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 董丹婷

摘  要：目的 探讨自我评价和应付方式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及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个人评价问卷》（PEI）、《应付方式问卷》对2187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低自杀意念大学生自我评价高于高自杀意念组、积极应付方式多于高自杀意念大学生、消极应付方式少于低自杀意念大学生（ρ<0.001）;自杀意念与个人评价及应付方式各因子相关极其显著（ρ<0.001）;解决问题、自责2个变量进入高自杀意念回归方程（ρ<0.001）;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除求助）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比例在3.9%—10.5%;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除求助）与自杀意念关系中也存在调节效应，改变量△R2的显著性ρ<0.001。结论 自我评价、应付方式与自杀意念相关显著，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与自杀意念间起到部分中介和调节作用，提升大学生自我评价、有针对性进行抗压力挫折教育是降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自我评价;应付方式;自杀意念;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大学生

一、引言

自杀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公共医疗、卫生问题，在我国是15岁至34岁青、少年群体的第二位死亡原因[1]。自杀是指从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到自杀未遂或自杀成功的系列行为，从自杀意念到自杀成功，存在强度的增加与过渡。与自杀成功相比，自杀意念与自杀计划在人群中更为常见，并且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最敏感的预测因素[2]。已有研究发现，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是成功自杀的危险因素[3][4]，绝望、抑郁又是自杀意念常见的心理特征[5]。自杀是在易感风险因素（压力事件、人格问题）和中介因素（认知模式、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因此，识别早期易感因素以及相关的心理特征并进行干预对防范自杀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是预防大学生自杀的重要策略。

巢传宣等的研究表明，有自杀意念组学生积极应对方式少于无自杀意念组，消极应对方式多于无自杀意念组[6]。徐东等的研究发现自杀未遂者的积极应对方式（问题解决、求助）在自杀18个月后依然明显低于无自杀行为者，消极应对方式（退避、自责）明显高于无自杀行为者[7]。徐东等对医院收治的单次自杀与重复自杀者的应对方式比较后，发现重复自杀行为者的退避、自责、幻想得分高于单次自杀行为者，而解决问题、求助低于单次自杀行为者[8]。

李丽华等[9]通过调查发现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抑郁程度高，自尊水平低;田雪等[10]研究提出，自我效能感在死亡态度和自杀意念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可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死亡教育，提高自我效能感来降低自杀意念。

本研究认为，一方面自我评价水平过低是有自杀意念者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应对方式是否有效会增强或降低当事人的自我评价水平，直接或间接影响自杀意念。故本研究意图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自杀意念与自我评价水平、应对方式的关系，及自我评价水平与应对方式通过怎样的交互作用影响自杀意念。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广东某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数据2463份，剔除无效问卷及《自杀意念自评量表》中掩饰因子得分为≥4的问卷后，最终获得2187份数据，问卷有效率88.79%。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进行自杀意念的测量。该量表共26个条目，自评式，是否计分，得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量表包括绝望、乐观、睡眠、掩饰四个因子，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4个月重测信度0.86，Cronbachs α系数0.79，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0.824;以12分作为初步筛选自杀意念者的量表划界点[11]。

自我评价水平以《个人评价问卷》（PEI）作为测量工具，它可对学业表现、体育运动、外表、爱情关系、社会相互作用、同人们交谈、有可能影响自信判断的心境状态和总体自信水平八个维度进行评价，共计54个条目，以4级评分，总分范围54—216，分值越高表示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67-0.89，间隔一个月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是0.25-0.90，总量表分的重测相关在0.90以上[12]。

应付方式采用肖计划（1995）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包括退避、幻想、自责、求助、合理化和解决问题六个因子，各因子效度评估的因素负荷取值在0.35及以上，重测信度在0.62—0.72之间[13]。

采用“问卷星”网页版的形式向在校学生发送问卷链接，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11月。

（三）统计方法

获得数据后全部录入SPSS19.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T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在2187份数据中，男生1680人，女生507人;大一学生879人，大二636人，大三657人，大四15人。

（一）不同自杀意念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应付方式特点

取《自杀意念自评量表》中绝望、乐观和睡眠三因子总分为統计量，研究对象自杀意念整体均值与标准差为6.682±4.711。以12分为量表划界分，大于等于12分为高自杀意念组，共384人，均值与标准差为14.429±1.968;低于12分为低自杀意念组，共1803人，均值与标准差为5.031±3.253;个人评价及应付方式各统计量详见表1。个人评价八个因子及总分、应付方式六个因子在高、低自杀意念分组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及不同自杀意念组的差异检验见表1。统计结果显示，低自杀意念分组学生的个人评价八因子及总分均高于高自杀意念组（ρ<0.001），低自杀意念组对积极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的运用多于高自杀意念组（ρ<0.001），且对消极应付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的运用少于高自杀意念组（ρ<0.001）。

（二）自我评价、应付方式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对个人评价八因子及总分、应付方式六因子与自杀意念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相关分析结果可知，自杀意念与个人评价八因子及总分相关系数在0.094—0.307之间，显著性ρ<0.001;自杀意念与应付方式六因子相关系数在0.278—0.632之间，显著性ρ<0.001。另外，个人评价与应付方式之间也呈现了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详见表2）。

为考察自我评价和应对方式对自杀意念的影响，首先将个人评价八因子及总分、应付方式六因子作为自变量，自杀意念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C自责、C解决问题、C退避、C求助、P总分、C合理化、P体育、P社会、P外表9个自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ρ<0.001），回归系数见表5，最终得到回归方程为：

S自杀意念总=10.206+0.435*C自责-0.254*C解决问题+0.101*C退避-0.122*C求助-0.273*P总分+0.092*C合理化+0.083P*体育+0.078*P社会+0.050*P外表.

为考察哪些因素最终导致了高自杀意念，选取高自杀意念组384人，将个人评价八因子及总分、应付方式六因子作为自变量，自杀意念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C解决问题、C自责2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ρ<0.001），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最终得到回归方程为：

S自杀意念高=14.076-0.241*C解决问题+0.237*C自责.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个人评价和应付方式的多个因子对自杀意念均有影响;并且在高自杀意念组中，应付方式的影响尤其明显：既不能解决问题又自责的个体容易导致高自杀意念。

（三）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首先分析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对自杀意念影响的中介作用，将个人评价总分（P总分）和应付方式六个因子平均分、自杀意念总分中心化，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以应付方式六个因子为自变量，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共得到6（应付方式）*1（自我评价）*1（自杀意念）=6个组合，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4]，对每组的c、a、b、c值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由分析结果可知，求助与自我评价的组合中，第三个回归方程的c值影响未减弱，反而加强，不存在中介效应;其余五个组合中的c、a、b、c值均显著（ρ<0.001），显示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体现了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在3.9%—10.5%。

然后分析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对自杀意念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中，由于应付方式、个人评价、自杀意念均为连续数据，因此，我们采用层次回归方法来进行分析。同样将自我评价总分和应付方式六个因子平均分、自杀意念总分中心化，以应付方式六因子为自变量，以自杀意念总分为因变量，自我评价总分为调节变量，共得到6个组合，采用分层回归分析逐一检验自我评价作为调节变量的大小。具体运算过程包括三个阶段：首先利用应付方式六因子对自杀意念总分进行回归，考察应付方式对自杀意念的主效应;第二，自我评价进入回歸方程，考察其对自杀意念的主效应;第三，应付方式*自我评价交互作用进入回归方程，考察该效应大小，如果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检验结果见表5。由分析结果可知，六个组合中，个人评价对求助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对其余五个组合（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调节效应均显著，改变量△R?的显著性ρ<0.001。

四、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应付方式、自我评价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并分析了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与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首先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即高自杀意念组的自我评价在8个维度（学业、体育、外表、爱情、社会相互作用、与人交谈、心境、总体）和总分上比低自杀意念组的学生显著偏低;相关分析的结果也显示，自杀意念与个人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即个体的自我评价越低，自杀意念越高，这一结果与张小远[15]、李秋丽[16]的研究一致，前人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个体的自我评价过低对自杀意念的发生有显著影响。大部分自杀者出现自杀意念乃至实施自杀行为前均会感到自己“什么也做不好”“没人爱自己”“毫无用处”“没有一处优于他人”等等。“感到自己没有价值或过度内疚”也是抑郁症诊断的一个核心标准;自卑、无价值感、自我评价水平过低、自我效能感低所指的都是类似的心理感受。自我评价水平低、自卑的学生通常觉得自己“没有值得骄傲之处”“活着没有意义”，进而逐渐产生自杀意念乃至付诸自杀行动。

另一方面，高自杀意念组比低自杀意念组更多运用消极的应付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更少运用积极的应付方式（解决问题和求助），同时自杀意念与积极应付方式（解决问题和求助）负相关显著，与消极应付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正相关显著，这与王斐然[17]的研究结果一致，并且在高自杀意念组的回归分析中，解决问题与自责分别负向、正向预测自杀意念水平。这说明自责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解决问题是自杀意念的重要保护因素;大学生在遭遇挫折时不是积极解决问题、寻求他人帮助， 进而有效化解应激， 而是选择自责、逃避现实等消极的应对方式， 就容易使人沉浸在不良心境中;而积极应付方式能帮助个体在生活压力事件中有效处理问题，避免出现过度的消极情绪，重新达到内心的平衡，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成为自杀意念的保护因子。

本研究发现，自我评价在应付方式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被试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可以负向预测自杀意念，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应付方式越积极，自杀意念越低。在遇到生活压力事件时，被试的积极应对行为（解决问题、求助）能直接减轻自杀意念，并且解决问题的方式能让当事人提升对自己的评价，再次减轻自杀意念，高自我评价和解决问题应对方式的双重保护作用进行了叠加;而消极应对行为（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会增加自杀意念，并且通过自我评价的部分中介或调节效应作用于自杀意念。这一结果提示：当自我评价本身不高时，消极应对方式可能会让当事人自我“无价值”的感受进一步恶化，增加自杀意念，乃至实施自杀行为。

另外，求助作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当事人处理应激和压力是有帮助的，但求助行为可能无助于提升其自我评价或自我效能感，因此求助没有通过自我评价的中介或调节效应作用于自杀意念，并且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求助与自我评价负相关显著（ρ<0.01）。

由于本研究的方法为调查法，研究结论更偏向于对自我评价、应对方式、自杀意念三者现状及其关系的描述，下一步研究计划以实验法，对高自杀意念大学生进行干预对照研究，探究以认知行为技术（CBT）提升在校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调整其消极应对方式后，自杀意念是否有改变及改变程度。

五、建议

本研究结果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在于，第一，应当进一步将自我认知、自我悦纳，提升自我的价值感、效能感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具体化、可操作化，使大学生掌握提升自我评价的方法，帮助学生建立一个积极、稳定、发展的自我评价，可以预防自杀意念的发生。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中应当将压力应对教育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进行压力应对知识的学习，包括“什么是应对;什么情景需要应对;应对的策略”，帮助大学生们客观、正确地看待挫折和压力，从认知上了解、熟悉压力应对;然后通过心理教育帮助他们建立更为积极的应对方式，进行具体应对技能的练习，为学生创设各种压力情景，如学业压力、人际矛盾、情感纠纷等等，在行为层面有针对性地训练、提高大学生压力应对能力，以及有效的、利于自我保护的认知反馈。

参考文献：

[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年 十、居民病伤死亡原因[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0：273+275-327.

[2]徐慧兰，肖水源，冯姗姗，陈希希.中南大学大学生自杀意念及其危险因素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04）：19-22.

[3]Cooper J， Kapur N，Webb R，et al.Suicide after deliberate self-harm： a 4-year cohort study. Am J Psychiatry，2005，162：297-303.

[4]Hepp U， Wittmann L， Schnyder U，et al.Psych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after attempted suicide. ： an overview of treatment studies.Crisis，2004，25：108-117.

[5]Bridge S，Hanssens L，Santhanam R. Dealing with suicidal thoughts in school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rected at secondary schools. Australas Psychiatry，2007，15：S58-S62.

[6]巢傳宣，刘建平，曾晓青，毛荆利，周末.有无自杀意念大学生应对方式比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02）：102.

[7]徐东，张学立，李献云，费立鹏，曹孔敬，张艳萍，杨甫德，许永臣.自杀未遂者出院18个月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0，36（03）：157-160.

[8]徐东，李献云，张学立，王绍礼，童永胜，杨甫德，曹孔敬，许永臣.重复与单次自杀行为者的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02）：111-115.

[9]李丽华，王小平.大学生自杀意念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01）：71.

[10]田雪，吕世欣，徐耀辉等.医学生死亡态度与自杀意念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06）：932.

[11]夏朝云，王东波，吴素琴，叶剑辉.自杀意念自评量表的初步制定[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2（02）：100-102.

[12]汪向东，姜长青，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13]肖计划，许秀峰.“应付方式问卷”效度与信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04）：164-168.

[14]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05）：614-620.

[15]张小远，俞守义，赵久波.医学生自杀意念与人格特征、内外控和自尊水平的关系研究[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7（08）：747-749.

[16]李秋丽，王灵灵，戴秀英，余学，哈丽娜，刘苗苗，许娟.宁夏大学生自杀意念与人格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35（04）：553-555.

[17]王斐然，高树刚，叶红，周紫哲，高艳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与自杀意念的关系[J].医学研究与教育，2013，30（03）：59-65.

作者简介：王煜，广东理工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研室主任;董丹婷，广东理工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助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广东省高校思政课题德育项目“调整应对方式及自我评价水平对大学生自杀倾向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9GXSZ1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