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生

少年心性，喜读战争之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都是中学时就读得很熟的，什么过五关斩六将、三打祝家庄等场面，也往往印象深刻，甚至倒背如流。但是，我始终有一点好奇，也可以说是疑惑，就是两军交战时，许多战争小说的写法几乎都是一样的，即主将先出马，大战多少回合，其中一方不支，或被诛杀，或被擒获，或逃回本阵，这时候，胜利的一方就令旗一挥，大军掩杀过去，对方往往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胜负就此分了出来。

我的疑惑是，如果都是这样打仗的话，那么只要主将或其麾下的大将们武功高强就可以了，士兵们的作用在哪里呢？

翻阅史书，这也不是毫无根据。以项羽而言，此人“长八尺余，力能扛鼎”，身材魁梧，膂力过人，他的功夫怎么样呢？

《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了好几次战争，攻襄城时，“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文笔很简练，不知其详细。与秦国的巨鹿之战，“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给人的感觉，倒像是杀成一团，没有看到主将在里面的作用。后来，楚汉相持，久久未决，项羽想到一个办法，想和刘邦单挑，他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但刘邦不肯，他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但是，就在这一次，史书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将领之间的挑战：“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终于出现两个将领之间的对垒了，但却是使用的弓箭，说明彼此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并不是短兵相接。一直到垓下之战，项羽身边只有二十八骑了，才看到他亲自接战的机会，但具体情形也只是“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刘邦的部下是被他的气势吓住了。后来，“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说明项羽是能够亲自作战的，只不过仍是挟势而击杀，并不是先来单打独斗。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自是一员骁将，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极力渲染他的神勇，早已经广被人口，成为经典，但这些并不见于史書。《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中写了他在曹操麾下，和袁绍的大将军颜良战于白马，“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给人的感觉是两个将领的交战，但过程不大具体，在《三国演义》得到了这样的演绎：“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羽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这样看来，关羽是以偷袭的手段获得成功，靠着速度，打了颜良一个措手不及。关羽在史书中的另一次战斗是在樊城，作为前将军，进攻曹仁，和曹仁的将军庞德交战，其中并无细节，只是说“羽又斩将军庞德”。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就敷衍出一大段打斗场面：“（关羽）纵马舞刀，来取庞德。德轮刀来迎。二将战有百余合，精神倍长。两军各看得痴呆了。魏军恐庞德有失，急令鸣金收军。关平恐父年老，亦急鸣金。二将各退。”第二天，二人仍是单挑：“两阵对圆，二将齐出，更不打话，出马交锋。斗至五十余合，庞德拨回马，拖刀而走。关公随后追赶。”这是庞德诈败，“原来庞德虚作拖刀势，却把刀就鞍鞒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将来。……关公急睁眼看时，弓弦响处，箭早到来;躲闪不及，正中左臂”。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描写，显然是《三国演义》编出来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看，古代的两军交战，作为主将先出马，互相单挑的做法，在历史上肯定是有的，但也肯定只是特例。显然，面对集群式的冲锋，哪怕主将长了三头六臂，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对这个问题，我曾在课堂上和聊天时有所讨论，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一位朋友说，他曾在一本谈中国古典戏曲的书中看到与此相关的某种提法，突然间就灵光一闪，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鲁迅曾撰有《马上支日记》一文，其中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新年到庙市上去看年画，便可以看见许多新制的关于这类美德的图。然而所画的古人，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鲁迅这些论述，主要是为了说明戏曲对国人心理言行的影响。比如《阿Q正传》中，当阿Q被押赴刑场时，死到临头，他想到的是要“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后来的情形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这个情节尤其可以见出戏曲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原来已经融化在血液中，完全下意识地，就冒出了这句话，而这句话，正是戏台上的死囚在行刑前常常喊出的。清代词学批评家周济在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谈到词的感染力，用了两个比喻：“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可见戏曲在古代民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阿Q正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戏曲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确实非常之大，所以前面提到鲁迅的看法，说是民众“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不少戏文都是从小说中故事中编出来的，这不假，但也不能忽略，小说可能也会受到戏文的影响。

文学史上已说得非常清楚，像三国、水浒这样的故事，发展到最后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和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传》，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其中三国戏和水浒戏都是重要的环节。如元代的水浒戏就特别多，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记载，达到三十三种之多，不仅扩大了人物的类型，而且有一些情节也渐渐定型化，甚至其中一些好汉的姓名绰号也都更接近后来的《水浒传》。特别是由于康进之《李逵负荆》的剧作的推动，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因此，小说中两军交战时主帅单挑的场面描写，有一种可能是模仿戏曲而来，强调的是对人物刻画的生动性，突出的是情节发展的戏剧性，当然，也带有浓厚的说书艺人面对听众时渲染艺术效果的目的。试想，如果交战之时，总是双方混战一场，刀枪剑戟，一起飞舞，尘土飞扬，万人呐喊，不一会儿，分出胜负。固然可能比较符合实际情形，但就缺少了故事性。

其实两军的主帅单挑本身也带有戏曲舞台上的浓厚痕迹。我们都还记得，在舞台上，武将上场时，其背后往往插着靠旗，有的插四面，地位高的，还会插八面，显得威风凛凛，气度不凡。靠旗肯定有着来自实际生活的根据，但是，当其走上舞台，就写意化了。怎样写意呢？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見仁见智，在所难免。我碰巧看到布莱希特著名的论文《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文中，他也提到这个现象。

论文发表于1936年，前一年，梅兰芳访问苏联，举办了多场演出，正在苏联流亡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这些和他以往接受的戏剧传统相当不同的表演，对此深感兴趣，据说还催生了他的戏剧体系，特别是提出了“陌生化”的观点。这篇论文中有这么一段：“中国古典戏曲大量使用象征手法。一位将军在肩膀上插着几面小旗，小旗多少象征着他率领多少军队。”（布莱希特《陌生化与中国戏剧》，张黎、丁扬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小旗多少是否真的就象征着他率领多少军队，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把小旗和军队联系起来，确是一个颇有合理性的思考方向。两军的主将带着这样的象征在舞台上对打厮杀，伴随着阵阵锣鼓点，就好像有千军万马，战成一团，给观众创造了开阔的想象空间。

那么，由于戏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是不是这样一种写意化、象征式的描写方法被顺理成章地引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去了呢？

戏剧是一种表演，而将战阵赋予了表演化，在实际生活中是存在的。晚明戚继光是杰出的军事家，他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思考了不少练兵打仗的问题。看起来，在那个时代，普通民众就有一些由于平常见闻而产生的对于实战的疑惑。有人曾这样问他：“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他的回答是：“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纪效新书》卷五《手足篇·忌花法》）这里提到“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一个“花”字，已经带有价值判断，华而不实，真的到了战场上，当然不实用。既然不实用，为什么还要这样操练？于是就有人问：“官军亦有阵法，场中演习而皆不裨实用，何也？”戚继光这样回答：“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纪效新书》卷十四《炼将篇·炼将或问》）现实生活中的战场厮杀，目的是灭掉对方，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动作的好看。朱熹曾举禅语教诲门人：“如载一车兵器，逐件取出来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子语类》卷八）寸铁杀人，简洁明快，肯定没有什么花式，就是这个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戚继光对当时官军的操练加以批评，使用的表述是如“戏局套数”，也提出了“戏”的概念，很值得玩味，尽管他之所指还另有其他内涵。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