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水生是我在学术上比较熟悉的学者，他的成果我陆续也看过不少，但当我一一阅览他近些年的学术成果，还是颇为震惊。1980年出生的学者能够有如此丰硕的成果，研究成果能够在广阔俯瞰且收放自如的文学史视阈当中，深入浅出地作史料材料的抉析研判，在理论维度和文本分析层面皆顺畅打开，既能深入开掘也能探幽烛微，这种文学研究的深广度和感性智性兼具的文学批评能力，让人叹佩。迟迟不能动笔，也是觉得不能辜负了这份信任。在阅读他丰赡的学术成果的日子里，我恰巧在赶《美文》杂志所开设的“严歌苓访谈”专栏的第十九篇访谈文章——《〈第九个寡妇〉：中国民间大地内蕴的生命能量与贴着大地的民间视角——严歌苓访谈（之十九）》。也是有趣，于此之前严歌苓作品似乎从未有外人作跋，但偏偏出版于2006年的这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第九个寡妇》，就有了陈思和先生2005年2月14日写毕的《跋语》。当代文学长篇新作频出、产出量巨大，不被阅读者不在少数。严歌苓这部长篇小说，陈思和先生不仅自言读过三遍，而且直称自己也很奇怪会被作者要求做一篇跋：“何况其文名早远及海外，何至于需要佛头着粪？”①

如果不做这期访谈，恐怕我也会对陈思和先生为严歌苓此部长篇写作跋语感到讶异。从严歌苓的回答当中，我才明白为什么会有了这篇跋语②。而且这篇跋语去掉开头和结尾的段落，还曾作为对该部长篇小说的文学评论，发表于《名作欣赏》，题目为《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