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豪

白马寺

白马寺，泰国寺庙的镀金马

布满佛像的石窟

公元808年正月的一天，一个叫作李翱的唐朝官员，为躲避当时的政治斗争，在当时东都旌善坊的渡口把妻子送上了漕渠的船。6天之后，他自己上了好友韩愈等人的送别船，并于次日抵达西北郊的汉魏故城，在那里和诗人孟郊会合，上景云山题名记别。

“广州万里行，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韩愈的告别诗，透露了此行目的地，以及对好友前途未卜（包括仕途）的担忧。元和三年，虽然连接洛阳与杭州的隋唐大运河早已凿通，路上依然变数颇多，李妻甚至在途中诞下一子。待到泊船广州，已是7月炎炎夏日。

1214年后的10月，乘坐陇海线上的高铁，我从长安西大街“流亡”到洛阳。因为大明宫等地出现新疫情，我在长安城被弹了窗，无法回京，只好就近在洛阳躲疫。

我入住的旅店，也在洛水南岸。入住当晚，我去北边两个路口的一家医院做核酸，才发现自己就住在隋唐古城遗址公园边上。公园里有个大同坊，查隋唐舆图，可知它就在旌善坊的南面，中间隔着三个坊的距离。

如果说山川景致是与历史联结的最有效景观，那么在面目全非的水泥森林里，不太容易变化的地名以及地下考古文物，就是我们寻找蛛丝马迹的有力工具。

和李翱送妻的漕渠相连的含嘉仓遗址，就在陇海线上，那里是运河一线迄今挖掘出的最大粮仓。隋炀帝以来，长安的皇族百官就有躲灾年“就食洛阳”的传统。从地图上看，从西往东，陇海铁路依次串起了今天洛阳城的东周王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包括含嘉仓160号）、天主堂、白马寺和汉魏故城遗址，再往西还有杜甫墓和偃师商城等遗址。

洛邑古城

落雨的洛阳城，会让人想起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他笔下的那个隋末洛阳城，有一下起雨来遍是泥的河流，大街上一堆堆烂泥好像鳄鱼的脊背，又深到“足以陷到你的膝盖”。当时人们上街都会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一对儿带着歪杈的树棍，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也有taxi可叫—那些来自非洲、中亚的皮肤黝黑的昆仑奴—现在在博物馆里能看到他们的土偶，你骑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驮着，就像清代老照片里驮着妓女上街的龟奴。

无声的午夜，隋唐故城遗址边缘的大街没有泥流，空空荡荡。突然间，前面有人影晃动，可以辨认出是一个大概四五十人的队伍，有老人小孩，更多是年轻人。陆续有人从四面八方夜奔过来，但都默不作声加入队伍，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前走。每个人的脸都被眼前一个明晃晃的东西照亮，直到他们走到一个白色的屋子面前。除了两只胳膊伸出圆形的窗口，里面的人把自己和这群人完全隔开。她们穿着一身白色的“太空服”，重复着一个已经做过千万遍的动作。当我离开时，我回望了一眼白房子。夜幕中它那么刺眼，好像随时会腾空飞走。

中原一带的土厚并非空穴来风，泥流来自（黄）河水冲击，鳄鱼的脊背来自风化和日晒，它和这一带特别的黄土构成息息相关。这种现象被清末在中国旅行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发现，进而发展出著名的黄土理论。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言“洛阳水土深厚，葬者四五丈而不及泉，轱辘汲绠有长十丈者”。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要迁都洛阳，派员前往调查勘测，民国作家倪锡英提及当时农民之田有“井田”和“非井田”之分。所谓井田，就是田边有自己打的井，用来灌溉。相比非井田，一年可种棉花麦子两熟。但因为洛阳土深，打井价格不菲，很多农民只能靠天吃饭，一年一熟。

香山居士白居易的墓园一角

龙门石窟，佛像和古装女孩

洛水以南的这片区域，如今是洛阳发展最好的新区，市政府紧挨着遗址公園，大片的绿化带、体育场和新博物馆拔地而起，距离高铁龙门站也就十分钟车程。这些景象，在民国的时候，是倪锡英用来描述那时候的西宫区的，对，那时候还叫着老名字。西宫最早是隋朝皇城的一部分，后来在唐玄宗时期建了一个上阳宫皇家园林。在民国吴佩孚时期，这一带是政府办公和雇员居住、生活所在。

如今的西工区，周王城广场、西工小街那一片，还能窥见当年遗留下来的些许繁华模样。这里高楼林立，店铺琳琅。著名的小吃锅贴店，永远有顾客在巷口排着长队，招牌上称其历史可回溯到南宋时期的江浙，在南方改良融合后回到中原。牌坊门口的步行街夜市，虽然比不上十字街热闹，但也能撑起一片天地。周王城广场上，有男人围着周成王营建洛邑的群像扭秧歌，几步开外，有最早以文字记录中国的“宅兹中国”何尊塑像。

可只要往洛阳火车站方向移步三四公里，一片灰暗不振的社区会进入你的视线，街上成排未开启的路灯下，一丛丛荒凉的公寓楼。夜幕下照不出人影的街头，意味着一个曾经的城市中心正被迅速边缘化。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葛兆光先生，说过一个“洛阳无影”的故事。大意是南朝之前传统中国人的认知里，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也是大地的中心，在洛阳这个地方立一个竹竿，太阳在正当午的时候照下来，这根竹竿是没有影子的。可是在佛教徒看来这话是错的，因为他们说在洛阳只有夏至那一天，太阳当午的时候才落下无影。可是在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很南方的地方，太阳正当午从正当中照下来，竹竿没有影子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在北回归线上的洛阳。这场争论持续了百年，最后儒生们就不再和佛教徒争了。

可以想见佛教刚进入中国时，给当时的儒道社会带来的冲击。当时的洛阳、长安，是接受、吸收、传播外来文化的地理要冲。东汉明帝时期，为安顿从天竺迎回的《佛说四十二章经》及两位天竺高僧，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白马驮经，龟奴驮人。魏晋时期的洛阳，也经历了佛教发展的“最高峰”—永宁寺，以及它的迅速倾圮。

白马寺天王殿，一个导游正在给一对夫妇讲解天王殿后面韦陀像手里金刚伏魔杖的两种持法的区别。文物热既催生出国内一批求知若渴的古建文物爱好者，同时也让一批知识驱动型的导游脱颖而出。你很容易把他们和那些字正腔圆、拖着播音腔，以不靠谱的传说和随地煽动民族情绪博得掌声的景区导游区分开来。

永宁寺遗址出土的人脸泥塑

唐代骑马女乐俑

过去传统景观下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已成奢望，但这座佛教祖庭名刹，应该是我所见过的交通最为“便利”的寺庙，前后左右都被水泥路面包围着，辅以无数装修粗暴单一的香火店铺，视觉和空间上的安排，都没给人喘气的空间。

解放初期，作家曹聚仁曾慕名前往探访白马寺，结果大呼上当，说既没有经函更没有看到放光的神迹，还不如老家的灵隐寺或雪窦寺，心有戚戚焉。可如果没记错，那时的白马寺，至少还有两千多年前的贝叶经，以及寺藏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白马寺里大雄宝殿门口，栽种着国庆期间才会开放的牡丹。花期很短，它耷拉着，显然看出来我是不守时之人。牡丹的花期已经被调整到以日计算，以迎合旅客的需求。

应该还有葡萄沙果。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里说，“浮屠前，柰林蒲萄……枝叶繁茂，子实甚大。”张骞从西域归来，把沙果和葡萄也带回了白马寺。不过我被另一种子实甚大的东西砸了个正着，那是靠近摄摩腾圆塚墓和钟楼的七叶菩提树上掉下来的菩提果。

边上即永宁寺塔遗址。这个被充分挖掘的遗址留给后人一个数学题，当一个正方形塔基周长为38.3米时，该木构塔的塔身是多高？学者们的答案是132米，而非《洛阳伽蓝记》里的273米（100丈）。若是后者，现在洛阳的第一高建筑—明珠电视塔也不过尔尔。哪怕是前者，现在也能跻身洛阳前十大高楼之列。

洛河与龙门山

建筑学者唐克扬曾如此评价永宁寺：古今中外，建筑中的大或超大多半和帝国、垄断、集权制度这些词语相关联，很少例外。中国式的超大都市，不仅规模惊人，而且秩序井然，心机深蕴。自诩为转轮圣王的灵太后登上永宁寺塔，发现“视宫中如掌内”，永宁寺在景观上的统摄与监控，是佛教对皇权的绝对僭越。

永宁寺建成15年后被雷电击中烧毁，杨衒之形容“火经三月不灭”。查史书古籍，阿房宫大火也是三月不灭，似乎是自古文人对改朝换代之大火的标准描绘。

从汉魏故城遗址前往龙门石窟看卢舍那大佛时，我让司机路过隋唐遗址，那上面有新建的天堂、辟雍和应天门。不知道是不是受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影响，当车行经这片皇城地段时，我的确略微感受到了地面的起伏。宿白先生在比较了长安、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之后，发现长安放弃太极宫建大明宫、洛阳东都建皇宫城，都是负隅高地而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所谓“北据高岗，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

盧舍那大佛

武媚娘或许早就知道，“宫”在仓颉造字时的最初写法，其实是洞窟的象形。相比灰飞烟灭的木楼，她用脂粉钱支持修建的佛教瑰宝—17米高的卢舍那大佛，却在历史的尘烟中独善其身。沿洛河边上的台阶拾级而登，你能感受到古代工匠对高山仰止的理解—在艰难地抬升肉身的过程中，有大佛在注视着你。如果不是选择低头行进，你的目光总会和他低垂的目光相遇。在那一刻，我似乎也理解了，无论是天竺风格还是犍陀罗风格的石窟塑像，之前都没有镶嵌眼珠，后来中国工匠在本地化的过程中还是把它安了上去。顾恺之说得好，“传神写照，正在阿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