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历朝历届文人出世入世的重要思想内涵，一个刚健有为，一个顺应因果;一个锐意进取，一个潜隐退守，其通达又互补的的特质影响着一代代因被贬黜失意但又在生活中寻找意义的文人，如“外儒内道”的苏轼，以及颇受法家影响“外儒内法”的王安石等。但是在唐代，佛禅文化的兴起，必然有其自身特定的起因及作用。在佛禅文化的席卷社会，文化盛行之下的文人也必然受到佛禅文化的影响，在自己诗歌有直接的表述或潜在的表达，无外乎于佛禅文化影响的深与浅。因此，唐代诗人的诗歌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佛禅文化的影子，只是诗人本身是否有所察觉而已。而在表达诗人诗歌“禅意”之时，不得不提及唐代的山水诗人，不仅因为有“佛禅”思想代表的王维在山水诗中经典的创作，也因“佛禅”思想与山与水关系的源远流长。无论是山水画还是山水诗，其中所映射出“佛禅”的“虚空”“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反应出山水诗在表达“佛禅”思想上的紧密性及相关性。

一、唐代山水诗歌“禅意”的理解与诠释

（一）唐代诗歌的佛理禅韵

唐代诗歌佛理禅韵中所表达的内容、方式及途径是多样化的，从禅理的各个方面而言，无论是禅宗万法唯心的世界观。例如唐代高僧永嘉玄觉禅师悟道后的心得精华《证道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缘起性空的基本思想，例如《心经》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大皆空”;渐修顿悟的修行方法，如神秀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超越万物的个人追求以及悲智双运的济世精神，例如庞蕴《杂诗》：“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这些无时无刻不浸润着唐代文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提高了唐代人文诗歌的思想高度，也加强了其自身的思辨程度。

而对唐代诗歌“禅意”的理解，不仅可以从诗歌内容中进行获取，从佛禅譬喻，从佛禅的悟道境界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深层挖掘与参透。首先，唐代诗歌本身由于社会背景以及文化风气的影响，其诗歌本身为了能够跟随大众的脚步，其本身的内容都需要或多或少体现出佛禅的思想及理念，而基于佛禅理念的抽象性，将其具象化的表达，成为唐代文人作诗的第一要务。其次，作诗本身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功底、创造性及创新性，为了能够让诗歌具象化所造就的意境更加地鲜明生动且赋予韵味，大多文人会以佛禅譬喻的形式对诗歌进行重新修饰，从而让诗歌架上翅膀，以光鲜亮丽的形象示人以传播自身的内容及思想主旨。但是对于诗歌而言，无论是意象也好，意境也罢，最重要的仍然是通过佛禅譬喻的形式对诗歌内容的思想进行传达，以“高山流水之曲”遇知音。因此，唐代诗歌的“禅意”，无论从其内容的深度、广度还是其譬喻的形式技法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其中的思想主旨，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于佛禅悟道的理解及所到达的思想境界。

（二）山水詩代表王维诗歌的“禅意”

唐代山水诗人代表王维，其诗歌中所表达出的“禅意”，不仅显性，而且与佛禅思想的紧密性与相关性较高。可想而知，佛禅思想对于唐代诗人王维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从而使王维有“诗佛”之称，而王维在诗歌中所表达出的佛禅思想，也说明了王维佛性的敏感。而王维诗歌中“禅意”的表达，主要体现在对佛禅的直接表达，以及“以禅趣入诗”的间接表达中。

王维受母亲佛教信徒的影响，王维亦精通禅理，而在自身诗歌的禅理表达中，与其他诗人借景抒情、借古讽今、托物言志的手法不同，王维擅长借助事情来阐述自身对于佛禅的理解。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有部分学者认为王维通过诗歌进行佛教禅理的纯粹性表达是对唐代佛禅的宣扬，是一种说教式论述，李梦阳也曾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

但是从大环境出发来进行分析，完全可以理解王维的做法，是基于唐代背景下对当时国家文化的一种顺应，是一种类似于“智者”的表达。同时从王维在此方面诗歌的占比来看，王维并没有花费大占比下的诗歌去阐释对于佛禅的理解，而是转向“以禅趣入诗”的创作中，为后世留下了一批批宝贵的文化财富。如王维的《鸟鸣涧》《鹿柴》《过香积寺》《终南别业》中空灵蕴藉的禅意表达，在一定程度上都反应出王维将佛禅文化与诗歌文化进行深度融合的独特境界，如此不仅是王维为自身树立起新的诗风典型奠定基础，也是王维诗歌为后世进行深度研究的重要原因。

（三）唐代其他山水诗人诗歌中隐藏的“禅意”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作为唐代山水诗人中最具有佛性的代表性诗人，其存在是显性的，是外露的，是张扬的，其对于佛禅的宣扬及后世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但是不代表其他诗人不具有对佛禅的思考与理解，由于其思考角度的不同等，唐代山水诗人中对佛禅的理解与表达，可能隐秘而又隐晦。

唐代韦应物作为山水田园派诗人，其诗风独特，澄澹精致，诗歌内容丰富，影响深远，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称王孟韦柳。在唐代山水诗的搜罗中发现《滁州西涧》一诗，其意境深远，表达出诗人韦应物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思想感情，此文所流露出的道家思想占得上风，但是细品，发现其中仍然蕴含了浓厚的佛家思想。

二、韦应物山水诗歌《滁州西涧》中的“禅意”

（一） “独”与“深”——戒除尘世的繁杂

《滁州西涧》前两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此处“独”可以理解为“特别”或者“独自”的意思，基于两种不同的释义，其所表达出的意思也不尽相同，“尤其喜欢西涧边的芳草”或“我独自一人看到西涧边的芳草产生了喜爱之情”，两种不同的解释所透露出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西涧边的芳草在作者韦应物心中的地位。后者不仅表达出作者韦应物对芳草的喜爱，同时说明了作者是独自一人，而后者“独”之下两种意思的加成，不仅说明作者想独自一人离开尘世喧嚣，戒除凡尘芜杂，取得内心平静的一种“戒”的思想境界，同时以西涧边的芳草自比，来说明自身内心如流水般的清澈见底，两袖清风般的廉洁自若。一语双关，不管是基于何种解释，都是佛禅中“戒”的体现，是一种对自身“节律”的遵守。

除此之外，作者韦应物独自一人站在西涧边看着芳草，“上有黄鹂深树鸣”，听到了树林深处黄鹂的鸣叫，此处以动制静，以声衬静。作者韦应物已然离开了市井，来到了一处“桃花源”，其意境给予人的是一种幽静及清新自然之感。不管作者韦应物是基于现实出任滁州刺史偶遇当下之景，还是出于对脱离尘世喧嚣的一种意图，在当下，作者韦应物看到的悠悠芳草，听到的潺潺涧水，黄鹂鸣叫，而黄鹂鸣叫的空灵以及意境带来的空灵之感是让其喜爱并有所追求的，是佛禅思想下的四大皆空，是一种对佛禅的隐性表现。因此《滁州西涧》前两句所表达出的意境一定程度上挖掘出韦应物受佛禅文化影响下所表达出的“禅意”。

（二）“无”与“自”——身处官野的心定

“春潮帶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与前两句意境的幽静有没不同的是，此处画风忽转，写出了一种风云变化、昏天暗地之感，没有阳光且下着雨，春潮暗波汹涌，水流湍急，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渡口处一只无人的小船却能够独自横向江心，似有一种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能力。

纵观古时的官场，韦应物纵横驰骋多少年，也难逃不在其位，不得其位，不能谋其政的下场。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众多历朝历代文人一直以之为己任，但是有几人能够做到在被罢黜官场之后做到“敌不动我不动”的境界。

范仲淹《岳阳楼记》曾经给出了答案，写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的节操，但是同时也写出了“噫！微斯人，吾谁与归”的孤独与落寞，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孤独落寞之感如“野渡无人舟自横”中“无”与“自”的表达，即便如此，作者韦应物在暗潮汹涌的时局背景之下仍然能够做到独自横在其中，不受流水流动的影响，不随波逐流。为韦应物内心坚定，这种定力，是一种对不受外界影响下内心的强大，英雄都是孤独的。因此，这样的一种“定”的表达自然也正中了对佛教禅理“戒定慧”中“定”的诠释，作用的相互，佛禅文化思想对韦应物的影响即便不那么深刻，也在无形中渗透到韦应物的思想之中。

（三）“收”与“放”——外儒内佛的智慧

一个人最佳的境界便是能够将某种思想演绎到极致，而中国的极致不是一种极端，而是一种中庸的境界——收放自如。《滁州西涧》前两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表达了作者韦应物对脱离凡尘俗世，远离尘世喧嚣的渴望，而后两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表述，但是却似乎又回到了与官场的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样一种隐晦的表达方式，确实让韦应物做到了一种对自身思想及理想表达的收放自如，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同时在基于前两句的“戒”与后两句的“定”之下，作者韦应物也做到了基于“戒与定”之后的“慧”，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是与贪嗔痴的相对，是对佛教禅理的最佳诠释，也是基于自身对官场追求之外的一种佛性的表达，是“外儒内佛”的思想。

而无论是基于唐朝背景下，还是其他的历朝历代，儒家“入仕”思想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刻的，文人的理想永远都离不开朝堂之上，韦应物也不例外。是永远的永远，文人也离不开被贬黜的危险，正是这样的一种经历，文人的精神与内心被深深伤害，伤口总需要痊愈，可是什么才是治疗文人这种经历的良药呢？苏轼三度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与家人兄弟朋友的两地相隔，写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写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所表达出的“外儒内道”思想是其为自身量身定做的良药，同理，韦应物基于不在其位，不得其用，不能谋其政也作出了自身的一番努力。《滁州西涧》就是其中一个举证，其中“外儒内佛”的思想智慧值得后世品鉴与学习。

三、对《滁州西涧》的探索与发现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诠释的是时代背景下年轻革命者作为国家中流砥柱的意义与作用，是一种生动且形象的描写，是年轻革命弄潮儿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阻挡住疾驰而来的船只。

韦应物《滁州西涧》最后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时代背景下同样暗潮汹涌，对于韦应物而言，面对这一切，他只能做到清者自清，不随波逐流。但是与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相比，则弱化了韦应物的人物形象，在我国年轻革命者的一番革命的激情与斗志下显得韦应物缺乏独当一面的勇气与责任，缺乏与黑暗朝廷进行抗衡的勇气，而韦应物作为一个官员如此，其他官员还会好到哪里去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也自然验证了唐代几度盛衰之下的历史必然，也说明了历朝历代不断更迭的部分原因，这不仅是制度的影响，也有人的影响。

而韦应物就历史朝代下的黑暗，只能做到自身的廉洁与清白，却并没有将之作为一个可以进行宣传并推广的手段，来暗示其他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反抗朝廷的黑暗统治，也正是这些文人因唐时代背景下佛禅思想的盛行，才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无法脱离佛禅思想熏陶下的唐代韦应物等诗人，在面对唐代极盛极衰的历史浪潮中，几度朝堂，几度被贬，面对沉浮的人生，始终需要一个值得自己心灵的栖息之地，而佛禅思想的风靡，“修心”的盛行，恰恰填补了诗人面对人生低谷时内心的空白，他们找到了“借口”让自己可以暂且放逐自我、任性自如、宠物不惊地去追求自己宁静、澹泊的人生境界，其实与苏轼等人“外儒内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韦应物等诗人也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思想放逐，将内心放逐，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苟延残喘。

可是，时代的浪潮之下，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相反正是因为毛泽东如此一个思想及精神同样伟大的人物的出现，历史发展之下才是如今的局面，一个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下的秩序社会，一个让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家园，一个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以毛泽东为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过百年的发展历程焕然一新，但是我们并没有抛弃历史，秉承着敬畏历史的态度，中华民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行动感受历史的痕迹，以奇迹见证未来，同样共产党领导也以如今如诗如画的祖国山水阐述着对党和国家的“禅理”主题的理解，那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佛禅理解下的诗歌，是一种禅诗的体现，也是一种跨界的选择。禅诗赋予了诗歌以丰富的意象与意境，同时也体现出本身禅学的韵味及情调。回归到唐代诗歌本身，从不同的角度对韦应物《滁州西涧》中所蕴含禅理的诠释，从而可获得对蕴藏的佛禅的理解，对诗歌的理解与鉴赏，我们也要做创新，以提高对诗歌的鉴赏水平。

曹艳，云南省昆明师专附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