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昱秋

内容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的小说集，它以大量的具体生动的材料，记录魏晋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反映了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尚，本文主要从身体美学的角度，从魏晋士人对身体重视的源起、对身体美的多维追求、对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的反思几个方面来探讨士人的身体美学观，以古为鉴，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身体美学观。

关键词：身体美学 《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身体美学是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所倡导的一门学科，他反对传统的身心二元论，并将身体提到与心灵同等的高度，倡导身心和谐统一的身体体验与身体意识。而在中国魏晋时期，《世说新语》中名仕们通过多维度的审美，体认身体的存在，以身体来表达内心的志趣与追求，这些行为成为身体意识觉醒的标志。本文以《世说新语》为契机，运用身体美学的理论探讨魏晋士人的身体意识和身体美学观念，以期丰富中国美学的研究。

一.魏晋士人对身体重视的源起

1.社会大背景促进身体美学观的觉醒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使得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1]时代造就人，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这个时代，士人冲破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和解放，这种自由和解放不仅包括心灵的解放，也包含着人身体意识方面的解放，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自我回归。理查德·舒斯特曼也说过“精神生活离不开身体体验，不能说全部的精神生活都是身体活动的过程，可他们却也不能全然脱离开身体。”[2]士人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生命本体上，关注身体本身，不被传统的封建礼教所缚，不按古人的礼法生活，通过身体表达自己的意欲和审美追求，从自己的身体需求出发，以内心真实想法为根据，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参与社会或退隐山林，举止皆为心之外显，身心皆为一体。《世说新语·任诞》第六条“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中！”[3]刘伶用自己对天地和房屋独到理解，在世人面前为“裸形”争辩，这正体现了对身体和生命的尊重，尊重身体的需求，摆脱衣着的束缚;尊重心灵的自由，放任世俗的看法。这一切单凭个人努力是不能实现的，是动荡的时代，撼动了封建礼教的根基，提供了自我意识觉醒的外部氛围，让士人有勇气去反抗压迫，冲破思想的禁制，去思考人生，构建身体意识，回应身体需求，探索生命的意义。思想上的改变，推动行动上的进步，身体意识的觉醒是构建身体美学观至关重要的一步。

2.社会名流的“模仿效应”

“封建帝王在古代社会中居于唯我独尊的地位，享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力，其一言一行常具有规范天下的示导作用。”[4]《世说新语·容止》第一条“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曹操作为一国的统治者，却因自己的形貌丑陋，便让仪表堂堂的崔琰代替自己接见。由此可见，帝王将相貌的优劣和国家外交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身体审美观，必会引起士人和百姓的追捧和效仿。所以魏晋士人好擦脂抹粉、注重外在形体、容貌和肤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魏晋是玄学盛行的时代，其代表人物“竹林七贤”的言行规范，对士人阶层起着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弟子阮瞻、王澄、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达也。”[5]阮籍有裸体而为的习惯，作为“竹林七贤”主要代表人物，他首开风气，逐渐影响了一批人，“身体不但为我们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提供了基础，还是他们在社会中得以传播、铭记和保存的基本手段。”[6]通过身体来表达士人内心对社会、人生的态度，通过行为来影响他人，所有环节的实施都离不开“身体”这个媒介，身体是表达情感，传递内心意识的窗口。“身心自由是裸的重要意图。身心自由需要摆脱身体的束缚，束缚身体的因素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社会的。”[7]当裸形之风盛行，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的行为习惯，而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思想映射，是超越现实观念习惯的审美追求，体现了社会群体的心理诉求。“身体不仅仅是我们人性的一个根本维度，也是我们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工具，是我们工具的工具，是我们所有知觉、行为乃至思想不可或缺的必需品”。[8]身体行为是心理诉求最直观的表现。

二.魏晋士人对“身体美”的多维追求

1.身体美是形体外貌之美

身体美学承认身体作为审美客体的存在，身体是这个世界中的某物，是可以作为欣赏的对象而存在的。在魏晋时期，对身体的重视和关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体外貌关乎国家威严，曹操因“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一代枭雄却因外貌而怀疑自己的雄风和英雄气质;好的相貌可免生死、获新生，石头城事变后，朝廷覆灭。温峤和庾亮求救于陶侃。陶侃便做好了“诛其兄弟”的决定。但见到了庾亮的相貌风度后，陶侃便改变了原来的决定。他和庾亮畅谈人生，把酒言欢，对庾亮喜爱至极。很显然，美貌在魏晋具有了与生死相同的地位，甚至高于生命，對美貌的痴迷、形体的关注、已然超越了是非判断，道德伦理的范畴，美貌成为可以左右原则法度和判断标准的决定性因素。

士人运用比喻和对比手法来突出对形体外貌的喜爱。《世说新语·容止》第三条“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9]和第七条“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10]毛曾与夏侯玄是“蒹葭玉树”的美丑对比;左思纵有才华却不及潘安美貌，惨遭唾弃，此时，对外貌形体的重视超越了才情，女性也勇敢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爱憎分明，尊重自己内心，追求自我的审美认知。

2.身体美是内外兼修之美

“身心二分理论”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柏拉图“灵魂高于身体”、奥古斯丁“沉寂欲望的身体”、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等他们认定的身体皆为肉体，身体和心灵是对立不相融的。舒斯特曼认为“身心之间的联系太过紧密而广泛，说身心是两个不同的独立实体，感觉就是误导。‘身心’这个术语，本身就比较恰当地表达了二者本质上的统一性”[11]身体是“活生生、能感觉、有活力、有洞察力、有目的性”的身体。由此可见，他倡导的是身心兼备的审美观。是肉体和心灵并驾齐驱的结合体，不单单是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傀儡。在魏晋士人的生活中，也有许多身心一体、外貌形体和思想气质相统一的事例。

《世说新语·容止》第四条“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当时人们评价夏侯玄容貌光彩照人如同怀抱着日月，而李丰颓废萎靡，好像玉山要崩塌。眼神是心灵的放大镜，夏侯玄不仅貌美，而且为人光明磊落、临刑面不改色、有自己坚定的立场;李丰在时局中摇摆不定，所以颓唐不振。身体美不仅包括容貌的美好，也把人品道德纳入其中。可见，他们的形色容止之美是以内在的人格气质为底蕴的。第五条：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嵇康的形象、才华、品行在当时是天王巨星般的存在，也只有他才能“举止潇洒柔和，气质清爽飘逸、为人如傲然挺立的孤松、酒醉如巍峨的玉山”能获得这样的地位是他内外兼修的结果，外在形貌和内心品行都是作为人而具有的真正的“身体”，对身体的关注不应停留在形体、容貌、肤色等身体表层，而是要深入身体之内，关注身体内在的精神灵魂、气质品性，从表层与深层两个层面，追求身心契合，培养形才兼备的身体美学观，是对传统身体的超越，也是唤醒自我认知，身体意识的正确途径。

三.对魏晋士人身体美学观的反思

1.超越外在美丑，追求内心豁达

一个人的品行道德、思维方式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特存在。这让我想到《世说新语》中放荡不羁，不为外貌形体所束缚的名士。“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刘伶和庾子嵩都是在外貌丑陋的人，是魏晋时期“丑男”的代表，但他们却能在“逐美之风”如此盛行的情况下把身体当做土木，活得悠闲自在、气度潇洒、怡然自得、逍遥物外、不为形式所缚。这种挣脱美貌的桎梏、超越美丑的界限、自由潇洒地追求心之所向不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吗？他们没有盲目追随大众审美，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不卑不亢，在尊重生命，尊重身体意识的基础上，培养身体意识，塑造自我人格，构建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确定身体的本体地位，身体真正作为心智的表达和承载，而不是沦为世俗审美的产品。在世人眼中，他们的任性放诞是一种另类的美，极具魅力;用才华、气质、品行为自己博得一席名士之位，极具智慧。这也充分说明，内在的优秀品质、独特的人格，可以掩盖外在的缺憾，本质的才华会超越表面的浮华。以古为鉴，与其追求短暂易逝的外貌、被世俗审美标准所缚，不如跳出世俗的眼光，摆脱“欣赏品”的定位，让身体成为心的外现，用丰富的精神世界充实生命，提高人格魅力。

2.重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苏格拉底承认“身体修养的不可或缺，因为身体是实现所有人类成就最基本的必备工具。”他断言，身体对所有人的活动来说都至关重要，使用身体时，尽可能保持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卢梭认为“身体必须精力旺盛才能为心灵所用。一个好的仆人必须得身体强壮，身体越弱、需求越多，所以‘虚弱的身体会削弱心灵’”，理查德舒斯特曼也认为“身体是我们生活中无可避讳的生存要素”。生而为人，健康的身体是我们生存的第一资本，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便不能更好地参与到生活中去，因为“病态”的身体只能给予我们有限的能量。

鲁迅用三个字来概括魏晋士人的生活“药和酒”。饮酒服药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士人用酒来麻痹自我，逃避现实，通过酒精的作用让自己的身心暂处愉悦之中。“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可见喝酒就如同吃饭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生活方式极大损害了身体机能，在现在看来，魏晋士人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不愿面对社会和人生，逃脱现实世界的烦忧，实际上是以付出身体健康为代价，在酒精的作用下享受短暂的快乐和解脱，长久以往他们大多有酒依赖和酒精中毒的倾向，甚至有甚者已经到了离开酒就不能度日的地步。

服药的传统源于何宴，这里的服药并不是服用医治病人的药，而是服用可以让皮肤白皙，容光焕发的“五石散”。“嵇康在《游仙诗》中提到过五石散：“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当时人们认为，五石散美容养颜的功效。五石散的配方最初是治疗伤寒和中风，但何晏为追求姣好的容貌对配方进行修改，服药后的容貌更加美丽，引起士人频频效仿，由此，服药之风盛行。自此士人聚集除了饮酒作乐，又增加了服药这一项目。但士人不知道长期服用五石散是对身体有害的，或是知道却不理睬，只追求形貌之美，而忽略了人之根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处于魏晋时代的士人早已把身体健康置之度外，让身心及时行乐、摆脱一切束缚才是他们追求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在现在看来显然是不理性的做法，盲目从众，损害身体机能。宣泄自己的情绪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和办法，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是不尊重生命，不尊重自我的错误观念。

卫玠是魏晋士人追捧的美男子之一。《世说新语·容止》中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不堪罗绮道出了卫玠的身体非常瘦弱，也预示出他最后的结局。“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卫玠因观看者众多，不堪疲惫，重病而死。“看杀卫玠”一方面突出了卫玠的美貌确实让士人痴迷疯狂，但另一方面也暗示出身体素质的重要性。纵有绝世美貌，但疾病缠身，空有美貌又有何用呢？这样的身体美学观值得我们反思，什么是美？只追求形体外貌的身体表征美，而忽略身体健康，就是美吗？显然不是，这样的身体美学观是不健康的。就像威廉詹姆斯所言“身体是风暴的中心，坐标的原点，是我们经验训练恒久不变的重心”。人在只有在有生命的时候，才有能力去从事其他活动，参与社会、享受生活、畅意人生，健康的身体是最基础的，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只能拖着“病态”发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叹，纵有豪情壮志，也会被身体生生拖垮，所以身体健康是人的第一资本，毋庸置疑。

魏晋士人的身体美学观有重视形体、关注身心和谐统一的人文主义情怀，他们重视外形样貌、穿衣打扮，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这是士人们积极拥抱生命、享受人生的真实写照，但受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方法运用上，存在用力过猛和盲目从众的弊端，从重视身体到间接伤害身体健康，这种身体美学观念值得反思。在当今社会，人们有着多元化的审美追求，面对美容整形行业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帮助爱美人士树立正确的身体美学观，规避不当的变美途径，以史为鉴，采取恰当健康的方法，追求身体和心灵的相融契合。就像舒斯特曼提倡的身心一元论，不仅关注外在的形体，而且注重内在的身体体验，身心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才是他倡导的修心和修身。总之，我们要做一个内外兼修、身心和谐统一的人。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207.

[2][美]理查德·舒斯特曼.《通过身体来思考》，张宝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8：29.

[3][10]刘义庆.《世说新语》，小岩井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11.

[4]张剑.中国古代广告传播中的名人效应[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05）：119-122.

[5][7]王怀平.魏晋名士的“身体”视角及其对美学的影响[J].美与时代（下），2011（12）：37-38.

[6][美]理查德·舒斯特曼.《通过身体来思考》，张宝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8：33、47.

[8][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和身体美[M].18，17.

[9]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