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翔宇

[摘要]闽语历史悠久，被称为“汉语的活化石”。闽东方言是闽语的次方言之一，特色鲜明，其范围覆盖福建东部的福州、宁德两市。闽东方言的形成与自然地理、行政区划、民系族群等因素密切相关。自然地理方面，因为同处闽江下游以及戴云山以东，闽东地区形成了特征较为一致的方言。行政区划方面，闽东在古代隶属福州府管辖;明成化九年，福宁直隶州设立，闽东地区北片的独立性增强;清朝正式设立福宁府，此后闽东地区形成一大一小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行政区域的切分使闽东方言内部逐渐产生歧异，最终形成南北两个片区，并一直保持至今。民系族群方面，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民以及江东吴人南下，把上古汉语和古江东方言播散到闽东，从而在闽东方言中深植上古汉语和古吴语的底蕴;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父子以福州为中心经略闽国，将10世纪的中原汉语带来闽东，为闽东方言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闽东方言;自然地理;行政区划;民系族群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2-0091-05

一、闽语及闽东方言概说

闽语主要通行于福建、广东、台湾、海南以及浙江省西南角（苍南县以及丽水市部分地区）和海外的汉族社区，使用人口大约有8000万。福建省内的闽语可以分为闽东、闽南、闽北、闽中和莆仙五个次方言。

这五个次方言的形成受两大因素影响：一个是自然地理。福建地处浅山丘陵地带，山川的形势影响了人群的聚集，从而影响了语言的分布，福建省内各个次方言的分区和省内几条较大江河的流域大体相当。另一个是历史因素。历史因素主要包括行政区划的变革和人口迁徙。在唐宋时期，福建省内的几个次方言逐渐形成，此后福建境内的行政区划相对比较稳定，现有的方言分区和唐宋的州、郡，明清以来的府、 道大致对应。

广义的闽东指福建东部地区，包括福州、宁德两市。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在福建省内主要分布在广义上的闽东地区，在省外主要分布在与闽东毗邻的浙江省温州市的部分地区（泰顺县与苍南县）。此外，闽东方言也被闽东籍的移民带到东南亚以及欧美的一些国家。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所说的“闽语”只指福建省境内的闽方言，“闽东方言”的指称范围也只限于福建境内。

二、自然地理对闽东方言的影响

福建东朝大海，与台湾相望，东北与浙江省接壤，西北与江西省相交，西南与广东省毗邻。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地理封闭性较强，历史上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多有不便。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多次发生民族融合，频繁的人口接触使北方汉语的演变速度远远快于南方，而福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则使闽语较少受到其他语言影响，较多保留了中古甚至上古汉语的特点。

福建省境内水网丰富，峰岭耸峙，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在交通运输不够发达的古代，高山大川限制了省内各地居民的相互交流，以山川为界，省内不同区域的方言获得了各自独立发展的空间，这种独立发展的结果表现为闽语各次方言间的差异。

1.闽语的南北差異

闽语的内部差异很大。学界在较早的时候就观察到福建省南部和北部地区的方言差别非常明显，能否用“闽语”一词来涵盖省内各方言都成问题。所以，20世纪50年代，学界曾主张将汉语方言分为八区，其中闽南方言与闽北方言作为两种独立的方言而存在，与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并列。

如果在地图上将莆仙、永春、大田、永安等地缀连在一起作为分界线，可将福建省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属于晋江、九龙江流域，南部闽语以厦门话为代表;北部属于闽江流域，北部闽语以福州话为代表。我们今天所说的“闽东方言”在闽语两分法时代，就处于北部闽语区。比较福建南部和北部的方言可以发现：

在声母方面，南部方言没有明显的声母类化现象，而地处福建北部的福州等地则有非常典型的声母类化现象。

“声母类化”由陶燠民在《闽音研究》（1930）一书中首先提出，其涵义为：在语流中，连读下字的声母常常发生规律性变化——凡下字是清音声母的，皆受前音节韵尾的同化变为相应的浊音，且连读下字声母以上字韵母的类别为条件发生有规律的变化”。[1]例如：“表嫂”依单字音来读应为 piu so，但是语流中则读为piu lo，后字的声母发生了变化。

福州话的声母类化产生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看法。林寒生（2000）、戴黎刚（2016）认为，至迟在清代中叶的乾嘉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便已产生，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福州话声母类化发生时间的最早认定。林、戴二位学者的研究使用的是福州方言文献，现代闽东方言的另一个代表点——福安的方言历史文献中也有声母类化的痕迹。

《班华字典》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录福安话的大型词典，由西班牙传教士编著，该词典用闽东方言北片区的福安话解释西班牙语，以方便来华传教士学习福安方言。《班华字典》完成于1893年，经修订后于1941至1943年间出版。在《班华字典》（以下简称《班》）中便有声母类化的例证：

（1）chu choung sai hou  铸钟司夫 （《班》P212）

（2）an no e sai hou  焊物的司夫 （《班》P942）

（3）tu sai hou  屠司阜 （《班》P261）

（4）t'ep keim sai hou  贴金司阜 （《班》P426）

（5）cho yeiu sai hou  做油司務 （《班》P13）

（6）ch'ie soun sai hou  车船司务 （《班》P102）

以上例子中前4例的“司夫”“司阜”应为“师傅”一词的通假或者讹写。我们以“阜”为例进行分析：“阜”字在《班华字典》中共出现34次，其中只有两处使用的“丘状隆起”之义，其他32处均以“司阜”的形式出现，结合语境可以确定是“师傅”一词的通假或者讹写。

（5）（6）两例把“师傅”写作“司务”正是声母类化的体现。语流中，连读下字的声母[h]在阴声韵后读零声母，是现代福州话声母类化的规律。“傅”的声母[h]如果读为零声母，正好和“务”同音。

张振兴（2014）指出：在韵母方面，南部闽语的韵母数量较多，而北部闽语的韵母数量相对较少;北部闽语区的福州话有丰富的变韵现象，即韵母的音值会随着调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现象在南部闽语中未见;韵尾方面，中古的三套鼻音和塞音韵尾在南部闽语中完整地保留，而在北部闽语中则往往只有一个鼻音尾和一个塞音尾，韵尾大幅简并。

《班华字典》中还保留着完整的三套鼻音、塞音韵尾，而现代的福安话中已经各自合并为一套，可见100多年来，北部闽语的韵母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南部闽语迥异。

南部闽语（比如厦门话）有频繁而有规则的变调现象，以及非常复杂的文白异读系统，北部闽语的变调及文白异读情况则相对较少。

2.闽语的东西差异

如果以南北走向的戴云山脉为界，可将福建境内的闽语划分为东西两部。戴云山脉东侧为东部闽语，包括今天的闽南、莆仙、闽东三区，学界也称之为“沿海闽语”;戴云山西侧以及北端闽中、闽北为西部闽语，学界也称之为“内陆闽语”。[2]

声母方面，东部闽语属于“十五音”系统，即声母为15个，这种声母格局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的福州方言韵书《戚林八音》。西部闽语由于长期受到客、赣等方言的影响，和“十五音”系统有较大出入。另外，在声母的音值方面，西部闽语也有特殊表现。比如，古来母字今读[s-]声母，一些口语常见的古见母字读为零声母或擦音。

韵母方面，李如龙（2021）总结出三条内陆与沿海闽语比较明显的差别：内陆闽语中部分阳声韵字读为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共现的“复韵尾”，这种现象在沿海线的闽东方言中也有，但是数量相对较少;入声韵尾消失;三个人称代词“我你渠”同调。

李如龙等学者认为，在分析闽语的内部差异时，“应该先别东西，再分南北”。东部沿海的闽南、莆仙、闽东三区虽然分布很广，但是共同点较多，是典型的闽语。而内陆闽语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江西，历史上又是中原移民向南迁徙的重要站点，因此受客赣方言影响很深。

3.自然地理与闽语分区

将闽语分为南北两部由来已久，这与福建省内的山脉、水系分布以及语言实际相吻合。以晋江—九龙江和闽江两大水系作为参照，可将闽语分为南北两部;以戴云山脉为分界线，又可将闽语分成东西两部。综合横与纵的划分结果，便是现在福建省内闽语的五个次方言：闽南方言、莆仙方言、闽东方言、闽中方言、闽北方言。

三、行政区划沿革对闽东方言的影响

1. 先秦至三国时期：闽东地区的初步开发

福建的北、西、南三面环山，东面朝海。太姥山、武夷山多有千米以上的高峰，把福建和东南吴楚隔离开来。由于地理的原因，与同处东南的吴语区和粵语区相比，汉人入闽开发的时间较晚。[3]

考古结果显示，夏商时期，福建境内已有先民活动，闽西北武夷山的船棺可为证明。关于福建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夏官》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此处所谓的“闽”，相当于后世的什么民族，目前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不是汉族。

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越国王室成员无诸南逃进入闽地，建立闽越国。《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秦统一天下以后，设立闽中郡，管辖范围大致在今天的福建及浙南一带，闽越王号当然也被廢除。秦末，无诸曾辅助刘邦抗秦。于是，汉朝立国以后，刘邦“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此处的东冶，应为今天的福州一带。今天的福州话中，已婚女子仍被称为“诸娘人”，因为在本地人的观念里，她们是闽越王无诸的后裔。

后来，闽越国数次与汉廷对抗，汉武帝消灭闽越国，将民众迁徙于江淮之间，闽中故地于是空虚。迁徙过程中，部分民众遁入山林，之后又重出山林聚居，再加上北方汉人徙入，闽地人口逐渐增多，汉廷于是设立冶县。冶县是中原政权在福建设置的第一个县，其治所在今天的福州。

三国时期，东吴注重对闽地的经略，于永安三年（260年）设立建安郡，共辖八县，其中侯官县统管福建各地。侯官县域，在今福州。闽越人善于治船，孙吴政权在福州设立了典船校尉，在温麻（今霞浦）设立温麻船屯。

2.西晋至唐末：福州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

西晋消灭东吴以后，于太康三年（282年）从建安郡中分出晋安郡，辖原丰、新罗、宛平、同安、侯官、罗江、晋安、温麻等八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闽东地区与闽南的部分地区。

之后的数百年间，晋安郡的称谓几经变革，至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始称福州，而闽南地区则在此前已经设置为泉州，不过，泉州仍隶属福州都督府管辖。

唐末，农民起义频发，河南光州固始县的王潮、王审知兄弟投奔义军，经江西南昌、赣州进入福建，攻陷长汀、漳州、泉州等地。唐景福二年（893年），王审知攻克福州。朱温篡唐以后，封王审知为闽王，闽国正式建立。福州作为闽国首都，成为全闽的政治中心，其重要地位绵延至今，未曾衰减。福州话也成为周边地区的权威方言，今天的闽东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甚至在讨论闽语时，学界也常常以福州话作为代表。

3.元明清：闽东北部地区的独立性增强

福州地处闽东地区的南部，长期作为闽东地区乃至整个闽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活跃于历史舞台。而闽东北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发展较为缓慢，直到宋元以后人口才逐渐增多。元代在闽东北部设置福宁州，为直隶州，从此闽东北部地区的地位逐渐提升。明洪武元年降为福宁县，明成化九年又复升为福宁州（直隶州），属福建路管辖，成为当时福建境内八府一州中唯一的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福宁府，隶属闽浙总督府，辖福安、宁德、霞浦、寿宁四县，境域大致与今天的闽东方言北片区相当。

“历史上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二级行政区划——府或州对方言区划的形成往往起到显著的作用。”[4]现代方言的分区往往与古代府治范围大致重合。明清以来，闽东北片由州县到府，行政级别提升，与福州并立，形成一北一南两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方言也由此产生歧异，并最终形成今天的闽东方言南片（侯官片）和北片（福宁片），南片以福州话为代表，北片以福安话为代表。

四、民系族群变迁对闽东方言的影响

游汝杰（2018）认为，人口迁徙是造成方言地理格局变化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汉语方言地理格局在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重大变化都与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有关。据我们观察，闽东方言的形成亦是如此。

从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持续有民众从北方或者江东地区迁入闽东，历时一千多年。各个时期迁入闽东的民众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背景各不相同，带给闽东方言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大体上说，闽东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以下几次人口迁徙有密切关系：

1.汉末至南北朝：北方汉民以及吴人、楚人的迁入

沟通古代福建与北方中原的交通要道中，闽江最为重要。北方汉民自江西翻越武夷山脉进入福建境内，顺闽江而下便能到达福州平原，广袤的沃野是理想的栖居之地。[5]

据林国平、邱季端（2005）研究，汉代至两晋，最先迁入福建的北方汉民，大多集中在福州平原一带。他们或者定居于此，开拓发展;或者以福州平原为中转站，向闽南等地转迁。《侯官县乡土志》和《闽县乡土志》记载，现在福州的一些重要姓氏，比如郑、胡、何、张、赵等，就是在东汉及三国时期迁入的。西晋永嘉年间，异族入侵，中原士庶阶层南逃避难，部分民众南迁至浙江一带后继续迁徙，辗转入闽。比如福州林、黄等大姓的始祖便是在晋代随王室南渡后继续迁徙，最后定居福州。

公元六世纪中叶，江东地区发生侯景之乱，富庶的三吴地区变得残败不堪。部分南渡的北人选择继续迁徙，离吴入闽，闽地人口自此迅猛增加。《陈书》记载，天嘉六年（565年），陈文帝下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另外，南朝梁大宝年间，主政晋安郡的陈宝应发兵，从海道攻占江浙的临安等地，带回大量人口，晋安郡的势力大为增强。由此可见，两晋及南北朝，北方汉人与江东人士持续流入闽东地区。

前文曾提到孙吴政权对于闽地的经营。李如龙（2000）认为，东吴开发福建时南下的队伍应该是吴越人和南楚人的后裔，他们把古吴语和古楚语带到了闽地。侯景之乱后离吴入闽的民众以及陈宝应劫掠的人口中，除了北方汉人以外，也应有不少吴人。

北方民众的迁入，在语言发展方面的结果便是在闽语中深植上古汉语层次，比如声母方面的端知不分、帮非不分以及泥、娘、日不分等现象。吴人南下的影响便是在闽语中留下古江东方言这一重要历史层次。

李如龙《福建方言》一书举出多条闽方言与古吴语和古楚语相通的例子，其中某些用例在《班华字典》中也有反映，例如：

süi kuen sep sei chin 一斤十四钱。（《班》P1）

noeng chuei cheip süi toi 人聚集一块。（《班》P107）

扬雄《方言》记载，称“一”为“蜀”是南楚方言特色，这种现象在今天的闽方言中普遍存在，可能是古楚语痕迹。

toeng soe noeng lei， ka teing teiu ngie 东西人来，家庭丢外。（《班》P125）

kung buo kiang noeng 讲话惊人。（《班》P396）

吴语中，“侬”是人称代词。在今天的吳语中“侬”作第二称代词，而南朝顾野王的《玉篇》记载，“侬”曾在吴地方言中作第一人称代词。沿海闽语中也有类似用法，称人作“侬”，以上是《班华字典》中的两则例证。

2.唐末五代：福州的空前开发与中原汉人的大举入迁

唐末五代，王审知父子先后成为闽王。他们以福州为中心开展政治运作，福州平原得到空前的开发。现在位于福州平原的9个行政县，大多在五代以前便已设立。

王氏入闽之后，主要精力集中于闽东，不仅王氏集团的核心力量集中于福州，甚至连集团下层的从光州、寿州入闽的骨干力量也集中于福州。[6]从而将公元10世纪的中原语音带到闽东地区，与原来闽东地区的方言融合，最终形成今天闽东方言的轮廓。

以声调为例，王审知兄弟入闽的时代，“浊上变去”已经在汉语的北方话中发生，晚唐李涪的《切韵刊误》（约895年）可以为证。另外，丁治民（2004）从敦煌残卷《时要字样》中也发现了关于浊上变去的记录，《时要字样》成书于公元879年以前，不迟于王氏兄弟入闽。

闽东方言有七个调类，阳上归阳去，从成书于明代的福州方言韵书《戚林八音》到当代的闽东方言都是如此。七个调類与中古调类对应整齐，这种调类格局应该是受王氏兄弟带来的北方话影响而形成。因为，如果说闽东方言的声调格局是在后世才受到北方话的影响，那就很难解释闽东方言的声母和韵母系统为何没有受到较大影响，与后世北方话的差异如此明显。

闽东地区各县市的发展并不同步，北部各县市在历史上因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所以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开发方面较为迟缓，直到宋明以后，才有一些大姓陆续迁入。

五、结论

方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自然环境、行政区划、人口迁徙三个因素密切相关。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出发，闽语由南向北可以划分出南部、中部、北部三区。南部对应今天的闽南方言，属于晋江、九龙江流域;中部对应今天的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区;北部对应今天的闽东方言、闽北方言，属于闽江下游流域。以戴云山脉为界线，闽语则可以划分为东西两部，学界一般称之为“沿海闽语”和“内陆闽语”，沿海闽语包括今天的闽南、莆仙、闽东方言，内陆闽语包括今天的闽中方言与闽北方言。山河纵横，正好把福建境内的闽语划分为五个次方言。

考察行政区划沿革与民系族群变迁我们又发现，自然地理与历史地理相互吻合。从秦代开始，闽地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中央的管辖范围，这为闽语的一致性打下基础。唐末五代王审知父子以福州为中心经略闽国，把10世纪的中原汉语带到福州，使闽东方言在闽语内部自成一格。明代以后，闽东北部地区的地位逐步提升，先是成为福宁州继而成为福宁府，最终成为一个重要的二级行政区，使区域内的方言独立发展，逐渐有别于南部的福州话。

[参考文献]

[1]袁碧霞.闽东方言的声母类化[J].方言，2013（1）.

[2]李如龙.内陆闽语的接触和变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3]李如龙.福建方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4]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5]林国平，邱季端.福建移民史[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

[6]汤钊平.中原移民与闽台多元文化之形成[J].中州学刊，2018（1）.

The formation of Mindong Dialect： The Intersection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REN Xiang-yu

（Taizhou University，Taizhou 317000，China）

Abstract：Min language， which is called "the living fossil of Chinese”， has a long history. Mindong dialect，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s one of the sub dialects of Min language. It covers Fuzhou and Ningde in the east of Fujian. The formation of Mingdong dial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of natural geograph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thnic groups and so on. In terms of physical geography， because it is located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and the east of Daiyun Mountain， dialects with more consistent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formed in East Fujian.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Fujian w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Fuzhou government in ancient times. In the 9th year of Chenghua in the Ming Dynasty， Funing Zhili Prefecture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East Fujian was enhanced. Funing Prefecture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Since then， East Fujian has formed tw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s， one large and one small.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has gradually led to differences within the Mindong dialect， and finally formed two areas， north and south， which have been maintained until now. In terms of ethnic groups， from the late Han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Han people in the north and the Wu people in Jiangdong went south to spread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the ancient Jiangdong dialect to East Fujian. Thus，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ancient Wu language became the basis of Mindong dialect.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Wang Shenzhi and his son took Fuzhou as the center， managed the state of Fujian and brought the Central Plains Chinese to East Fujian in the 10th centur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Mindong dialect.

Key words：Mindong dialect;natural geography;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thnic groups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