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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综《吐槽大会》中“吐槽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2022-06-04毛月月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2年7期

毛月月

【摘要】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融合媒介的发展,传播技术的革新为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传播的一大批网络自制综艺节目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迅速推动了娱乐化潮流的发展。这些节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市场,其中,以《吐槽大会》为代表的一批网络自制娱乐综艺节目风起云涌,《吐槽大会》凭借着其新颖的节目形态以及对“美式幽默”的引入作为核心竞争力脱颖而出,突出重围,成功进入了大众视野,获得了超高关注与点击量。在创造了巨大成功的同时,节目中的“吐槽文化”掀起了一波文化巨浪,其输出的先锋价值观念以及过度娱乐化、狂欢化、消费化的现象对主流文化造成了冲击。針对于此,笔者试图从《吐槽大会》中的青年亚文化成员“吐槽文化”入手,横向研究其与生俱来抵抗性特征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亚文化风格,根据既有的五季《吐槽大会》纵向观照其被收编的历程。

【关键词】《吐槽大会》;吐槽文化;脱口秀;抵抗收编

中图分类号:G2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2.07.086

1. 《吐槽大会》的风起云涌

《吐槽大会》是一档由腾讯视频、企鹅影视、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现象级网综。该节目于2017年1月8日正式上线,节目首次采用了“美式喜剧”的新颖风格,以吐槽文化为切入点,结合脱口秀的节目形式,每期邀请一位时下极具热点性的公众人物,即“主咖”,公开接受自带毒舌属性的由明星或带有话题的知名人物所构成的“吐槽团”接连不断的言语炮轰,节目秉持着“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的节目宗旨,敢于用恶毒、犀利的言语大戳明星们的软肋。主咖与各位吐槽担当你方唱罢我登场,或嬉戏、或笑骂,深挖“黑历史”,“扒皮”不留情,被吐槽者除了要苦笑着接受,还需要在节目结束后评选出本期节目的“Talk king”。

《吐槽大会》建构了大量的吐槽娱乐文本,营造了诙谐幽默的节目氛围,以密集型的笑点和接连不断的“互怼”形成一种独特景观,节目中的“吐槽”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沟通方式,这种形式鼓励人们在互动交往过程中保持坦诚的态度和诙谐语言来进行沟通,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消除对抗性的实质矛盾,保持一种开放式心态,呼吁大众享受“吐槽”,并在吐槽过程中保持轻松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创造了超高播放量和点击访问量,在播出期间其新浪微博话题访问量也居高不下,《吐槽大会》可谓是凭借其前所未有的创新点成功突出重围,脱颖而出,获得瞩目,开创了中国娱乐脱口秀节目的新天地。

2. 《吐槽大会》中“吐槽文化”的抵抗性呈现

2.1 “吐槽”主体的表达与宣泄

“主体”指事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吐槽大会》中,若选取“吐槽明星”这个视角来规定“主体”,那么与其相对应的“客体”则包含有“吐槽”文本、节目受众以及《吐槽大会》节目本身等。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的风格是多元变化的,但究其本质,均可窥见其中的反抗与蔑视姿态。“吐槽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门下的一员,具有强烈的边缘性、抵抗性、反叛性,其文化风格独树一帜,追求的是新颖与个性、刺激与快感。在建构明星形象的过程中,传统综艺娱乐节目往往以主流价值观念为标杆,倾向于塑造正面、积极、阳光的明星文本,而《吐槽大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吐槽明星”的公开或隐私槽点进行挖掘,通过调侃、戏谑、自嘲、自黑以及互怼等“吐槽手段”,来建构一个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吐槽明星”形象,以满足青年群体的猎奇心理。在此过程中,具有特定性的“吐槽内容”成为了“吐槽明星”一种发自内心的表达与宣泄,是与父辈文化相隔绝的典型表现,在表达与宣泄的同时,来自现实社会的规制与约束所带来的压力被释放出来,呈现出浓郁的“青年亚文化”的抵抗风格。

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吐槽”的关键是寻找“集体感”和“交流感”。主体通过各种行动、语言、口号等外在形式,实现自我身份与其他某种风格化的身份的融合,达到一种“他者化”建构,从而建立起一种心理上的群体认同感。在《吐槽大会》中,“吐槽明星”正是利用其已被熟知的“槽点”,来换取作为受众的“青年群体”对于“吐槽明星”大张旗鼓的反叛行为的一种认同,从而建立起一种特定的“吐槽”空间,使受众在这个灵活博弈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归属感,而“吐槽明星”的身份认同感也得以归位。如黄国伦在节目中吐槽道:“孩子快乐最重要,为什么长大一定要像郎朗呢,像马云,不是更好。”通过诙谐的话语在博得观众一笑的同时巧妙地讽刺了社会现实中一些随处可见的矛盾与困境,带有一种浓郁的反叛意味,能够获得大部分年轻观众的群体认同。诸如此类的众多“吐槽明星”各出奇招,营造着别开生面的喜剧场效应,在表达与宣泄中获得了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吐槽大会》则为“吐槽明星”提供了一个话语争夺的平台,一个释放压力的机会,他们在制造各种“槽点”和笑料的过程中,将平时难以启齿的话题消解于欢声笑语之中,消解于一种仪式的抵抗之中。从而实现了对意义的新的控制与参与,形成一种快感,在对话与协商中释放了精神压力,获得了由秩序中脱身的暂时的解放。如在去年主持过程中几次出现口误的朱丹,可谓是“槽点满满”,作为《吐槽大会》的“主咖”,直接再度直面自己的“梗”,从叫错名字到“sorry”,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在这种喜剧氛围下,将自己羞于启齿的话题开诚布公、公之于众,释放了尴尬与苦闷情绪的同时,成功的“洗白”了,观众也在其勇敢的表达与宣泄当中将偏见与质疑消解了。

2.2 “吐槽文本”的拼贴与戏谑

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一大批抛弃合理、统一,转而拥抱差异、拼贴、戏谑等后现代话语的网络综艺自制节目呈现出井喷之势。吐槽这一行为本身带有对自我和对他人的嘲弄精神,用巧妙的语言组织和节目形式将观众的欢乐建立在对明星的形象解构上。抛弃了传统以文化为中心的节目的宏大叙事,以零碎的“段子”为单位输出内容用。从《吐槽大会》所提供的“吐槽文本”当中,处处可以发现其鲜明的后现代特性,诸如多元话语的并列、拼贴的碎片化内容、戏谑的文本形态等,共同造就了节目意味深长的后现代图景,实践着对现代性话语的抵抗。

从AI音人王力宏、到锦鲤杨超越、到有“烂片导演”争议的王晶再到卷入离婚官司的当当网李国庆,话题类型的多元化吸引了多圈层的嘉賓参与,如、电影导演毕赣、京剧大师王珮瑜、乐评人山河等。节目将整体事件进行解构,进行了碎片化的呈现,言语之间呈现出一种离散状态,生产着一个个琐碎化的符号文本。节目被主持人张绍刚开创的“说明书”式广告口播就是一大亮点,植入式的广告依靠琐碎的语言达到了娱乐与商业的双重效应。节目以“草根”文化定位为主,摒弃了话题的深度与深层价值内涵,呈现出一种拒绝意义的美学风格,如金句频出的李诞:“看到今天的嘉宾我觉得现在的演出市场真是鱼龙混杂,自恋的、刻薄的、没文化装有文化的。尖酸的、没脸没皮的、整容的,别猜了,说的就是肖骁。”透过这样犀利调侃的幽默语言足以体现出节目的戏谑性特色,凸显出十足的反叛性,实现了对精英文化的抵抗。

2.3 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立场出发,通过研究受众是出于何种目的、意愿、动机来使用媒介的这一命题的研究,来进一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心理和行为上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使用媒介或进行某种媒介接触活动都是基于一些基本需求。这些需求包括精神方面、心理方面、娱乐与社交等方面。《吐槽大会》之所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节目以受众为传播对象,对受众的心理需求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把握,从而有的放矢,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求,使受众提高到了能动的可以积极地位,实现了对传统主流生产体系中受众作为消极客体地位的一种反抗。

研究表明,社会中的人都有着窥视别人隐私的欲望,尤其对于明星的隐私有着极大的好奇心理。媒介抓住了大众的这一心理欲求,试图通过在节目中揭露隐私之处来获取收视率。人们通过窥视别人的隐私,尤其是那些反应别人的弱点的秘密而得到内心的满足,在窥探过程中发现自己此类弱点相对较隐蔽,进而本能地滋生出一种心理优越感。在《吐槽大会》中,大量“吐槽明星”隐私以及平日难以启齿的秘密与话题被揭露,如:“黑历史”、离婚、女星抽烟、个人情感等问题,都极大的冲击着受众的心理。如节目第四季收官之作中,女星萧亚轩凭借着“鲜肉收割机”的称号,以及“没有人可以一直年轻,但萧亚轩的男朋友可以”的流行槽点再次引发了网友层出不穷的讨论,这正是由于节目将受众欲知却未知的内容直接展现了出来,消解了受众对于信息需求的种种限制,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的同时引导了受众对于“吐槽明星”的舆论走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 被收编的节目宿命

英国伯明翰学派中的学者赫伯迪格概括了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的方式,即“意识形态”方式收编和“商品”方式收编两种。《吐槽大会》中的“吐槽文化”所具有的抵抗、反叛、戏谑、矛盾、越轨、异端等特征导致了对主流社会产生“威胁”效果,于是主流话语体系为了消解这种抵抗作用,对《吐槽大会》采取了收编策略,进而达到净化网络自制娱乐脱口秀综艺节目的生态环境,为青少年群体打造健康、积极的媒介空间,引导塑造主流价值观的目的。

3.1 主流意识形态规训

事实上,“吐槽文化”在诞生之初就蕴藏着被“收编”的宿命。《吐槽大会》中“吐槽文化”的相关形式和内容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颠覆”与“娱乐”。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招安下,从节目第三季开始,节目逐渐转向,剔除了锐利的锋芒,过滤了部分先锋价值观念,与大众文化逐渐并驾齐驱。例如,节目的口号由前两季的“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到第三季的“吐槽,是一种年轻的沟通方式”,再到第四季“吐槽,我们尽量来真的”的转变;节目的场景设置转变为一种圆弧形的包围式;节目标识由方形变为了圆形等。种种节目形式的重整体现出颠覆反抗性质的《吐槽大会》被传统价值观所倡导的中庸所收编。节目回避了敏感的社会话题,杜绝了攻击性,语言十分圆滑,趋于苍白,以往“大尺度”语言和题材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此刻销声匿迹。例如类似于周笔畅等“无槽点”嘉宾的加入,暗中消解了“吐槽”的原有意义。节目转而拥抱正能量话语,积极迎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缩小了“吐槽”的边界与下线,在这个过程中“吐槽文化”被重新界定了。长此以往,主流文化变为了多数意见,人们对“吐槽文化”形成了一种易于“造成恐慌”的刻板印象,“吐槽文化”逐渐被孤立了,意识形态方式收编的目的达成了。

3.2 消费社会下的商品方式收编

在消费社会中,“吐槽文化”与生俱来的抵抗特性逐渐被资本与市场所利用、大加褒扬,推广为个性与潮流,而后进行整合交易。如此一来,“吐槽文化”成为了流通的商品,其自身的抵抗风格转换为了市场的消费风格,离开了“草根”继而进入了主流文化的支配范畴中,人们在个性与潮流的号角下,追逐着商品消费,在此过程中“吐槽文化”与主流文化不再针锋相对,逐渐融合,实现了商业对“吐槽文化”的商品方式收编。

《吐槽大会》中植入式广告的碎片化融入,减少了受众集中接受广告信息的时间,符合受众接收习惯,适应整体风格,对广告作了趣味化处理,实现了与“吐槽”文化的有机结合。如对vivoX20plus的广告植入文案,以一种幽默讨巧的表达方式完美的实现了商业与亚文化的完美融合。“吐槽文化”成为了一种打上了精美、时尚、潮流、个性的消费风格,其原有的风格被消解了,变成了适合大众消费的商品,“吐槽文化”被商业收编了。

4. 结语

尼尔·波兹曼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泛娱乐化时代下,周而复始的娱乐随时随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以《吐槽大会》为代表的网络自制脱口秀节目的生存空间存在的过度娱乐化、过度狂欢化以及过度消费等问题“症候”值得我们去进行理性的审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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