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汉朝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承袭秦制，而且将战国以来的各个地域文明融为一体，实现了长治久安。更为重要的是，汉朝创建者起自民间，亲历秦朝因不恤民力二世而亡的历史，因而较为重视民心，在刑罚、赋役、教化等领域推行德治政策。可以说，对待天下民心的态度不同，是汉朝与秦朝施政精神的最重要差别。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天下）义莫明于西汉，至东汉则稍以湮晦矣。”吕先生明确将天下之义的彰显视作两汉尤其是西汉的重要时代特点。

在西汉的观念中，统治合法性不光来源于统治集团的内部认同，而且源于统治者“仁孝”“纯厚慈仁”的德性。这种德性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中，还须得到天下民心的验证。当叔孙通说“仁孝，天下皆闻之”，汉高祖不为这些言辞所动，但当商山四皓言“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其死时，汉高祖便意识到汉惠帝已经为天下所接受，故须认真对待。

汉高祖的态度充分证明了天下民心的重要性。吕思勉先生认为“汉高不学之人，非知儒家之义者也”，又言汉文帝“虽为虚辞，然天下非人君私有之义，固明白言之矣”。西汉初期的“天下”之义其实是当时社会的朴素共识。西汉中后期，儒家學说主导了社会舆论。在其缘饰下，天下意识进一步被理论化。汉成帝时，谷永上书说：“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谷永提出了天下所有者与治理者之别，认为王者、诸侯的功能主要是治理天下，而非宰制天下。这一看法从理论上重新界定了“天下”。汉惠帝、汉文帝虽然均得天下民心的支持，但这主要因其个人素养与能力出众。谷永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政治职位是制度性的存在，制度设计本身须体现天下人的意愿。谷永的言论反映了儒家对天下意识的理论化。如果从社会政治层面考察，这些观念的出现，其实是汉武帝改制后儒家士人跻身统治阶层并控制话语权的结果。在西汉晚期的社会氛围中，建立东汉的统治集团大都接受过儒学教育，他们接受德治主张更为自觉。

光武帝刘秀言及其治世理念：“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所谓“柔道”，便是指在顺应民心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光武帝的这一认识与他少时往长安受《尚书》、通大义的经历密不可分。相对于西汉，吕思勉认为天下之义“至东汉则稍以湮晦矣”，这其实是因为东汉朝野已经形成了有关天下之义、德治精神的共识，无须再行讨论。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杨终建议汉章帝学习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以定经义。汉章帝接受建议，召集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齐集白虎观，一连数月讨论五经异同。白虎观会议与石渠阁会议不同，其主要目的不在于评议具体经文，而在于建构一个适合政治需要的经学思想体系。班固根据会议记录撰写了《白虎通》。《白虎通》揉合了各家观点，却文字简练，体现了会通天人的追求。由汉章帝钦定的《白虎通》成为东汉一代的学术法典，侯外庐称之为“国宪”。由此，东汉朝野关注的重点转向对忠孝仁义等德目的阐释与践行。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说：“东京之学不为放言高论，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思理想，党锢君子之行，斯其著者，而说经之家固其次也。”在东汉士大夫的道义笃行中，天下为其终极关怀所在。显名于桓灵之际的陈蕃以“扫除天下”为志，岑晊有“董正天下之志”，范滂存“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党锢列传》说在他们的激励之下，“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名士以天下为其声誉范围，天下之士亦感应而随之。这表明天下意识不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集体意识，而已经成为蕴含着社会动员能力的道德意识。后世的德治精神及其实践，正是以这一天下意识为观念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