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

清代，东北地区一直被视为满人的根本重地，大部分时间处于封禁状态，人口稀少，农业垦殖区极为有限。直到同治、光绪年间，东北边疆出现危机，清政府才颁布了放垦政策。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纷纷涌出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关塞，进入东北地区进行垦荒活动。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14年中，奉天人口增加了600万，吉林人口增加了470万。这些“闯关东”的农民不但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原来东北地区农业的落后状态，也为这里的全面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经历了两个转变过程。第一个是土地隶属关系，由国有向私有的转变。清初，东北地区土地大多为国有土地，其中一部分属于严禁开垦的参场、猎场、牧场，随着大量关内流民出关，关外土地原有隶属关系不断受到冲击，国有土地逐渐转向私有。随着朝廷政策变化，东北地区不同隶属关系土地类型发挥的作用不同。在朝廷励行封禁政策时，塞外农业垦殖主要在官庄和旗地进行。所谓官庄，就是清朝旗地中皇帝的私产以及八旗王公贵族的庄园，其关外部分主要分布在奉天。旗地，指八旗成员所占田地，随着顺、康、雍三朝八旗驻兵数额不断增加，驻防地不断扩大，旗地的数额也随之增加。官庄与旗地的农业生产，成为关外的主要农业活动区。关内农民出关后，最初或在官庄、旗地上从事劳动，或自己开垦荒地，后来不善经营农田的八旗贵族开始典卖旗地，国有土地逐渐转为民田，民垦在地区开发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个，是从军事重镇转向一般地区的农业开发。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正式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此时朝廷经营的重点虽是辽东，但实际顾及的还是辽西走廊这一交通要道。早在“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颁布之前，朝廷就开始向锦州、开原一带移民。锦州位于辽西走廊的北端，是控扼这条通道的重要军事重镇，以这里为起点，清廷在辽东一带相继设置了辽阳府、辽阳县、海城县，进行了系列农业开发。此时，关外的农业开发主要是对官庄、旗地的经营，清初官庄、旗地主要集中在奉天附近，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盛京内务府皇庄已达91个，此外还有盛京户部、礼部、工部官庄。盛京既是清朝关外的政治中心，也是通向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军事重镇。此后清廷又相继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市）、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市）、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黑龙江（今黑龙江省瑗珲）等地设置了官庄，与官庄并存的还有旗地，这些地方均是控扼吉林、黑龙江重要通道的军事重镇。朝廷同时又在东北各地修建了驿道，沿驿道有卜魁（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等重要城镇。从辽西走廊北端的錦州开始，驿道连接一系列军事重镇沿松花江、第二松花江、牡丹江、嫩江形成“T”字形的布局，每一个军镇不但派兵镇守，而且也由朝廷将内地犯人遣送至此，尤其康雍乾时期由于科场案、文字狱、平三藩、年羹尧、隆科多等案充配东北的人犯一起又一起，都成为塞外农业开垦的劳动力。

嘉庆年间朝廷一度实行过京旗移垦，所谓京旗移垦是指朝廷为了减轻京城的经济负担，令居住在京城附近的旗人迁居塞外，垦荒谋生。朝廷规定的京旗移垦地点也在伯都讷等地，随着民户的增加，原来零星开垦的农田不断扩展规模。在以吉林为中心的农耕区不断扩展规模的同时，位于牡丹江流域的宁古塔却很少有流民前往，与吉林等地相比，这里与关内的交通要不方便得多，清初这里的开发主要依靠朝廷派往官庄、旗地的犯人与八旗兵丁，当由关外流民自己选择留居地点时，这里就失去了区位优势。

到清代同光年间，东北地区全面实现了由南向北，由军事重镇向一般地区扩展的面状开发。清后期的边疆危机使“移民实边”成为朝野的共识，关禁彻底打开了，大量关内人口进入东北各地，除交通便利之处外，未开垦的土地成为人们更理想的去处。同光以后，东北地区其他未垦之地汇集了大量垦荒农民，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