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莹　唐辉　马寅悦

摘要：采用家庭亲密度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对天津市539名高职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男生消极应对方式得分高于女生，城镇高职生消极应对得分高于农村高职生;女生的抑郁情绪得分高于男生;家庭亲密度和应对方式对高职生抑郁情绪有预测作用，应对方式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如何降低高职生抑郁情绪提出一些建议，为促进职业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生;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抑郁情绪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5-0068-06

一、引言

抑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表现为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情绪低落以及反应迟缓等等。近年来，大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逐年增加。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其中明确提出高等院校要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中，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可见国家对抑郁群体的重视。现有许多关于大学生抑郁情绪的研究，让社会对大学生抑郁情绪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高职生虽然包含在大学生群体中，但他们还是有别于普通本科大学生。高职生的学历层次低于普通本科生，他们对就业前景、社会适应方面信心不足[1]。大部分高职生是由于高考成绩低才选择高职院校，他们往往会形成自卑的心理[2]。对就业的担忧、对自我能力的怀疑、理想与现实的差异等都会导致高职生出现抑郁等负面情绪[3]，这些可能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埋下隐患。只有进一步了解高职生抑郁情绪的成因，才能提供更适合高职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本研究将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

家庭亲密度是指个体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是家庭功能的组成部分[4]，具体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和谐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5]。高亲密度家庭中的个体会出现较低的抑郁、焦虑、压力等负性情绪，展现良好的社交能力、自信、乐观等特点[6]。家庭成员间良好的关系和情感联结有助于降低个体的抑郁情绪体验。

家庭亲密度水平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临环境的要求以及一些情绪困扰时，为适应情境、保持情绪稳定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可以通过应对方式量表测量个体在面对变化时采取的两种应对方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积极应对主要包括敞开心扉，倾吐心事，寻求社会支持，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表现为逃避、攻击等[7]。有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与应对方式呈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高家庭亲密度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相反，家庭亲密度水平低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8-10]。家庭中成员关系亲密且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家庭冲突少的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易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如果家庭成员间常发生争执或矛盾，或者家庭成员间攻击和愤怒情绪多，会让孩子感觉被束缚，产生无力感，遇到问题更容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如自责、回避等。

个体的应对方式又会影响其情绪体验。当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采取消极应对方式，会体验到较高的抑郁水平;反之，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方式，则其抑郁水平会比较低[11-12]。因此，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个体抑郁情绪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13]。但对于应对方式是否会在高职生家庭亲密感和抑郁情绪中起中介作用目前还不明确。

综上，本研究采用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三个因素放在一起，考查三者的关系。研究假设：三个因素两两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家庭亲密度和应对方式对抑郁情绪有预测作用，应对方式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情绪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方便抽样，从天津市高职院校中抽取726名高职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726份问卷，对问卷进行整理和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539份，有效问卷率为74%。其中，男生220人（40.8%），女生319人（59.2%）。

研究工具采用三个量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的子量表测量家庭亲密度，简易应对方式量表测量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抑郁自评量表测量抑郁情绪。

三、研究结果

（一）抑郁情绪基本情况

高职生抑郁情绪总分为（38.16±8.38），根據量表的标准，转换成标准分后抑郁总分为（47.69±10.47），低于全国常模得分（53分）。无抑郁症状的高职生（低于53分）占样本总量的72.10%;有轻度抑郁症状的学生（53～62分）占总样本数量的19.60%;有中度抑郁症状的学生（63～72分）占总样本数量的 6.60%;有重度抑郁症状的学生（73 分以上）占总样本数量的1.70%。

（二）高职生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得分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由表1可知，在消极应对方式上，高职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城镇高职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高职生。在抑郁情绪上，女生的抑郁情绪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三）高职生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分析

1.高职生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高职生家庭亲密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

2.高职生家庭亲密度和抑郁情绪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Hayes编制的PROCESS2.16程序中的Model 4，在控制性别、专业和家庭所在地的情况下，对高职生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见表3），家庭亲密度对抑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当放入中介变量后，家庭亲密度对抑郁情绪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家庭亲密度对积极应对方式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对消极应对方式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显著。家庭亲密度对抑郁情绪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家庭亲密度能够直接负向预测高职生的抑郁情绪，直接效应为-0.18，应对方式对在家庭亲密度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总中介效应为-0.14。

四、讨论

（一）高职生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的状况分析

高职男生的消极应对方式得分高于女生，表明遇到事情时，高职男生更常采用逃避、攻击的消极应对方式，这与已有研究結果相同。有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较少采用发泄情绪的应对方式[14]。可能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母给女生的情感支持和温暖更多，而对男生的情感支持较少，也不鼓励男生表达情感，使得男生不善于情感表达，遇到问题更多地采用回避的方式。但也有研究认为，男生更可能采用问题应对方式而不是情绪应对方式[15]。本研究中的消极应对方式主要从情绪的角度来描述应对方式，所以对于高职生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还需要多角度地进行考查。

我们发现，城镇的高职生比农村地区的高职生的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更高，城镇高职生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已有研究发现，在城镇中成长的学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得更好的学校教育，会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16]。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与本研究调查的时间有关。本研究是在去年疫情期间进行的，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人口密度高、交通拥堵，更易于病毒的传播;而农村地区人口稀疏，空气流通性更好，在物理条件上具有阻断疫情传播的优势，相比城市居民，农村家庭粮食物资储备也更多，反而不容易产生焦虑情绪[17]。当时关于疫情防控的许多负面新闻多集中在城市社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城镇高职生面对当时的大环境更容易产生消极的应对方式。但随着疫情的好转，不同家庭所在地的高职生的应对方式是否会发生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高职女生的抑郁情绪得分高于男生，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18-20]，这种性别差异与很多因素有关。如女生的情绪敏感性更高，容易多愁善感，容易产生心理冲突。女生的负性自动化思维水平高于男性，容易对事情产生负面评价。也可能是在就业市场中女生比男生承担更多的就业压力，容易造成女生负面的情绪体验[21]。

（二）高职生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分析

家庭亲密度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体验到的家庭亲密度越高，高职生越会选用积极应对方式来应对困难，越少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这一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以看出，一个高亲密度的家庭对孩子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面临困难时选择应对方式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则家庭情感联结就越高，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理解，彼此间即使会有一些冲突，也会用积极的方式去解决，因此，高家庭亲密度会促使高职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反之，家庭亲密度低的家庭情感交流少、关系不融洽，在发生矛盾时用消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并把这种方式带到日常生活中去，遇到困难时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并能负向预测抑郁情绪水平，表明家庭亲密度越高的高职生抑郁情绪就越少，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家庭成员之间越亲密，在面对困难时会选择一起解决，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也会与家庭成员诉说，相互安慰，如此一来抑郁情绪水平就会降低;而家庭亲密度低的高职生，在面对困难时可能不会与家庭成员进行沟通或沟通很少，当问题无法解决而又缺乏支持时，可能会导致抑郁情绪水平的增加。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应对方式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应对方式是导致抑郁情绪的原因之一，而家庭亲密度对抑郁情绪的部分影响也通过应对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家庭亲密度低的高职生，可能缺少家庭的关爱，在生活中容易遇到更多的负面事件，经历的负面事件越多，个体在遇到问题时更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大。而家庭亲密度高的高职生在遇到问题时更容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家庭成员之间越亲密，父母和孩子的互动也就越多，孩子也会通过父母掌握积极的应对方式，获得自信心，这样会使孩子对生活更加积极乐观，抑郁情绪相应会减少，使得孩子以后会更频繁地使用积极应对方式去解决问题。

根据抑郁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式，家庭环境、与父母的关系、父母对子女态度等都会影响个体抑郁的认知易感性[22]。这种认知易感性包含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认知偏差、负性归因、低自尊等。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应对方式也是认知易感性的因素之一，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情绪间起到中介作用，扩充了抑郁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式的内容。

（三）建议

结合调研结果，对高职生的心理健康工作，特别是对抑郁情绪的疏导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 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提高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度

许多高职生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跟长久的家庭内部矛盾、家庭教育不科学有关[23]。提高家庭亲密度可以从保持亲子沟通的一致性入手，即父母在观点、要求、期望等方面一致[24]，给予孩子良好的情感支持以增强孩子的解决问题能力;而亲子沟通不一致则会增强个体更多的出现负面情绪而较少地去解决问题。在亲子互动中，父母应多与孩子进行面对面交流，父母频繁低头使用手机的行为会导致孩子感到受冷落[25]。在教养方式上，不使用心理攻击和体罚，因为这些都会使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度体验降低[26]。

2. 加强家校的合作与沟通

提高家庭亲密度水平有助于降低高职生的抑郁水平，但家庭亲密度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已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对其家庭亲密度的影响单从学校教育方面难以做出较大的改变，但学校可以承担宣传、引导的角色，帮助家长改善、提高高职生与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高职院校学生的家庭背景、家长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情况等各不相同，因此，学校和高职生家长进行沟通的方式可因人而异，但总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要让家长全方面地了解高职生的心理特点，加强对职业教育的信任，鼓励家长参加到家校合作中，并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如搭建网络交流平台等[27]。家长与学校、教师保持沟通，彼此分担责任、相互支持，共同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3.引导学生遇到问题时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鉴于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会在家庭亲密度与抑郁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这提示我们可以引导和培养高职生学会应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

经历负面的生活事件会使个体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发掘高职学生的正面经历，如通过努力完成任务、自己擅长的活动、来自他人的肯定等，让高职生多产生积极、正性的体验，建立良好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引导高职生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时多向父母、老师或有经验的长辈寻求帮助，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

在学习上教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认知特点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学习计划。对学习结果的归因，引导学生进行正面的归因，如归因为努力、学习方法等;避免采用消极的归因，如归因于能力、运气等，消极归因容易造成学生学习动机减弱，形成“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当学生有了良好的学习动机，掌握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他们在学业中即使碰到困难，也会积极调整自己的状态和方法，而不是回避、消沉甚至放弃。

在求职方面，有的高职生在求职时出现职业决策延迟现象，可以引导学生做好长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初期可选择竞争力较小的企业，以更好地提高职业技能、增强职业自信[28]。也可以介绍前几届毕业生的工作经历，让高职生更全面地了解就业情况。相同背景群体的经验，特别是成功的经验具有替代性强化的作用，能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高个体的信心，促使个体更积极地面对求职中的困难。

对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相处时间少的高职生，或者长期处于低家庭亲密度家庭的高职生，更要重视他们常采取的应对方式。如果学生常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遇到问题时回避或有攻击行为，不仅要帮助其解决问题，提高应对问题的能力，还要关注这类学生的抑郁情绪，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并进行追踪研究。

4.利用心理咨询技术进行干预

对于已经出现抑郁症状的高职生，可以采用一些临床心理咨询技术进行干预。鉴于家庭亲密度对抑郁的显著影响作用，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会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可以更多地考虑使用家庭治疗和认知疗法等心理咨询技术。

家庭治疗是以家庭为对象的团体心理治疗模式，其治疗的焦点是关注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上，从家庭的角度去解释个人的行为和问题。研究发现，系统式家庭治療可适用于大学生，并改善其抑郁症状[29]。

认知疗法是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从而改变其情绪和行为的心理治疗方法。如引入正念，正念干预会提升个体的心理弹性从而促进抑郁的改善[30]。正念训练也可以通过提高高职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从而降低其抑郁水平[31-32]。

有的高职生对单纯的心理咨询接受度不高，因此，在心理咨询模式上，高职院校还可以建立指导教师、同辈室友、年级学长三位一体的朋辈心理辅导体系，形成朋辈伴读、朋辈调解、朋辈心理咨询三式联动的互助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心理咨询的时效性、学生的接受性，并且有利于更多学生的成长[33]。另外，在实际工作中还应注意性别差异。本研究发现，在消极应对方式上，男生比女生使用更频繁，在抑郁情绪得分上，女生比男生得分更高，这些结果表明男生与女生的心理特点存在差异。对于男生，着重于让其正确识别并表达自己的情绪，找到合适的宣泄途径，而不是否认或回避情绪，并学会分析产生情绪的原因，使其更客观地看待事情，以降低男生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频率。女生的抑郁情绪水平更高，在教育工作中可以开设针对女生的心理健康课程，如女性就业指导讲座等，缓解女生面临的职业压力。定期对女生的抑郁情绪进行调查，掌握女生心理问题的变化并做好预防工作。

综上所述，家庭亲密度和应对方式对抑郁情绪有预测作用，应对方式在家庭亲密度和抑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以后的研究可以在如何更好地引导高职生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及如何疏导高职生的其他负面情绪方面进行探讨，为高职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更多的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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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在良）

The Relation between Family Intimacy and Depression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CHEN Xue-ying TANG Hui MA Yin-yue

（1.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China;

2.Xiqing District Xiyingmen Street Community Work Office， Tianjin 300112， China）

Abstract：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timacy and depression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Chinese Version，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are used to do a survey of 539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ianj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ⅰ）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sco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boy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igher vocational girls，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score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urban areas was higher than that from rural area. （ⅱ） The depression scores of higher vocational girl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igher vocational boys. （ⅲ） The family intimacy and coping styles could predict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Meanwhile， coping styles wer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family intimacy on depression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depres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the vocational students in future.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intimacy; coping styles; de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