家，萧红无疑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出走的娜拉”等“五四式”的女性启蒙主题，始终在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但是，作为文学上“起手式”的《生死场》，却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起的激进的抗日情绪，而给她“打开了踏着政治史的刻度进入文学史的时间之门”①。在这些政治化的阅读与阐释中，萧红诸多作品中左翼的、救亡的、阶级革命的主题不断被发掘出来，而那些有悖于这些主题的内容，比如作为“出走的娜拉”，在经历婚恋的失败和生育的痛苦后，所基于女性的脆弱和敏感而体验到的“可怕的寂寞”，则变成了她人生和文学中消极、灰色、落后的面向。但毕竟有鲁迅的褒奖在前，加之悲苦早逝的命运，所以在总体基调上，萧红在左翼作家阵营内部仍是获得肯定的，她那些“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的“弱点”，以及相伴而来的“病态”，也都能得到有限度的理解和同情②。萧红这幸与不幸的辩证法，不仅给过往的历史留下一抹温情，而且给她在新时期以来重获肯定埋下了伏笔。原先她作为“后五四”女性对于性别启蒙的关注，也直到这时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生死场》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不断重访的对象。其中当然不无“新启蒙”的推波助澜，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介入，也无疑是居功甚伟。在“新启蒙”视野里，萧红被认为“跟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并为她找到五四启蒙理想的源头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