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周启玲

【摘 要】 文章以2011—2019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媒体关注、管理层权力及其联合作用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调节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沪市A股市场仍存在显著的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即在盈余公告较长一段时间，累计超额收益率与未预期盈余存在同向变动关系。媒体关注则能够在未预期盈余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之间起着反向调节的作用，也就是说媒体关注可以减少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异象的发生;管理层权力则在未预期盈余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越高，越能够显著促进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的发生。媒体关注能够削弱管理层权力的正向调节作用，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起到治理作用。

【关键词】 媒体关注; 管理层权力; 未预期盈余; 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中图分类号】 F275;F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2）12-0116-10

一、引言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维持股价的健康运行是金融市场建设长久以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市场活动中，受上市公司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很普遍。从近些年关于股票盈余公告后价格波动情况的研究可以发现，股价在盈余公告日结束较长时间后还会沿最初运动方向继续漂移，向上漂移过度容易产生金融市场的泡沫现象;向下漂移过度容易使公司市值缩水，增加强制爆仓的风险性。由此，研究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的内外部因素，有针对性地规避风险，对股市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盈余信息是投资者评估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信息依据。当上市公司的实际盈余与投资者的预期盈余差距较大时，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充斥在各个股票市场的交互效应中，就容易促使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产生。所以有必要探讨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调节这种差距，进一步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起到影响作用。投资者对预期盈余的判断需要以大量的信息为依据。信息的解读受到媒介和信息源的影响，信息媒介主要是通过媒体等外部机制披露上市公司信息。近年来，媒体信息的低成本性、可理解性和及時性，极大地补充了投资者所掌握的信息，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科学合理的盈余预测;而信息源来自企业内部，两权分离制的出现赋予管理层更多影响企业的权力，其为了自身私利或者企业短期利益，很有可能操纵盈余信息，减少盈余信息的公布或选择性地公布盈余信息，进而影响投资者对盈余信息的预期，引发一系列市场反应。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上历来存在着年报集中披露的现象，管理层权力等治理综合报告信息披露的时间与盈余公告披露时间一致，且投资者在盈余公告日后获取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与媒体报道的非财务信息含量较为充足。由此本文着重探讨媒体关注与管理层权力二者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

二、文献回顾

（一）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Ball et al.[1]最早证实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该结论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市场异象，更是极大地挑战了有效市场假说，引发了大量学者的相继探讨。Wolfson[2]将样本数据控制为日单位，发现盈余公告后两小时内，股票价格发生异常波动。Beaver et al.[3]研究发现未预期盈余和超额收益之间不仅存在同向变动关系，而且在数量关系上保持着较强的显著性。吴世农等[4]发现在盈余公告前，股票累计异常收益显著，并且公告后存在收益扭转现象。孔东民[5]考虑到信息的提前泄露效应，则将该研究窗口扩展到盈余公告前后的240天，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的存在，更是发现股价变动趋势在窗口期内呈对称分布。张雯等[6]研究发现A股市场股价漂移明显高于B股，信息噪声、投机动机、投资需求均起到促进作用。

（二）媒体关注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国内外文献主要侧重于媒体的监督效应和信息披露效应。从媒体监督效应来看，Engelberg et al.[7]发现媒体监督能够较好地解释股票交易中的一些事件;徐静等[8]发现自媒体传播渠道影响了内控缺陷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从媒体信息披露效应来看，Baginski et al.[9]发现媒体披露的非文本信息更易在市场上传递;于忠泊等[10]研究发现媒体关注越高，盈余信息反映越完整，市场反应越充分;张圣平等[11]研究发现媒体报道加快了利好信息影响股票价格的速度，减小其在长时间内随未预期盈余漂移的程度。

（三）管理层行为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国内外研究集中于管理层收购决策、盈利预测以及公告选择性。从管理层收购行为来看，Smith[12]研究发现收购行为会带来正向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onnelly et al.[13]认为管理层收购向市场传递了上市公司的技术、经验和可靠性等信号。从管理层盈利预测行为来看，王玉涛等[14]发现业绩预测中存在的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会增加上市公司私有信息的不确定性，增加分析师的预测误差与预测分歧度。从管理层对盈余公告的选择性来看，Baginski et al.[15]发现一年当中，最后一个季度的盈余预测可信赖依据不足;Pownall et al.[16]发现中期盈余预测比年度盈余预测更富有信息含量，盈余公告比年度盈余预测更富有信息含量。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发现：首先，媒体关注与管理层权力均可以影响市场反应;其次，已有文献主要关注的是管理层行为、媒体关注等单变量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影响，而对二者的联合影响关注不够。根据Dyck et al.[17]的研究，在媒体关注作用下，管理层的私利行为将受到监管，有助于管理层减少短期行为，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盈余信息被暗箱操纵，保证投资者能够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存在性

中国的股票市场成立较晚，这就使得上市公司发布盈余公告后，信息并不能顺利地、完全进入股票市场中，会受到多种因素和噪声的影响，投资者根本不能够在盈余公告发布的最初期就完全掌握所有的盈余信息，只能初步给出判断和试探性的投资。随着盈余信息逐渐渗透到市场，上市公司实际盈余与投资者预期盈余差距较大，就会引发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具体表现为当投资者一开始就看好目标公司的股票，对其预测为可获得盈余信息，则在盈余公告后的短时间内进行股票交易会引起股价小幅度的上涨，而当盈余信息完全暴露在市场中，且其实际盈余远远超过预期盈余时，意味着投资者的未预期盈余为正值，那么尽管盈余公告经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投资者更加肯定地认为目标公司存在超额收益率，从而大幅度地、频繁地进行股票交易，造成股价继续向上游走，产生漂移现象;反之，当投资者一开始并不看好目标公司的股票，对其预测为亏损时，便会在盈余公告发布后短时间内引起股价的小幅度下降，随着盈余信息完全进入市场，且其实际盈余远远小于预期盈余时，意味着投资者的未预期盈余为负值，那么投资者为了及时止损，会大幅度、频繁地抛售股票，引起股价下跌程度加剧，表现为股价继续向下游走的现象。本文提出假设1。

H1：沪市A股市场存在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

（二）媒体关注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现有研究表明，投资者十分注重媒体的信息收集。互联网时代让媒体的角色重要性日益凸显，媒体在资本市场上充分搜集、整理、挖掘有效信息，帮助投资者更加全面地掌握目标公司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因此，关于媒体关注在未预期盈余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间的调节作用，可以从媒体的信息披露职能视角进行分析。第一，上市公司的媒体关注程度越高，意味着该上市公司的相关媒体报道数量较多，诸多信息量会涌向市场，这种报道既包括财务主题，也包括非财务主题;既包括上市公司直接披露的信息，也包括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解读。可以说报道总量越多，投资者获取目标公司相关信息更加容易，掌握的信息也愈加全面，从而使得投资者获取的真实有效信息增加，这样就会让投资者的预期盈余更加接近上市公司的实际盈余，因而即使在盈余公告发布的一段时间之后，实际盈余才完整显现，投资者由于预判合理也不会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大大减少了盈余公告较长一段时间之后的频繁过激交易。第二，市场上普遍存在有限关注偏差，即使盈余信息以最快速度进入市场中，投资者基于有限关注偏差的原因也很难较快地捕捉到，而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关注能够有效地吸引投资者目光，让更多投资者能够有目标地进行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提高盈余预测的准确性，避免情绪化反应。第三，媒体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对盈余信息进行挖掘，深度加工成詳细透彻的业绩报告解读报道，这会丰富投资者的信息量;此外，诸多媒体增加了对上市公司盈余公告前后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比较，容纳了诸多利益相关者对披露信息的私家评价与预测，让充斥在市场中的不对称信息越来越少，投资者对各个盈余信息解读报道加以理解与评判，能够让决策更加科学合理，降低盈余公告日后由于预期盈余的反转而出现过度市场交易的可能性。据此提出假设2。

H2：媒体关注会缩小未预期盈余，减缓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三）管理层权力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市场上的任何主体都是非理性的。身为管理层，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即人为调整公司预期盈余，为自己谋取违规利益。而盈余公告作为上市公司的一种财务信息披露管理，包含上市公司给定期间内的生产经营业绩、给定截止日期的资产负债情况等，盈余公告形式和内容的这种特殊性，比起利用会计重述或会计舞弊手段实现短期机会主义目标，管理层所付出的成本与所承担的风险均较小，所以相比较而言，管理层会更加倾向于通过操纵盈余预测的方式，来改变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期，一旦真相显现，投资者的情绪和心理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反映到股价上，就会容易引发股价漂移现象。

研究表明，管理层盈余信息的发布具有择时性，即在投资者关注度较低时发布“坏消息”以降低对企业的不良印象，在关注度较高时发布“好消息”以吸引投资者注意力。具体表现为管理层一方面为了使上市公司表现出短期的经营状况良好，会延迟发布那些较低的盈余信息，使得在盈余公告的初期，只会慢慢造成市场的负面波动;而在盈余公告发布较长一段时间之后，管理层认为投资者不再敏感于盈余公告信息时，就会披露完整的盈余信息，此时未预期盈余的差距鸿沟被放大，投资者的反应更加激烈，情绪在各只股票的交互反应中会被渗透得更彻底，引发大量的频繁交易，让股票变得更不值钱，累计超额收益率持续向下游走。另一方面，管理层为了在上市公司的盈利信息进入市场前，能够先借助信息不对称的屏障，私下先满足自身的利益，会在盈余公告初期披露不完全的“好消息”，随着股价上涨逐渐呈现稳定状态，管理层才撤走信息不对称的屏障，将完整的盈余信息释放到市场中，投资者此时看到实际盈余大大超过预期盈余的信号，认为可获取很大的利益，变得非理性起来，从而带动股票变得更加值钱，最终造成股价即使是在盈余公告发布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依旧会表现得高居不下，甚至继续向上游走。由此可见，管理层权力滥用的最终结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实际盈余与预期盈余之间的差距，增大投资者未预期盈余，从而加剧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据此提出假设3。

H3：管理层权力会拉大未预期盈余，加剧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四）媒体关注、管理层权力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媒体关注对管理层权力所表现出的治理效应主要依靠媒体的信息披露职能和监督职能。从媒体关注的信息披露职能说起，前文分析到管理层利用其权力，不管是想要从积极的盈利信息中捞取私人利益，还是想要从消极的亏损信息中减少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都能够借助信息不对称的屏障优势，干涉盈余信息的披露程度，让投资者不断处于被动状态。而媒体关注出现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披露那些管理层所隐瞒的、披露意愿较低的盈余信息，媒体通过增加对上市公司的报道量，让投资者能够清楚掌握上市公司这一年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并且媒体的内容不断业态化、板块不断多样化，利益相关者对其了解信息的媒体报道组合足以击碎信息不对称的屏障，让投资者真正看清楚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从而推算出最接近真相的实际盈收或者亏损，这样在股票市场中，尽管管理层利用权力释放了部分信号，但是投资者借助媒体的力量不仅完全理解这部分信号的含义，更能对那些未释放的盈余信号做出理性的预判。那么即使在盈余公告较长一段时间后，管理层才选择发布完整的盈余信息，其实际盈余与投资者所掌握到的预期盈余数据也不会相差太大，投资者极端化情绪在各只股票的交互影响中也会大大减小，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就会大大减缓。从媒体关注的监督职能说起，管理层权力之所以能够促进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发生，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其拉大了未预期盈余，但是从本质意义上说，是管理层这个非理性经济人主体的主观意志，其所从事的行为夹杂了满足自己私利的目的，而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量越多，关注度越高，意味着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目光也会聚焦于此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一举一动及其决策后果都会受到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多方利益主体讨论与评判，管理层的以权谋私行为很难有暗箱动作，就会让投资者有更多的信息源来合理判断预期盈余，从而减少预期盈余与实际盈余的差距，缓解盈余公告后的股价漂移。据此提出假设4。

H4：媒体关注能够削弱管理层权力的正向調节作用，缓解盈余公告后的股价漂移。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考虑到2020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样本可能会出现异常值或极端值，这会大大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因此，本文的研究年份则不选取2020年。

本文以2011—2019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股、ST股、样本缺失值，同时剔除异常值，共剩余有效样本3 834个。媒体关注的数据来自“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百度搜索，而交易数据、公告信息以及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处理和分析数据通过软件Excel和SPSS 26.0。

（二）变量定义与衡量

1.被解释变量

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又称盈余惯性，指盈余公告后的一段时间，股票价格向着未预期盈余的方向变动，一般采用事件研究法，以上市公司盈余公告后一段估计期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来表示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指标。关于估计期的长短，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窗口期越长，越容易受到其他噪声的影响。

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变量衡量方式参考白晓宇等[18]、Hirshleifer et al.[19]的研究成果，以市场指数为基准计算。

首先，估计股票i在检验窗口期内第t个交易日的日超额回报率（ARi，t）：

ARi，t=Ri，t-Rm，t

Ri，t表示第i只股票第t日不考虑现金红利的日个股回报率，Rm，t表示第t日不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日市场回报率。

其次，计算各样本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i）：

将年度报告或业绩报告的披露当日作为t0=0，参考杜妍等[20]，选择盈余公告后30天的累计超额收益，作为长期的市场反应，另选择盈余公告后2天的累计超额收益，作为短期的市场反应进行比较研究，但是盈余公告短期市场反应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对象，只是起到强化结果说服力的作用。

2.解释变量

（1）未预期盈余

未预期盈余，又称意外盈余或盈余意外，反映出实际盈余与理论盈余的偏离。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或随机游走模型，参考Livnat et al.[21]、Kothari[22]所定义的标准化未预期盈余衡量方式：

Suei，t表示第i只股票在t年度的标准化未预期盈余，EPSi，t表示第i只股票在t年度的每股收益，EPSi，t-1则表示上一年度的每股收益，Pi，t表示第i只股票t年度末的股价。

（2）媒体关注

媒体关注表现为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频繁性。本文选取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8份重要报纸的媒体报道以及百度搜索结果，手工对样本公司进行标题检索，统计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量。在本文中，媒体关注的变量计算方式为“Ln（1+网络媒体报道量+报纸媒体报道量）”。

（3）管理层权力

管理层权力是指管理层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力。本文借鉴刘瑾等[23]将管理层权力划分成组织结构权力、个人能力权力与所有制权力。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将管理层权力设为虚拟变量，在对各个指标度量并进行加总后，将该总和进行二等分，其值大于中位数的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其他变量的异质性干扰，另选取8个控制变量，以减少其他无关变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变量的选取与设计具体如表2所示。

（三）相关模型设定

为检验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存在性，参考于李胜等[24]的研究构建模型1。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随着未预期盈余的变动而同向变动，此结论已被多位国内学者证实，因此，本文Sue的回归系数（α1）为正值，且具备显著性时，则可以说明H1成立。

为检验媒体关注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影响，构建模型2。由于未预期盈余是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内在性因素，因此可以通过交乘项来肯定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当交乘项（Sue×Media）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具备显著性时，则可以说明H2成立。

为检验管理层权力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影响，对模型1按照管理层权力的取值进行分组回归。若相较于低管理层权力分组，在高管理层权力分组下，未预期盈余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具备一定的显著性，则可以说明H3成立。

为检验媒体关注、管理层权力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联合影响，按照管理层权力的取值对模型2进行分组回归。若相较于低管理层权力分组，在高管理层权力分组下，交乘项（Sue×Media）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具备一定的显著性，则可以说明H4成立。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Car（0，2）均值为负，Car（0，30）均值为正，这反映出在上市公司发布盈余公告后，短期内会产生负的超额回报，随着投资者对盈余公告信息认识的加深，盈余信息不断融入股价，使得超额回报有所上升，甚至转负为正，这也进一步说明A股市场上股价漂移现象的存在[20]。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可以初步判断被解释变量累计超额收益率与未预期盈余、媒体关注、管理层权力均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但是具体的影响方向以及影响大小仍需要进一步通过回归性分析进行验证。

（三）回归性分析

1.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存在性

H1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全样本下，Car（0，2）与Sue的回归系数为0.014，但并不具备显著性;Car（0，30）与SUE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出在短期的市场反应中，未预期盈余并不会对股价产生影响，而在长期的市场反应中，股价会随着未预期盈余发生同方向的变动，这符合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H1验证成立。

2.媒体关注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H2的回歸结果如表5所示。Car（0，2）与交乘项Sue×Media的回归系数为-0.018，但是并不具备显著性，Car（0，30）与交乘项Sue×Media的回归系数为-0.071，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可以说明媒体关注并不影响短期市场反应，但是能够显著降低长期市场反应的股价漂移现象，H2验证成立。

3.管理层权力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H3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分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盈余公告短期市场反应下，无论是高管理层权力分组还是低管理层权力分组，Car（0，2）与SUE均不具备显著性;而在盈余公告长期市场反应下，高管理层权力分组中，Car（0，30）与Sue的回归系数为0.062，且显著性水平为5%;在低管理层权力分组中，Car（0，30）与Sue的回归系数为0.016，但是并不具备显著性。

比较结果可知，盈余公告短期市场反应下，管理层权力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即管理层权力在盈余公告短期的市场反应中，尚不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长期市场反应中，管理层权力在未预期盈余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长期市场反应中，管理层权力越高，未预期盈余越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累计超额收益率，增强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H3验证成立。

4.媒体关注、管理层权力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

H4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短期市场反应下，无论是高管理层权力还是低管理层权力分组，Car（0，2）与交乘项Sue×Media的回归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而在长期市场反应下，高管理层权力分组中，Car（0，30）与交乘项Sue×Media的回归系数为-0.413，且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低管理层权力分组中，Car（0，30）与交乘项Sue×Media的回归系数为-0.076，但是并不具备显著性。

比较上述结果可知，在长期市场反应中，媒体关注能够削弱管理层对未预期盈余市场反应的积极作用，即外部媒体关注度越高，越能够抑制内部管理层权力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的促进作用，H4验证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1.替换媒体关注衡量方法

缩小媒体主体的选取范围，仅采用“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的8份重要报纸来衡量媒体关注变量，其计算公式为“Ln（报纸报道数量+1）”。重新回归结果显示H2、H4依旧成立。

2.信息提前泄露与股价漂移

如果存在信息提前泄露，股价漂移也能得到缓解（杨德明等，2009）。媒体对上市公司报道过度，可能在无意中流露出某些经营的信息，并被利益相关者提前预知，从而在盈余公告之前就已经调整了投资策略，那么在盈余公告之后，即使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发布不完整、不及时，也不会影响长期的股价波动，这也会让媒体关注表现出数据上的抑制作用。所以有必要对此种可能性的存在进行实证检验。选取窗口期[-30，-1]的超额回报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Sue×Media与Car（-30，-1）并不具备显著性，表明本文并不存在信息提前泄露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干扰，能够充分验证本文媒体关注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影响机理，结论依然稳健。

3.加入固定效应

公司层面的个体特征可能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控制住公司的个体效应和年度效应。重新回归结果显示H1—H4依旧成立。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2019年沪市A股为研究样本，从信息媒介和信息源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企业外部媒体关注与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二者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影响。研究证明：沪市A股市场存在显著的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即在盈余公告较长一段时间后，累计超额收益率与未预期盈余存在同向变动关系。媒体关注则能够在未预期盈余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媒体关注可以减少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异象的发生;管理层权力则在未预期盈余与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权力越高，越能够显著促进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的发生。媒体关注能够削弱管理层权力的正向调节作用，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现象起到缓解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1）从信息源的角度将管理层权力视作企业内部信息披露，探讨管理层权力对市场异象的影响;（2）从信息媒介与信息源的角度，探讨企业外部媒体关注、企业内部管理层权力的联合作用对盈余公告后股价漂移的影响，丰富学术界关于管理层与媒体两个经济主体交叉关系对市场异象的研究。

（二）对策建议

1.企业层面

第一，要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既要保证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性与完整性，又要避免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性，在二者之间找寻一个动态平衡。第二，构建声誉评价体系。企业在建立管理层的薪酬绩效体系中，可以考虑单独开辟一个声誉评价栏目，该声誉不仅包括内部人的评价，还可包括媒体的评价以及多数利益相关者对管理层评价，从而通过声誉机制强化管理层的治理。第三，适当约束管理层权力，除了其职权上的限制，还可充分利用相关机制的监督力量，以减少管理层对投资者投资弱点的利用，避免盈余意外事件的发生。第四，重视媒体的力量，企业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可与媒体机制加强合作，方便盈余信息完整、及时地进入市场。

2.媒体层面

第一，强化自身职能。一方面，强化信息披露，当上市公司发布盈余消息时，媒体行业能够做到立即反应，缓解投资者的有限关注，并包容不同专业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观点，从而帮助投资者更快、更透彻地理解盈余信息;另一方面，强化监督效应，媒体应当实际披露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负面消息，并且客观评价该不良事件所产生的后果，通过此方式来震慑管理层的权力滥用行为。第二，规范自身行为。一方面，媒体要保持客观性，避免引起投资者的恐慌，以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降低市场异象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媒体也应当对于上市公司或者管理层的诱惑坚决持否定的态度，以广大的利益相关者为重心。

3.政府层面

第一，完善制度建设。健全金融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管理条例，必要时可采取适当的惩罚机制，以起到法律震慑作用;健全媒体保障制度，让媒体充分扮演好“第四种权力”的角色。第二，加强监督管理工作。继续深化上市公司的披露原则，在盈余公告日前后对上市公司进行合理监督;重视媒体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尽量避免情绪渲染，为投资者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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