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欢　郭海平

内容摘要：湖北作家姚鄂梅的《前女友》对家庭生活乃至家族伦理关系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书写。《前女友》讲述了一个名叫鲁丽的未婚女性，独自抚养去世的男友与其女友所生的孩子陶子但却被生母寻回的故事。本文从未婚单身母亲鲁丽的伦理困境﹑鲁丽和陶子的家庭伦理身份认同和陶子的伦理选择出发，探讨作者对养育亲情﹑自然血亲﹑家族伦理等多重问题的现实关怀和伦理思考。

关键词：姚鄂梅 《前女友》 伦理困境 身份认同 伦理选择

姚鄂梅的作品不仅对女性的生存境遇表现出情有独钟的关注，亦对家庭生活乃至家庭伦理关系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书写。2020年发表的《前女友》便是这样一部倾注着作者现实关怀和伦理考量的短篇小说i。大龄青年鲁丽结识了独自带着孩子“陶子”的谭笑，在准备登记结婚时，谭笑在一次郊游中意外去世。陶子的生母杳无消息，陶子的姑姑拒绝收养他，陶子的柔弱无依激发了鲁丽的良知和母性，让她勇敢地承担起陶子的养育责任，成为一位未婚单身“母亲”，然而陶子生母的突然出现，让这个建立在非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家庭遭遇伦理困境。本文从未婚单身母亲鲁丽的的伦理困境，鲁丽和陶子的家庭伦理身份认同和陶子的伦理选择出发，探讨作者对养育亲情﹑自然血亲﹑家族伦理等多重问题的现實关怀和伦理思考。

一.未婚母亲的伦理困境

鲁丽遇到谭笑时，谭笑和儿子陶子生活在一起。陶子漂亮可爱，对谭笑直呼其名，对鲁丽也是如此。恋爱中的鲁丽感觉一切都非常美好。但在一次郊游中，谭笑不幸去世，陶子的归属成了一个问题。陶子的生母生下陶子后就离家出走，杳无音讯;谭笑父母早逝，陶子的姑妈，经济状况不济，不愿接受陶子;面对无助的陶子，鲁丽毫不犹豫地选择承担养育陶子的责任，完成了从单身未婚女性到陶子“妈妈”这个伦理身份的嬗变。

鲁丽的选择使她陷入身份的伦理困境之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指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有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1]。鲁丽的“单身母亲”的伦理身份并非基于血亲基础，因为她和陶子没有血缘关系;亦非以婚姻纽带关系为基础的身份，她和谭笑没有登记结婚，不是法律意义的夫妻关系。因此，她和陶子的关系只能算是收养关系。但在鲁丽看来，她抚养陶子，和陶子形成了一个以情感和爱为基础的伦理关系，这种关系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一样重要。未婚女性与单亲妈妈这种身份混合让鲁丽遭受了身份认同危机和他人甚至家人的不理解不认同。

对于鲁丽抚养陶子的伦理选择，鲁丽的家人一直持反对意见。鲁丽的两个哥哥得知谭笑的家庭状况后让鲁丽放弃抚养陶子。鲁丽的二嫂心疼鲁丽作为单身母亲的不易，反复提醒鲁丽抚养陶子可能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当陶子的生母陶小年突然出现后，鲁丽的家人认为鲁丽应该抓住机会把陶子还给他妈妈，但“也不能白给，生活费教育费都要付给你，还可以找他要工钱，要青春损失费”[2]，他们反复警示鲁丽“再深厚的感情基础抵不过于血脉。”鲁丽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国人一直注重血脉相承的传统，普遍认可自然血亲关系而非拟制血亲关系，陶子被生母要回的可能性很大。尽管鲁丽坚持除非陶子自愿选择回到生母旁边，否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他带走。当陶小年要和鲁丽见面，鲁丽的二哥打算找派出所的朋友帮忙处理，鲁丽强调这是“家庭内部事务”。鲁丽本能地将陶子和自己视为一家人，甚至由此进行关联，将陶子的生母也视为家人。

鲁丽的言行让她哥哥甚为不满，说她身份混淆，违背了自然血亲关系决定的亲属伦理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鲁丽抚养陶子的选择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周围的人对她也是指指点点，包括陶子的老师。陶子自认识鲁丽以来，一直直呼其名，与称呼他父亲谭笑的方式一样。尽管鲁丽接受了这样的称谓，但中国称谓文化习俗讲究的是将陌生人变成熟人乃至亲人的礼仪和伦理道德，如用“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称呼外人和陌生人，以及使用含“亲”字眼如“老伯”“世叔”等，“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3]。尽管陶子会在家庭信息母亲一栏中填写鲁丽的名字，但是却没有喊鲁丽“妈妈”。在老师看来，和陶子没有血缘关系的鲁丽，独自承担着陶子母亲这样的身份和责任，努力工作，省吃俭用，让陶子接受和他同龄人一样的教育和生活，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和母亲，她的付出理应得到孩子的感激和回报。陶子的直呼其名是既不礼貌又无视伦理道德的无情无义行为，引起老师的不解和不满和不认同，认为鲁丽的付出不值得。

其实鲁丽也深陷她和陶子这种非自然血亲关系的困惑之中，无法进入陶子的内心世界。尽管她和陶子相处和谐，没有像其他家庭因为孩子的问题搞得一地鸡毛，但鲁丽明显感到陶子越来越自闭，不愿出门，只想呆在家中。鲁丽努力像让她和陶子的家跟任何家庭都一样，可是偏偏越是努力，却越是显出跟别人不一样。鲁丽从来没有打骂过陶子，学习上也没有给陶子施加压力，人家孩子有的名牌服装和新潮电子产品陶子也有，可是陶子“一不小心就眼睛发直，像涂了一脸名叫落寞惆怅的润肤霜”;鲁丽总觉得陶子的背影与众不同，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有种孤苦伶仃﹑软弱无力之相，起先鲁丽以为陶子是因为个头高而有点含胸，后来发现其实是肩不够平整挺拔，他的肩老是耷拉着，一副沮丧相。鲁丽带陶子去看医生，医生说完全正常，可能仅仅只是姿势问题，或者是心情问题。鲁丽想带陶子去看心理医生，但又担心看心理医生这件事本身会伤害他。鲁丽可以在物质层面给陶子提供丰富的资源，让陶子享受和同龄人一样的美好生活，然而，在心理层面上，鲁丽和陶子之间似乎隔着一堵无法穿越的墙，让这个看似平静和谐的非血缘家庭缺乏活力，充满不稳定性。在抚养陶子的过程中，鲁丽各种担忧，处处小心翼翼，“她知道自己身份特别，因此格外注意陶子的安全，稍有不慎，哪怕只是让陶子受点伤，都可能把事情引向一个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境地”。鲁丽的谨慎一方面凸显她对陶子倾注的母爱与肩负的责任，另一方面表明作为养母所处的伦理困境：陶子的丁点闪失都可能会让鲁丽陷入道德非议。

二.陶子的家庭伦理身份认同

鲁丽新的身份饱受家人的批评和他人的评判。她可以对家人和他人的不理解不认同置之不理，然而陶子的自闭倾向却让鲁丽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危机和困境，尤其是陶子的家族身份问题，父亲去世，母亲杳无音讯，鲁丽家人不认同，鲁丽担心如果一天她意外去世，陶子将无人可依，再次沦为孤儿。为了让陶子有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鲁丽决心趁春节回娘家拜年之际让陶子向大哥二哥“认亲”，获得家庭伦理身份的认同，从而成为鲁家一员。

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社会[3]，特别注重家庭家族。人一出生便被血缘﹑家庭置于一种最亲近、最自然的伦常关系中。这种由血缘关系维系的伦理关系是稳固牢靠的。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因此，鲁丽让陶子“认亲”的方式类似于旧时盛行的联宗﹑结拜和认干亲，其目的是将陶子和鲁家人的关系由熟人/外人升级到“亲人”，实现陶子的伦理身份转化和家族认同。傅廷修教授在论及中国故事的伦理叙事中发现“认亲行为一旦发生，人物关系立马发生改变”[4]，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因为和汉献帝的认亲，不但有了“皇叔”称号，其“中兴汉室”使命更获得了合法性。与汉献帝的令人“取宗族世谱”类似，鲁丽先是画了一颗家庭树，以不同的树枝指代鲁丽和陶子以及陶子两个舅舅和逝去的外公外婆的位置。鲁丽特地用虚线画出外公外婆，强调当自己变成虚线时，陶子应该和其它支脉建立亲情联系。接着鲁丽拿出家庭影集，讲述鲁丽一家人的故事，以便让陶子熟悉鲁家并尽快融入到鲁家，从而实现重建陶子伦理身份的目的。

对家庭伦理身份的认同表现在自然地遵从家庭伦理的规范和教化，即家庭成员对家庭的认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認同和家庭成员对家庭规范的认同是基于情感的直接认同。[5]为了拉近陶子和鲁丽大哥二哥的情感距离，获得家族成员对陶子身份的伦理认同，鲁丽向陶子详细讲述大舅二舅的性格喜好，同时准备让陶子沿袭家族传统，在除夕当天提议在二舅家的别墅旁栽种一颗富有寓意的桂花树。一直对陶子不冷不热的二舅立刻给陶子竖起大拇指，因为在二舅眼中，过年那天栽树意义特殊，它是家族的集体记忆，是家人情感联系和家族传统传承的标志。对于陶子而言，种树拉近了陶子和鲁家的情感距离，让陶子一下从外人升级到亲人。二舅对陶子的肯定充分表明陶子的举动获得了二舅的认同，为陶子顺利建构新的伦理身份铺平了道路。

三.陶子的伦理选择

虽然陶小年离开陶子时陶子只有两个多月，谭笑也很少提及陶小年，但在陶子心灵深处，“她”一直如隐形般存在。陶子梦到过生母，但不记得她的模样。陶子会不时地想起他的父亲谭笑，说他很坏，“但是我还是想他”。这充分说明陶子内心深处对血肉亲情的无限怀念和向往。在栽完象征身份认同的桂花树后，鲁丽在和二嫂闲聊时注意到“陶子背对着大门站着，直直地，一动不动，依然是那种孤苦伶仃﹑贫弱无力之相”，这表明陶子本人对家族身份认同问题的认识远非鲁丽想象的简单。

在鲁丽准备让陶子向鲁家认亲托孤时，鲁丽讲到有一年春节她独自离家在外过年导致妈妈因为担心而思虑成疾诱发了第一次中风。鲁丽妈妈的中风显示母亲对子女的疼爱与牵挂， 同时表达了鲁丽的懊恼与忏悔，揭示了母女之家割舍不断的血肉情深。陶子只是说了一句：“你妈跟你，以及你跟我，是不一样的关系”。 陶子没有称呼鲁丽的妈妈为外婆，“你妈”的指代拉开了鲁丽竭力要缩小的和陶子的亲情距离;同时 “是不一样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陶子认可的是传统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在陶子意识里，鲁丽这位“养母”的感情，是无法达到有血缘关系的“亲生母亲”那样的亲密浓度和刻骨深情。

陶子对亲生母亲的隐秘渴望在鲁丽老家去取桂花树时得到彰显。对亲生母亲的渴望让陶子少言寡语，形影孤单无助。然而，当陶子在鲁丽和二哥的通话中听到生母陶小年要将他要回，鲁丽准备提前返家时，陶子虽然说“不管谁来找我，我都不会跟她走的。我只要跟你在一起。”陶子的表白似乎在暗示他的立场，在生母和养母之间他选择的会是鲁丽，这不像是对鲁丽的一种安慰。然而，当遇到来接他们的顺风车司机小唐时，陶子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伸出手去，笑嘻嘻地跟小唐击了一下掌，一路上异常喜悦和兴奋，缠住小唐说个不停，鲁丽微笑着不出声，把说话机会让给陶子，因为回到家，只有他俩时，陶子可没有这么痛快地耍嘴皮子。陶子的这种表现与前面的孤苦无依﹑宅家自闭﹑沉默寡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常只有一个解释：他魂牵梦绕的生母的到来将改写他孤苦无依被人收养的弃儿身份。正如他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陶子，他是陶小年的儿子。陶子的反常表现预示着他最终的选择将不会是鲁丽。

陶小年多方打探找到了鲁丽和陶子，鲁丽没有拒绝她，因为鲁丽知道，陶子总要和生母见面的。三个人生活在一起，起初，陶子和陶小年的反应都是异常的冷静，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陶子和陶小年黏在一起，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鲁丽没有感受过。而鲁丽依然认为陶子会选择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确信她和陶子根深蒂固的感情，确信陶子对她的依赖度，就像陶子是一匹马，而她手握缰绳一样将陶子牢牢握在手里。鲁丽的自信使她忽略了血缘亲情的力量，她甚至忽视了陶子内心真正的渴求：回到那个他梦见过的“她”的身旁，尽管“她”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和对清洁工等人的礼貌行为而骂他装X。陶子明知道“她”不可能放他回来还是决定和“她”一起去旅游。在养母和生母之间，陶子选择了生母。

萨特说，无论是自由选择还是被迫选择，人最终是自由的， 这意味着人最终是有选择和不选择的权利的。而无论是选择还是不选择，人都必须自己来承担选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6]陶子选择了生母，那个让他感觉“又陌生又亲切，又亲切又讨厌”的生母。陶小年语言粗鄙轻佻，满口谎言，将生活中所有的不幸归因他人，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在他人身上，为此不择手段，比如在鲁丽面前扮演即将去世的假象，引诱鲁丽的二哥以期过上富裕的生活等等;鲁丽坚强有主见，饱含爱心独自抚养非血缘关系的陶子，努力工作给陶子提供美好的生活，并竭尽所能保护陶子的身心健康。陶子说自己就像个傻子一样。陶子的选择是他内心深处隐秘渴望的显现，也是人之常情，就像国人的家园意识，对母亲的牵念，对回归母亲的怀抱的执着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存在。只是陶子的成长将会是什么样子？

正如陶子的到来让鲁丽的身份从恋爱中的姑娘变成了单亲母亲，陶子的离开让鲁丽从母亲角色恢复到了单身的身份状态，这似乎印证了他人的评判和鲁丽家人对鲁丽的警告和担忧：“人财两空，只有一把年纪”。尤其是在故事的结尾，鲁丽去珠宝店鉴定那枚陶小年悄悄留下的蓝宝石戒指但被告知它只是玻璃制品，鲁丽二嫂的话真可谓一语成谶。然而对于善良无私的鲁丽来说，抚养陶子是因为年幼的陶子唤起了她的良知和母性的温柔，虽然中间历尽各种身份困惑与伦理困境，但在养育陶子的过程中因孩子的成长而得到净化，变得越来越优秀。鲁丽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母性的伟大﹑担当与责任。同时，这个关于生母认亲的故事引发读者对养育亲情﹑自然血亲﹑家族伦理更多的现实关怀和伦理思考。

注 释

i姚鄂梅：《前女友》，2020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19-172.文中所引，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改书，不做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1]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63-264.

[2]姚鄂梅：《前女友》，2020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19-172.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5.

[4]聂珍钊，傅廷修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跨学科前沿（笔谈）[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79-105.

[5]任春强.刘秦闰.论基于“一”的伦理认同[J].云南社会科学.2014.

[6]施为民.评萨特的“人就是自由‘与自由选择”[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7.

本文是武汉轻工大学研究生处课程思政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KCSZ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