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师

明代嘉靖中晚期兴起的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中，诗社领袖对于成员有一番精心挑选。晚年被王世贞列于“广五子”的山东籍作家李先芳，早年因和李攀龙、王世贞的同乡、同年纽带，论诗交往密切，按其本可以加入后二者所组的复古诗社，然终其一生却始终未列诗社核心排名之内，成为当时文坛一桩公案。目前对他被摒的原因有两种观点，一种如《皇明诗选》认为“伯承殊孟浪，宜其见轻于同人”及“为七子先驱，而其后不振”，言其被斥与个人才力不逮和性格疏浪有关;另一种则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为代表，归咎于诗社内部的排挤。然结合作家自身的复古文学观点和梳理与李攀龙、王世贞的交游始末，除名因素更应从他提倡“句工最下”的拟古路径、“无裨实用”的复古旨趣和与严嵩交往等方面着眼。以下试以李先芳为后七子的“论诗知己”到“畔我族类”的具体过程析而论之。

一、 “论诗知己”：李先芳入社的先机优势

李先芳（1511—1594），字伯承，号东岱、北山，山东濮州（今河南范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为新喻县令，历户部主事、刑部主事、郎中、尚宝司丞，两考进少卿，然傲睨御史，被谪亳州同知，稍迁宁国同知，又以奴视僚属罢归。家计富饶，晚年广构园林，以饮酒读书，游宴赋诗度日，著《东岱山房诗录》《李氏山房集》《读诗私记》等书。嘉靖文坛中，李先芳秉持“文轶先秦体，诗传大雅吟”的复古观点，并且有不俗的创作才力，王世贞记“其于歌诗，业已彪炳”“从伯承游，好伯承五七言近体也”便可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