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醒龙的《天行者》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为乡村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民办教师为转正而经历的曲折辛酸的历程，作品的宏大视野表现的是政治形态话语，主体部分是以支撑近半个世纪中国山区基础教育的民办教师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话语，生活状态和艺术场景层面体现的却是民间生态话语。作者将乡村文化传统转化为知识分子之间充满人情味的现实形态，又在政治话语中贯穿着各种民间文化元素。这种三重话语共存，多元文化并置的审美效果，隐含着三种文化呈融合发展的态势。本文将从庙堂、广场、民间三重话语形态的建构切入，分析其体系的构建策略，并以此为背景探索大山深处乡村教师们人性的充分张扬。

关键词：《天行者》;三重话语;多元文化;人性张扬

刘醒龙1984年开始正式发表文学作品，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双冠王”，其创作在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于刘醒龙的研究以单篇小说评论为主，主要集中于对其小说中乡土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肯定、对强烈反思意识的肯定、对缺少主体性和文化批判力度的批判、对其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对美学及历史叙事策略分析等方面，即着眼于作品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艺术分析、价值判断等，整体性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全面、系统地探索。长篇小说《天行者》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展现了一群默默苦行的乡村民办教师为乡村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艰辛历程。目前学界对《天行者》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与《凤凰琴》的对比分析、民办教师的人物形象、批判精神、艺术特质等方面。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庙堂与民间是一个道统两个世界，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持，但到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文化从庙堂游离开去，借助西方文化价值取向自立门户，即存于庙堂与民间之间的广场。”[14]58这三大领域包含的文化内容随着文化格局的分化和组合而不断变动。五十年代以来，政治话语形态对知识分子和民间话语进行渗透改造，以致民间文化形态只能以隐形结构出现在知识分子和公开的主流话语里。八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变，民间话语逐渐作为一种自觉形态走进文学史，带来了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天行者》是一部融合了政治、知识分子、民间三方面话语形态的范例，作品各方面意蕴有机结合的基础是什么？意义建构的路径和逻辑是什么？本文拟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来探讨，从三重话语的建构策略及其文化形态融合的视角切入，分析在《义务教育法》施行的背景下，作者如何通过构建多元话语体系，探索大别山深处默默坚守、矢志奉献的乡村民办教师们人性的充分张扬，以此获得理解其审美建构中多元话语形态并存及其得以融合的新思路，进一步丰富学界对于刘醒龙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

一、三重话语建构及其审美意味

无疑，《天行者》的理性意图是表现义务教育背景下乡村民办教师为乡村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卓绝的转正历程，作者紧抓民办教师“转正”这一核心矛盾建构作品框架，并将人物角色设计为乡村基层干部、“土生土长”的民办教师、外来知识分子、支教生等几大群体。这表明，作品的价值关注点确实属于宏大视野，或称为政治话语形态的范畴，但细细品读会发觉，作品的理性关注点与行文艺术表现重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首先，《天行者》的宏观历史事件和围绕其展开的日常具体场景之间，出现了价值导向和审美重心的错位。

作品多次提及《義务教育法》精神，国家出台该强制性法律，意在保护因家境贫寒、重男轻女等各种原因难以接受教育的儿童和少年的权利，万站长将全县贯彻《义务教育法》工作检查的通知交给张英才之后，按照常规的审美逻辑最可能贴合文件落实来着笔，但作者却着眼于张英才接过通知后的闲暇时间里忍不住读起姚燕的信，“信纸上有股女孩特有的香味，他贴在鼻子上一闻就是好久”[1]45，随后又描写了张英才和邓有米的闲聊以及孙四海吹笛子将快乐吹成忧伤。在众人开会、余校长安排应对检查工作任务之后，张英才苦思冥想的却是如何使姚燕信中的话锦上添花。不难发现，在《天行者》中，针对宏观政治事件中的“闲笔”比比皆是。继国家下发红头文件欲将全国的民办教师均转为公办教师后，民办教师问题也已受到领导高度重视，因而有关部门也在出台系列相关政策。余校长得知该消息后感到心结很快要彻底解开，作者随后将笔墨重点花在余校长和万站长“把酒话家常”，还将万站长和妻子的肌肤相亲叙述得柔软细腻，关注的是乡村社会的“私事”。在描述日常升国旗、为明爱芬降半旗等政治事件中，也存在诸多闲笔，如十二岁的孩子父亲在外挖煤出事故离世，他不得不回家挑大梁，收拾书包时甚至记得归还借来的橡皮擦，还说每天早晨都会在家望着学校的红旗唱国歌。这些正是大背景、大事件之下，艺术重心偏向知识分子和民间日常生活的具体表现。

其次，乡村政治和乡村民办教师的博弈，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呈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乡村学校和乡村政治紧密相连，学校与村长、乡教育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行者》以理性的笔触刻画了中国乡村中两类特殊群体——民办教师和乡村干部，但又并非简单书写其中一方的命运，而是勾连起双方，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将双方的博弈贯穿始终。

乡教育站万站长此前在界岭担任过民办教师，因而也就具备了双重身份，这使得他足够知悉民办教师转正的“心情之癌”，在这场暗中博弈中游刃有余。万站长在界岭先后输入了张英才和蓝飞两位“亲属”，前者的转正有其天时地利人和，后者的转正则是一场精心算计。在蓝飞私自使用学校公章，递交自己的转正表格事成定局的情况下，万站长“雷霆震怒”的激烈反应只是为了安抚人心，不得不说，万站长权术过人，姿态上总是尽心尽力为余校长等人着想，实际上并未有实质贡献。村长余实和余校长等人的博弈则是公开对抗的，以余实为代表的村干部凭借多年积累成为“村阀”，在民办教师和村民面前姿态高高在上;想方设法逃避民办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不择手段想为做过两年民办教师的妻子谋一个转正名额;撺掇邓有米从建校舍的20万元里占取公关费，出事后不仅撇清关系，还积极举报并要求严惩邓有米。余实在乡村政治生态中占据着优势，既需要民办教师的生存和教育资源，又极力避免担负起一切责任。而民办教师以及乡村知识分子，则扮演着启蒙者的角色。蓝飞在挨了余实一耳光后，公然在课堂上进行公民权利教育，这是对孩子们的政治启蒙，取得了一定效果。“蓝飞要学生们在获得公民权后，用手里的选票惩罚‘村阀’时，居然任人鼓掌”[1]218其中甚至包括村长的儿子，这是播撒在孩子们心中的种子，恰恰印证了邓有米所认为的对付乡村政治老手只能够寄希望于民办教师。

村长竞选事件便是集中体现，第一次竞选中，孙四海帮叶泰安撰写发言稿，余校长等人将票投给叶泰安，本意是想“通过这样的选举给那些只想当村长却不愿发展教育事业的人一个深刻教训”[1]93。这使得村长余实首次被挤出政治舞台，但由于其势力根深蒂固，叶泰安开展工作举步维艰只得辞职。最后孙四海因转正无望，以及余实间接害死了心上人王小兰，进而参与村长竞选，终以三票之差当选，改变了余实长期在界岭横行霸道的局面。

事实上，作品的重心不在双方的明争暗斗，意图也并非要将村长余实刻画为民办教师的“敌人”， 呈现出暴力的冲突，而在于真实再现中国乡村政治生态下民办教师的境遇，建构多元话语空间，再留与众人评判。

再次，在人物角色政治定位和个体形象刻画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

《天行者》致敬了在中国大地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作品中省报王主任原本欲将民办教师报道为当代民族英雄，因害怕犯下忌讳才改为了不起的民间英雄。以余校长为代表的民办教师，根本性格特征在于无私奉献。他们是高尚的，“界岭刘关张”撑起了乡村教育的一片天，将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教，工资被拖欠和克扣仍然忘我工作。余校长自身家庭负担重还养着十几个学生，哪怕清楚大概率“有去无回”，仍然为修理界岭校舍垫上自己去省城赚来的钱;孙四海挖出自家尚未成熟茯苓卖钱为学校垫钱;他们的生活已十分艰难，有着许多难以言说的困苦与烦恼，仍然对学生心心念念，甘愿为乡村教育奉献出一生。界岭有一种“毒”，由“迷魂药”孙四海、“还魂汤”邓有米、“九阴十阳膏”余校长炼制而成，它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平凡而又坚挺的脊梁，是融铸于界岭一草一木里的至穷也不改初心、坚守界岭的乡村教育直至生命尽头的情怀。

但具体的描摹过程中，作者并非一味地赞颂与讴歌，没有将民办教师们刻画为伟大的“超人”，同时也渲染了他们的性格“瑕疵”和教学能力的细微缺陷。他们也是平凡和自私的，为求转正勾心斗角;为评先进以获得800元奖金改善学校环境，在扫除文盲和提高入学率工作中偷梁换柱、弄虚作假;在教學过程中，同样存在自身素质有待提升等问题，支教生骆雨便指出孙四海将本应用于尊称的字用于自称，余校长望文生义错用成语“久假不归”批评学生好几天不来上课。这些侧面与其政治定位中的主导性格特征构成反差，但却恰恰契合了民间知识分子最为真实的日常状态。

由此可见，虽然《天行者》从宏观视角着眼，理性关注政治事件，但行文过程中，历史大事件往往未居于主要位置，实际上审美重心已经转移到对于“民间英雄”及其他老百姓们生活日常和人性的关注和揭示。因此，作者在叙事框架层面，显示的是国家对于义务教育以及民办教师转正政策的进程，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体现;但充满民风人情和民间日常的乡村图景才是作品在艺术场景中侧重展现的，这是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乡村知识分子和民间生态话语。作品在叙事框架和具体艺术场景之间的不同内涵及其相互融合，建构了《天行者》三重话语形态的审美境界。这多元话语的审美建构，一方面传达了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以及乡土民间文化话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了各方的局限性，从而表现出客观对待各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呈现出全面审视的审美意蕴。

二、多元话语融合及其叙事策略

作品中三重话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对立或博弈的特征，但根本上是融合发展的文化形态。为了构建政治文化话语、乡村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互相融合的审美境界，展现出乡土民间生活图景，体现人情之美和人性关怀，《天行者》在时代背景和乡土文化形态元素的择取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策略。

首先，民间精神对相关政策引发的系列矛盾的淡化和消解，是《天行者》文本意蕴建构的策略之一。

在文学访谈《傲然与风骨——与刘颋对话》中，刘醒龙说：“我的民间是指个性与人性得以充分张扬的那个空间，是指不附带任何功利性指向的人文情怀。”[5]537作者虽从政治角度进行题材发掘，但更多地融入了民间话语和民间精神，其中蕴含的大爱情怀给人以无限审美体验，这主要体现在三次“转正”的核心情节中。

对转正的渴望是民办教师们的心情之癌和不治之症，是他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机会，可每每等待转正消息等来的都是失望，他们不是圣人，也会有怨言，对于张英才戏弄式营造出的一个假转正的机会，他们甚至也相互设防、暗自较量。不得不说，转正是他们生活的希望和寄托。然而，在张英才将界岭小学感人至深的一切写成《大山·小学·国旗》发表于省报上后，界岭小学因此获得了一个转正名额。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们绝不会不为所动，依然经历了内心十分煎熬的抉择过程，“邓有米那样周密计划，孙四海那样恃才傲物，余校长那样忘我工作，这三个人能一致同意将转正指标让给他，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1]178在人性充分张扬的民间世界里，尽管利益和良心进行着残酷博弈，奇迹终究是发生了，这就无形中淡化了竞争的矛盾性和紧张感，使文本形成一种冲突和大爱兼而有之的审美效果。

第二次转正的冲突在形式上更为激烈，深谙厚黑学的蓝飞私用学校大印，胆大妄为地瞒着所有人上交了转正表格后“顺理成章”成了公办教师，此事引发了界岭小学内部极大的矛盾，但当余校长从省城考察学习回来知悉蓝飞将名额据为己有之后，本应最有资格获取该名额的他，反而劝说起邓有米和孙四海，认为既然木已成舟，便不必在年轻人的前途上加以抹黑。足见余校长的善良、宽容和大度，这正是民间精神的体现，是民办教师可敬之处。最后，当政策允许所有民办教师掏钱补足工龄转正时，界岭的“铁三角”又一改此前的勾心斗角，化身为共进同退的“刘关张”，结局无疑不算圆满，邓有米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转正，却因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转正无望良心难安，因此铤而走险“贪污”工程款欲帮助二人完成转正，不料东窗事发被开除公籍，最终借钱给余校长助其实现夙愿，孙四海因种种缘由无奈之下选择竞选村长。

作者并未让主流价值过多干扰民间英雄书写，而是以更加纯粹的民间精神，消解由国家政策引发的系列矛盾，将民间社会的价值逻辑融入转正政策中，淡化因转正引发的种种负面情绪，还原民办教师群体最为真实的精神样貌。

其次，发掘边缘化的民间文化元素，在丰富时代气息内涵的同时，构建民间的审美世界。

民间文化形态是早已形成的文化现象，因被长期排斥，所以只披着隐形外衣以润滑剂的角色呈现，而在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民间文化形态渐渐以多样化的方式进入话语体系。一方面，作品将民间文化形态与现实问题和宏大视野相融合;另一方面，以建构民间话语的方式彰显民族文化多元化。

《天行者》便从民间艺术中吸收民间饮食文化、民俗信仰和民间语言，挖掘传统生活资源。饮食是人类生活的必需，饮食民俗也构成饮食文化的重要代表，界岭最为珍贵的食物便是王小兰的“油盐饭”，这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是最为普通的食物，在界岭却成了奢侈品。当支教生夏雪询问李子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时，不料李子回答最好吃的是妈妈的油盐饭，往后有条件了最想一日三餐都吃妈妈炒的油盐饭。对一个孩子而言，吃到油盐饭便能够尝到人世间无与伦比的幸福和快乐，这对城里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穷苦落后的界岭却是常事。“王小兰从孙四海的橱柜里取出一碗剩饭，然后将灶里的柴火点燃……一边用锅铲在锅里反复炒着剩饭，一边用勺子撮了些盐放进碗里，加点水搅几下，直到锅里的饭快炒好，才将化开的盐水，沿着锅边倒进去……一阵浓香扑鼻，油盐饭炒好了。”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手艺，父母爱孩子、女人和情人相好，都会为对方炒一碗油盐饭，夏雪的父母为界岭捐赠教学楼，想吃的也是王小兰的一碗油盐饭。油盐饭是人们深厚情谊的外在表现，也是界岭饮食文化的代表性体现。

鬼神信仰在作品中也多有体现。例如余校长送学生回家，天黑后路过田垅被墓碑吓到心中慌乱一连跌几跤时，要等个熟人作伴回去再看看。张英才通过这件事才知道原来民间有如此风俗，“人走夜路受到惊吓，一定要赶紧回去找一找，以免有精气或魂魄失散了，人会大病一场。”[1]40这一特殊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使得民间形成了敬神、事鬼、尚巫的民俗信仰，长期保留古老的民族遗风，也给这片土地增添了不少民间的神秘气息。民间语言是民间文化的重要构成，承载着平民百姓日常表情达意的内容，《天行者》中运用了诸多湖北民间口头语言，“男苕”“女苕（傻子）”“挖古（聊天）”等，这些日常口头语言植根于百姓生活的土壤，符合平民表达的需求，生动形象地传达着平民百姓的思想情感，反映着民间语言的韵味。

《天行者》对于民间风俗和民风民情的描写，既展现了民间日常生活的风味，又使作品审美境界不被限定在政治文化形态的视野。如此一来，边缘化的民间文化元素也成为时代视阈的有机组成，而政治领域的矛盾冲突因被置放于广阔的民间审美空间，而削减了其不可调和性，于是，两者呈融合发展趋势的审美效果，也就随之显现。

最后，作品显示出社会政治话语与知识分子情感维度交织并行的处理原则。

这种建构策略集中体现在民办教师的爱情线索中，最令人动容的是孙四海和王小兰的“地下爱情”，两人的爱情虽不合乎社会伦理规范，却真挚得让人不忍心说三道四。面对第一次转正机会，孙四海没有奋力争取也存在放不下王小兰和女儿李子的内在原因;虽然蓝飞私吞了第二次转正名额，但即使要在界岭三位“元老级”民办教师中选择，孙四海同样不会答应，否则便不成为王小兰爱的孙四海。事实证明，王小兰的确说过若孙四海想一下超越余校长和邓有米，哪怕成了大学教授，自己也要蔑视他。余校长先后两次无怨出让转正名额后，蓝小梅玩笑式地表示：“等娶了我这个资深美女做老婆，若是还将转正指标当成烂树叶，夜里不让你上床。”[1]204知识分子美好的爱情同样弱化了政治领域转正的矛盾，将生活导向了合乎人性的“正确”方向，转正政策的推进和发展又促使爱情的逐渐成熟，两者交织并行，虽有辛酸却仍称得上温馨地铺展。

另一方面，转正政策也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情感危机。万站长还是民办教师时，为了和转正条件明显强于自己的明爱芬竞争转正名额，放弃了初恋情人蓝小梅，迅速与有着在部队当将军的叔叔做靠山的李芳结了婚，靠社会关系击败了明爱芬，间接导致其卧床不起，留下了终生的愧疚与亏欠。李芳为了她表弟转正，和万站长闹了好几次离婚，两人感情危机的根源来自对转正指标的争夺。邓有米和成菊刚结婚时，也表态说没转正就不要孩子、不盖新房、不买新衣服，可見，知识分子们的生活情感与政治话语息息相关，这种个人爱情与转正事业难舍难分的建构路径，是作品构建多元话语的原则之一。

三、多重意蕴中人性的充分张扬

宋代大儒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传统文人确立精神追求，刘醒龙的《天行者》怀着一颗敬畏与感恩之心为默默苦行的乡村“民间英雄”立传，可以视为对该文学信念的张扬。作品真实地还原了《义务教育法》施行下民办教师转正政策引发的系列矛盾，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实际面貌和基层知识分子及百姓的情绪世界，采取价值导向与审美重心形成错位的叙事路径，构建起时代主流、知识分子与民间日常生活三重意蕴的审美境界。同时，以三种文化形态融合发展作为作品意义的建构基础，深刻揭示了乡村民办教师们人性的光辉。

民办教师群体中，“余校长们”是乡村教育的坚守者，知识水平有限是他们的局限性，但他们以乡村启蒙为己任，对学生有着令人不得不动容的大爱情怀，无悔地将生命融入教育事业之中。三次转正事件的核心即在于“余校长们”，转正是检验他们灵魂的试金石，分明对其渴望到骨血里，却一次次高尚地出让，作者正是以此方式来张扬他们的人性质感。

“张英才们”是乡村教育的支撑者，他们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里成长，揣着理想与激情的乡村知识分子。有心气的张英才最初来到界岭实属迫不得已，后因自己一篇真实记录界岭小学师生艰苦与顽强精神的文章被报道而获取了指定的转正名额，却不认为是自己应得，最终无法推托顺利转正。离开界岭后继续深造拿到大学文凭，本可以有更宽广的发展前景，不料张英才选择了“归来”，考上自修大学的叶碧秋也走上了和张英才同样的道路，两人携手支撑起界岭教育事业的未来，这是界岭精神代代相承结出的果实，也是“张英才们”人性之光熠熠生辉的切实表现。

国家号召大学生到西区、到基层去支援乡村教育，并制定了系列支持政策，虽然个人支教的时间并不长久，但“支教生们”作为新鲜血液，能够为乡村教育带来开阔的视野、新的思维方式，这与传统的教育观无疑会形成碰撞与磨擦，从而促進教育方式的交流与更新。文中的支教生夏雪和骆雨，抱着不同的目的前往界岭“苦心志”，其独特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方式深受界岭学生的喜爱，界岭的人文精神同样使他们深受感染，离开后，夏雪委托父母为界岭捐款修建新教学楼，骆雨去省民政厅工作后不忘到界岭巡视村长选举。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财富，界岭小学和支教生们都用最简朴而真诚的方式互相教育与馈赠。

在政治话语背景下，作为民间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余校长们、张英才们、支教生们将人性之光张扬得淋漓尽致，身体力行地在界岭铸就了一道道风景线，作者赋予他们异常坚韧的品德，彰显了他们在乡村教育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价值，让人的精神得到洗礼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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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若千（1997- ），女，湖北咸宁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