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书》是黄花岗革命烈士林觉民在临终前托付给妻子的信。《与妻书》的浪漫并非是单纯男女间的情爱之美，更重要的是林觉民将夫妻间的爱情揉入到家国理想的大爱之中。林觉民作为坚定的反帝制斗士，他能够清晰感受到革命牺牲给唤醒国民意志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革命起义前，林觉民曾说：“此举若败，死者必多，定能感动同胞。”可知，林觉民是抱着知死而死的信仰去起义的。在信中，林觉民主要以表白对妻子的爱为主线，着重刻画两人美满的婚姻爱情生活，并将爱情的归宿与社会发展相联系，最终揭示了自身离去与相爱的必然结果。

一、人性：情感的至纯与浪漫

情感是《与妻书》的内涵所在，信中，林觉民虽提写“死”字极多，但是哀叹自身的际遇极少，更多的是对妻子情感的设身处地着想。

文章开头便写，“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点明了写作的原因是因为作者担心妻子不明白自己选择革命牺牲的初心，害怕其误解作者是薄情寡义，不负责任，因而起笔写信。紧接下段，林觉民直接抒发自身对妻子的情感，“吾至爱汝！”进而说明了自己的牺牲实质上是爱的表现，并穷举了诸多理据，将其对妻子的爱上升到民族大爱的层面，“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解释了自身需“勇于就死”的理由。第三段开头，“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将自身与妻子言“死”的场景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这又刚好对应了作者作信时的际遇，从回忆中穿插现实，说明先妻子而死遗留妻子独自承受丧亲的痛苦并非林觉民的本愿。

遗书作为生命走到最后的文字遗留，其情感内容多在于生活情境之中，以实现自身的夙愿或表白的本真意义。从《与妻书》中，林觉民于书中多穿插了与妻子所做的细微生活琐事。而追忆越是清晰，则痛苦更加深刻，曾经的相敬如宾到天人相隔的随风飘逝，内心的孤独悲怆难以消除。与寻常人的生离死别不同，林觉民是自愿赴死的，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无疑加深了其对妻子的愧疚之感，因此他在信中多次强调自己需“死”的缘由，及自身并不“愿死”的思想，以此消解自身的沉重负罪以寻求妻子的释怀。将死之人依旧还在顾虑自己死去后妻子的感受，其感情可谓真挚。

第四段开头，“吾真不能忘汝也！”在此段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生命眷恋及对妻子的深厚情谊，“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並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诗意的回忆之下是现实两人即将生死离别的困境，体现了一种悲痛的感伤情绪。而后又写自己几次“逃家归回”的场景，与妻子临别的期告，更加深了此次离别竟是终别的哀伤之意，情绪忧郁感怀。这种生存困境压迫下的感伤情绪同时又与末段相衔接，“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但又由于国仇家恨的济世情怀与及不愿看到“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的悲剧画面，因此林觉民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而其回忆感伤的思绪中依旧伴随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与纯真爱情的英雄浪漫主义。

二、死亡：生命的苦难与埋葬

林觉民这个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革命斗士，在面对黑暗的政治压制时，选择了奋起反抗的原因，在于林觉民以国家兴盛为己任的家国观念。在林觉民心中一直秉持着一股“温情”，这股“温情”便是中国社会群体间共同存在的情感。持“温情”者并不会像鲁迅口伐笔诛的冷漠看客，也不是吃着“人血”馒头的愚昧之士。在《与妻书》中，林觉民所言：“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情就死不顾汝也。”以此可知，民族苦难是埋葬林觉民性命的根本源头。林觉民的爱是大公无私的爱，当世人皆万般痛苦之时，他选择了牺牲自己个人的幸福，来追求大众的幸福，并主动跳进“不愿离而离者”的怪圈之中。

在《与妻书》中，林觉民利用了排比句，强烈表达了“非死不可”的革命情感，“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共排列使用了八个“死”字，而这八个“死”又正好对应人民生存的残酷现实，包涵天灾、贼祸、贪官、侵略等社会诸多镜像，说明所处环境下生命的廉价至极，死亡是社会常态，并以此引出“吾眼睁睁看汝死”或“汝眼睁睁看我死”的矛盾，进而阐释其投身革命的必然性，严明了“为小家而保大家”的核心论点，将爱情与爱国情怀进行了杂糅使得全文悲痛之情上升到了顶峰。

在林觉民看来，即便是选择了与妻子厮守，也不过是提心吊胆的苟活，因此他要打破这种死亡困境，以换取生命的自由，以自身生命的“离去”来保存小家的幸福。同时也从背面表明了林觉民自身对妻子的爱恋、责任是构成其对国家大爱的重要成分。因为对爱人的“不忍”，所以林觉民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率性就死”，愿意放弃暂时的温存，转而投身革命事业之中换取国家和平，以追求更长久的厮守。

此外，在书信中林觉民所书写的“死亡”给人一种“若即若离”之感，让人分不清是在叙述对妻子的爱恋，抑或是对国家大爱的情感告白，但作为一个将死之人的心灵独白，思绪千丝万缕尚可理解。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爱情还是革命，他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这也正是《与妻书》中的生命意识及大爱的所在。

三、生命：灵魂的圣洁与延续

“天命说”是儒家学派为巩固皇权所提出的一种思想主义，信天人、遵天言以祛病避灾，而在当时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人民将社会的困苦寄托于封建迷信之上本便是寻死之道。否定灵魂不死说，主张神灭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早期主流的思想论调，作为先进知识分子林觉民自然也是深受影响。但在《与妻书》中，林觉民却是写了“灵魂”的存在，“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此处的“鬼”不能单纯将其理解为生命的另类延续亦或是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更适宜将其看成是区分“生”“死”界限的名词象征。那么，对于林觉民而言，死亡对其所爱的人、所尊崇的革命事业有什么意义？其“灵魂”的安放应该在何处？

对林觉民而言，否定人死后的生命（靈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意志或精神的消逝，反而其会以一种隐性的精神层面的影响，依托社会关系或伦理关系得以保存，即信仰永存。在《与妻书》中，林觉民多次阐明了自身“不得不死”的原因，“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因为深爱妻子所以“勇于就死也”，从中可知林觉民对死亡抑或是革命牺牲的观点是一种纯粹为爱牺牲的角度，这是不掺杂物质的信仰。而在书信末尾，也有提及信仰的延续之意“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说明林觉民虽明察革命失败的后果，但精神思想如屈原般伴随着“以死明志”的英雄主义，并且希望后辈能够学习自身的精神品质，遵从他的信仰，使其类他。

对于林觉民而言，死亡是圣洁的，是生命的另类延续，是警醒国人的钟声。正是这样的死亡意识，才让其最终走向革命牺牲的道路。读林觉民的《与妻书》虽笔下多有谈及死亡，文字间包涵对人世间、爱人的情感与眷恋，但唯独没有让人感受一个将死之人的彷徨害怕，反而更多的是一桩心愿或梦想即将完成的成就感，给人一种哀而不伤之感。而从遗书的角度而言，为生者带来希望也是其主要的职责之一，因而读《与妻书》其间更难能可贵的是给人带来一种纯粹、真实而又充满生意的信仰教化。

《与妻书》实质上是以悲情美见长的，这是“遗书”最重要的审美特征，面对自身生命的消逝，林觉民需要忍受更多的精神历练及情感磨难，对生死相别的悲伤在信中化作种种思念，成为令人追忆的审美感情。而《与妻书》中不仅诉诸了个体的哀情，还传达自我信仰及纯粹的个人情感，其中作者敢于牺牲自身福利而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与赞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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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一飞.古代书信体 散文特点论析——以《陈情表》《狱中上母书》和《与妻书》为例[J].当代修辞学，1995（2）：30-31.

[3]朱华，牛夏.《与妻书》中林觉民的“伟丈夫”和“小男人”双面形象管窥[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66-68.

刘红梅，辽宁省沈阳市第五十六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