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兰州 730000；中国人民银行白银市中心支行，甘肃白银 730900）

一、我国金融会计准则发展进程

中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取决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金融会计准则作为其组成部分也同样适用。早在2005年,我国已签署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实质趋同的声明。金融危机后，我国顺应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形势，在2010年发布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全面趋同路线图。随着经济和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不断推进金融会计准则改革，逐步实现了金融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见表1）。

表1 我国金融会计准则发展及国际趋同进程

二、新发展格局下我国金融会计准则发展趋势展望

（一）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中国特色”金融会计准则趋势显现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政策，究其根本是为了维护和扩展本国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两头在外”的外循环模式有效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涌现，我国经济动能逐步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内需—创新驱动模式”。经济的崛起和改革的深入推进，助推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在疫情防控中的突出表现，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新发展阶段，在“双循环”战略导向下，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将进一步凸显，服务本国经济发展、契合本国经济模式、凸显中国特色的金融会计准则将成为时代所期（见图1）。

图1 我国金融会计准则发展趋势

（二）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金融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则“求同存异”协调发展

会计准则与银行监管应协同融合还是彼此独立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会计准则应当保持自身独立性，不应“迎合”金融监管的诉求。但也有学者认为，会计准则应当融入金融监管理念，在准确披露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次贷危机期间，有效市场缺失，社会舆论纷纷指责“已发生损失模型”的滞后性积聚了金融风险，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加剧了危机的恶化程度。会计准则是银行监管的信息基础和重要补充①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及后续修订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将会计处理、会计信息、会计数据、财务报告等相关内容作为重要监管组成标准。，金融监管营造的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也有助于会计准则职能发挥，二者在重大金融问题上需相向而行。立足新发展阶段，需要促成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存异”并“求同”发展，在维护彼此基本职能的前提下，尽量弥合二者差异，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三）与新生需求的关系——会计准则体系“供给侧改革”呼声越来越高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曾指出：IASB在财务报告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会计准则的相关性。金融环境的快速变化给会计准则的制定应用带来了诸多挑战，例如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交易结构日趋复杂，需不断提升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充分披露隐含的金融风险；当前低碳经济转型的形势下，各利益相关方均需要有效的气候信息披露进行相关决策；再如疫情变化导致历史数据形成的一些假设可能不再奏效等问题，都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跟进。立足新发展阶段，金融会计准则需要积极适应当前经济金融环境，主动进行“供给侧”改革，不断完善会计基础理论，健全会计准则体系，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做到会计准则“务实”“有效”“管用”。

（四）与科技智能的关系——科技赋能金融会计“数字智能化”发展

金融会计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为会计转型、服务经济金融发展大局提供了新动力。在商业智能等技术的推动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将更加融合，实现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的有机整合；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持下，业务系统与会计系统将逐步实现一体化；随着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新业态的发展，金融会计变革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同时，对“会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立足新发展阶段，金融会计需主动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环境，借助新技术、新方法，推动金融会计管理模式创新、会计职能拓展。

三、我国金融会计准则发展存在问题及面临挑战

（一）国际趋同进程中内外部缺陷短板日益暴露

从自身发展来看，由于资本市场不成熟、准则体系不健全等多种原因，我国金融会计准则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在套期保值、充分披露等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仍存在一定差距；在应用实践方面，企业对会计准则由规则导向转为原则和目标导向还不适应，影响了准则的应用成效。从国际趋同来看，国际准则这一“标杆”渐遭质疑，例如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较大操作空间和风险隐患，部分学者认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相关判断主观性较强。从实施效果看，一方面，金融工具会计自身难度大，涵盖内容多、复杂度高，相比于“国际会计三大难题”[“国际会计三大难题”由美国会计学家塞德勒在《国际会计的方法问题》中提出，他把通货膨胀会计、外币折算会计、企业合并会计及合并财务列为国际会计的三大世界性难题。]，已取而代之成为当前会计领域的难题之一；另一方面，无论国内或国外，准则制定者均进一步“人为”加深了金融会计准则的复杂性，导致准则实施难度加大。

（二）“决策有用观”的用户定位范围存在争议

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目标定位不同。国际财务报告的使用主体定位于现实的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忽略了资本市场之外的信息使用者，如税务机关、监管机构等。我国会计准则的既定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但发展现状与目标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从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来看，我国金融监管、税法、会计准则等在很多时候表现为相互割裂的状态，如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就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存在差异，加大了监管成本。随着准则实施过程中陆续显现的各类问题，我国于2016年建立了“企业会计准则实施联席会议”制度，将准则制定部门和银保监、国资委等部门的沟通制度化。但税务等相关部门，在会计准则制定实施中的有关诉求暂未引起足够重视。

（三）与市场的同频共振不足

一方面，会计理论滞后于环境发展。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带来的影响已渗透到会计理论的各个方面，如“虚拟公司”的出现，促使会计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联网企业的重要资源，如用户数量、数据流量等因不符合传统资产确认条件无法被认定为资产，会造成低估资产。以上变化对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货币计量假设等会计基础理论提出了挑战，但迄今为止，会计基础理论依然停留在上世纪中后期。另一方面，金融会计准则更新缓慢。我国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虽然在2017年更新完善了金融会计准则，但更新速度还是滞后于实务需求。例如，我国目前未出台关于对数字货币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以“旧标尺”来衡量“新经济”的很多做法，造成实务中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

（四）会计信息化程度发展缓慢

当前，我国金融会计信息化发展进程相对缓慢，远远落后于金融科技的发展速度，大部分单位的票据核算记账模式略显传统和低效，财务、非财务数据的整合剖析不够深入，特别是在风险揭示和防控预警方面达不到预期效果。同时，面对新技术对会计队伍提出的更高要求，我国现阶段金融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高级金融会计人才缺少，难以适应当前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需要，限制了金融会计的有效执行。

四、我国金融会计准则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金融会计准则应结合经济金融发展新特点，以促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探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会计准则体系”新格局（见图2）。

图2 中国特色金融会计准则体系框架图

（一）取长补短，以促进经济金融发展为根本遵循

环境变迁是会计体系持续改进和优化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应结合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重新审视“国际趋同”与“本土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补足自身短板，正视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存在的“差距”，批判性借鉴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准则建设。另一方面，发挥我国经济大国优势，多点发力，通过带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深入参与IFRS基金会的战略方向及各类标准制定，充分反映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在经济转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提高我国在国际会计准则中的“话语权”。

（二）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协调好各方关系

协调处理好会计规则与其他监管规则之间的关系，增进不同机构、部门之间的沟通配合。具体来讲，可依托当前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联席会议”制度，将金融企业、税务等各利益相关方也纳入其中，推动各部门间沟通常态化。同时，保持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动态平衡，以切实降低会计准则实施成本、监管成本，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等为出发点，合理采纳利益相关方意见建议，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三）完善基础理论，健全金融会计准则体系

在基础理论方面，针对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现实，我国应以更扎根本土、更接地气的中国实践充实会计假设，完善理论体系。在准则内容方面，以解决金融会计领域难点为首要，依据金融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业务不断更新准则。在形式方面，建立以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引、难点问题的解读、案例分析等“多点开花”的金融会计准则体系，提升准则有效性。同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导、自愿性信息披露为补充，多角度、全方位揭示金融风险。

（四）“智能+会计”，助推金融会计提质增效

围绕会计的基本职能和派生职能，增强金融会计与科技的融合性，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思维推动金融会计提质、扩维、降支、增效。在会计信息处理、数据分析等方面，借助科技赋能提高会计工作效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及时准确反映金融风险。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加大金融会计基础教育和专业培训力度，培养既了解中国国情、又具备国际化视野，既掌握金融会计专业知识、又熟悉信息技术原理的高端、复合型会计人才，助推金融会计发展拥有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