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瑞芳

内容摘要：玛利亚玛·芭（Mariama B？覾，1929-1981），塞内加尔小说家、教师、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她是塞内加尔1960年独立后的第一代女性作家，一生中共留下了两部法语小说。1979年，她发表了半自传性的书信体小说《一封如此长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被广泛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女权主义文本。第二部小说《猩红之歌》（Un Chant ？魪carlate）在1981年出版，该书获得了当年的黑非洲文学大奖。玛利亚玛·芭是第一批阐明非洲社会中妇女不利地位的人之一，她的小说有着浓厚的自传色彩，描绘了后殖民主义时期，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之中的非洲妇女的痛苦与挣扎，反思了非洲现代社会的弊端。

关键词：玛利亚玛·芭 后殖民 女性主义 非洲文学

玛利亚玛·芭于1929年4月17日出生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塞内加尔当时是组成法属西非联邦的八个殖民地之一，芭的父亲受雇于法国殖民政府，他在一生中担任过多个行政职位，1947年，他成为达喀尔的兼职市长，1953年担任地方官，后来被任命为公共卫生部长。他创办了《达喀尔人新闻报》，以思想进步著称。芭的母亲在她四岁时去世，她的父亲经常出差，因此将芭托付给她的外祖母照顾。芭的外祖母是贵族后裔，根据芭的女儿所说，芭的外祖父在芭的母亲去世之前就在刚果去世了。寡居的外祖母随后嫁给了她的堂兄，一个以虔诚和古兰经知识而闻名的人。因此，芭的童年是在一个传统的环境中度过的。芭的外祖父母认为女孩不应该接受教育，但芭的父亲坚持让芭上学，并接受法国教育。在父亲一再要求下，她保守的外祖母才允许她上学。她就读于伯特·莫伯特开办的法国小学，在学校不上课时，她就去一所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上课。1942年，芭获得了小学的资格证书。之后，莫伯特说服芭的外祖母让她参加达喀尔附近吕菲斯克的女子师范院校的入学考试。芭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全联盟最高的分数。在这里她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所学校还为芭日后成为一名教师、积极参与一夫多妻制和女性割礼等女性问题做了充分准备。完成学业后，芭先后担任小学老师和区域学校督察。

芭于1947年获得教学文凭。不幸的是，在这一年她的祖母去世了，芭十分沮丧。1947年晚些时候，芭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巴西鲁·恩迪亚耶，两人于1948年结婚。在这段婚姻中芭孕育了三个孩子，其中第三个孩子是2007年芭的传记作者玛姆·库姆巴·恩迪亚耶。在经历了四年的婚姻之后，他们离婚了。离婚一年后，芭嫁给了第二任丈夫阿伯来·恩迪亚耶，她的第四个孩子是一个女儿。这段婚姻也以离婚而告终。根据芭的传记，这些婚姻的破裂是由于芭的进步思想与这两任丈夫在女性角色上的传统观念的冲突所致。芭的第三任丈夫是国会议员和政治家布巴卡尔·奥贝耶·迪奥普。在这次结合中，芭又生了五个孩子。据她的传记，芭曾考虑过与迪奥普离婚，但由于她身患癌症，病得很重，因此作罢。在一封由玛姆·库姆巴·恩迪亚耶引用的信中，迪奥普说道，“我和芭结婚是基于一个误解。友好，激烈，热情，理智，深情和风暴，误解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把它变成了幸福……”在信中，迪奥普解释说，两个人性格相反，但最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孩子。

芭热心于女权主义事业，活跃于塞内加尔的妇女运动中。她积极参加妇女协会，捍卫妇女权利，促进教育，发表演讲，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是第一批阐明非洲社会中妇女的不利地位的人之一。芭主张反思非洲现代社会的弊端和重振非洲生活。这种思考和重新振作实质上是建立在男女关系的社会结构之上的，男女关系中存在着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权力。她说，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非洲社会变革的需要。

1979年，芭出版了半自传性的书信小说《一封如此长的信》。作品是拉玛杜莱给她最好的朋友阿伊萨杜的一封长信。像芭一样，主人公拉玛杜莱接受了法国殖民地学校和传统古兰经学校双重教育。50岁的拉玛杜莱因其丈夫——律师兼工会会员莫多·法勒死于心脏病而丧偶，他们共同生活了30年并有12个孩子。这封信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既记录了莫多去世前后的事件，也记录了拉玛杜莱结婚前后的生活，还考察了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塞内加尔社会。芭通过对各种婚姻的并置突出了女性在非洲社会中的地位——男人们居于主导地位，享受自由，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只能保持沉默。在这部小说中，拉玛杜莱、阿伊萨杜、雅克琳娜代表了芭自身经历的方方面面——她们的战斗就是芭的战斗，绝望给这些妇女带来希望和新生。学者阿比奥拉·艾勒称这本书为“非洲小说中对女性处境最深刻的表达”。

1980年，《一封如此长的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了第一届非洲诺玛文学奖，在书展上，芭芭拉·哈里森·邦德对芭进行了采访。芭说：“书是工具，发展的工具。它们对我们的文化非常重要……人必须有教养，受过教育，才能进步”。这次书展的一场关于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书面文学作用的研讨会上，芭朗读了于次年发表的论文《非洲文学书面政治》。对于芭来说，后殖民时代的撒哈拉以南的作家必须是一个唤醒意识的人，是一个“神圣使命”的引导者，他的“神圣使命”是“谴责那些感染我们社会、拖延其全面发展的邪恶和折磨，谴责与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无关的习俗和价值观”，与男性作家一样，非洲女作家必须“使用这种实用且可靠的武器——即写作。但是，非洲女作家必须描绘非洲妇女的状况”“她们被剥削和压迫的重量压弯了腰”。芭所倡导的一切无疑是对黑人女性运动中颂扬非洲女性为人母、为人妻观念的否定。芭指出“在非洲文学中，必须赋予黑人女性一个维度，使之符合她們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她们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根据玛姆·库姆巴·恩迪亚耶的说法，芭从法兰克福回来后，感觉身体不适，诊断结果为癌症。她的朋友阿米纳塔·玛伊加·卡写道，芭在病床上要求卡出版《猩红之歌》，这样她在死前就可以看到并触摸它。芭于1981年8月17日逝世，享年52岁。这部小说在她死后六个月出版。

一.《一封如此长的信》

殖民主义结束后，在受到法国控制多年之后，塞内加尔开始了独立之路。然而，殖民主义的阴影使这些脆弱的重生国家难以实现这种社会转型。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塞内加尔出现了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塞内加尔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玛丽亚玛·芭将小说作为解决这一问题和唤起社会意识的有力媒介，在她仅有的两部作品《一封如此长的信》《猩红之歌》中，描绘了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女性状况，探索了现代非洲社会中女性的痛苦和困境，以及她们的快乐和胜利。在考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小说关注的是现代和传统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制度：婚姻。芭通过对婚姻的书写进一步探讨了种族、阶级、种姓和性别等复杂问题，并将它们与独立后的塞内加尔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联系起来，指明了独立后的塞内加尔社会的自我转型方向。

《一封如此长的信》是一个女人漫长而悲哀的哀叹。主人公拉玛杜莱刚刚失去了丈夫莫多，他们已结婚25年，并且育有12个孩子。拉玛杜莱为丈夫莫多的去世感到悲痛，后者刚刚死于心脏病，这促使拉玛杜莱通过写给阿伊萨杜的一封长信寻求解脱。拉玛杜莱的来信证明了她在莫多逝世前的几年中一直遭受情感和心理的创伤。小说通篇以第一人称“我”写给女友的一封信为形式，围绕非洲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这个问题，谴责了一夫多妻制，表达了对妇女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注。以信件的形式讲述，这使得小说拥有个人信件所具有的亲切基调，同时又避免了传统自传体小说的写法。小说情节真实感人，扣动读者心扉;文笔清新，给人以朴素的美感享受。

《一封如此长的信》向我们介绍了三个女人的困境：拉玛杜莱，阿伊萨杜和雅克琳娜，这三位女性都是穆斯林，都反对一夫多妻制。在每种情况下（拉玛杜莱和莫多、阿伊萨杜和马沃多、雅克琳娜和桑巴·迪亚克），丈夫都是女性困境的参与者与造成者，丈夫在与第二位妻子结婚之后，导致这三位女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境，或情绪困扰，或离婚，或神经衰弱。在埋葬丈夫之后的禁闭期间，拉玛杜莱通过给已离异的朋友阿伊萨杜写信，倾诉自己的悲伤，在这封信中，拉玛杜莱讲述了她和阿伊萨杜的故事。拉玛杜莱和阿伊萨杜两人有相同的童年经历，上过同一所学校，有相同的朋友，在同一所学校任教，并经历了相似的婚姻——遭受了丈夫的欺骗和抛弃。两人都面对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但是她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了这一问题。拉玛杜莱维持了自己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而阿伊萨杜则与坚持一夫多妻制的丈夫离婚。

在拉玛杜莱的例子中，她将30年的生命献给了她的丈夫莫多，然而莫多为了一个年轻的可以做他女儿的女性将她抛弃。30年时光和12个孩子本该确保拉玛杜莱和莫多永恒的婚姻。但是，传统和宗教所鼓励的一夫多妻制在某种程度上蒙蔽了莫多，他不仅通过一夫多妻制本身折磨着拉玛杜莱，而且他以娶另一个妻子的方式侮辱了她。在她与莫多结婚期间，她就忍受着传统的重压：“我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来自社会道德的约束，承受来自习俗的压力。我爱莫多，也尽可能地去接受他的家人。我的妯娌们特别喜欢待在我家，让我做饭，服侍她们。孩子们踩着我的沙发跳舞，她们视而不见，还往地上吐痰，然后偷偷用地毯遮住，这些我都忍了下来”①。尽管拉玛杜莱努力取悦她丈夫的家人，莫多仍然娶了第二任妻子比尼托。正如拉玛图拉耶自己感叹：“我曾疯狂地爱过这个男人，曾与他共同生活了三十年，为他孕育了十二个孩子。可他不仅在我的生命里添加了一个竞争者，而且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摧毁了我们的过往。他竟然忘恩负义……竟然如此”②。莫多无视传统的礼节和宗教信条，这些信条要求丈夫在取得第二任妻子的过程中一定要获得第一任妻子的批准和参与。但直到婚礼那天，拉玛杜莱都不知道丈夫的婚宴。事实上，莫多没有告诉拉玛杜莱本人，而是派他的兄弟唐希尔（Tamsir）和其他人告诉她。结婚后不久，莫多和他的年轻妻子搬到了新房子里，他放弃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孩子们。而在莫多死后，拉玛杜莱也遭受着各种痛苦，她回忆说：“这是所有塞内加尔女人最害怕的时刻。因为，她要自己出钱为公婆家购买礼物。更糟糕的是，除了钱财之外，她还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变成一件物品，不仅要服务于丈夫，还要服务于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伯姨婶，甚至他的朋友。她别无他法，如果她吝啬、不忠诚或不好客，妯娌就绝不会在葬礼上触碰她的脑袋”③。

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阿伊萨杜身上，但是她选择离开他的丈夫马沃多。她在丈夫娶了第二任妻子之后，与四个孩子一起出走，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名外交官。至于雅克琳娜，她来自科特迪瓦，与塞内加尔人结婚，由于丈夫桑巴的不忠，以及桑巴的穆斯林家庭的拒绝（因为她不是塞内加尔人，而且是基督徒），雅克琳娜患上了抑郁症，变得急剧消瘦。但是她最终成功地克服了磨难，回归了自我。

在整部小说中，没有一个女性允许自己被传统吞噬，拉玛杜莱、阿伊萨杜、雅克琳娜都拒绝与另一个女人共享自己的丈夫。她们都没有采取传统的非洲妻子的顺从姿态，服从丈夫的第二次婚姻。就拉玛杜莱来说，尽管她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但她在心理上却离开了婚姻。她拒绝一夫多妻制中的小女性角色。在整部小说中我们都没有看到她为挽留丈夫而做出任何事情。在莫多死的时候，她参加了悼念莫多之死的活動，但这是因为爱情永不褪色的力量和一种深深的承诺感。她似乎对婚姻制度的坚定信念屈从于传统。然而，最终她在没有莫多帮助的情况下，将她破碎的生活拼凑起来，抚养她的12个孩子，拉玛图拉耶得以从这次经历更好地了解和欣赏自己。阿伊萨杜则与马沃多彻底决裂。她带着四个儿子离开了，为自己和孩子开创了新的事业和生活。雅克琳娜，虽然她遭受精神崩溃，但她仍然能够使自己振作起来，一位医生用“温柔、令人安心的声音”给了雅克琳娜继续活下去的“心脏”，她在“心脏”的陪伴下离开了医院。

与她们的母亲不同，这三名妇女受过教育。老一辈仅靠塞内加尔-穆斯林的传统价值观长大，而年轻妇女则接受了传统和法国教育的双重影响。因此，尽管她们的母亲默默地接受了传统社会对她们压迫，但这些年轻妇女却反抗了。书中三位女性主要角色——拉玛杜莱和阿伊萨杜，雅克琳娜利用她们的教育背景来维持独立和自由，这三个女人在最开始都是一样的，都是简单，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她们每个人后来都经历了一个或多个变化，这些变化值得我们的尊重和钦佩。与她们的母亲不同，她们满足于让父亲为她们选择，而年轻的妇女则选择了自己的丈夫。但仅仅拥有选择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自由。她们渴望摆脱传统非洲习俗中束缚女性的部分，特别是与男性特权相关的习俗。就小说中的主要男性角色而言，莫多，马沃多和迪亚克代表着重新发现上述价值体系和重新定义塞内加尔的障碍。男性代表了从优雅到耻辱，从崇高到堕落下落过程。在芭的文学角色刻画中，她认为男人在道德上是冷漠的，忘恩负义的。此外，小说还展现了家庭对婚姻的压力问题。如拥有王族血脉的马沃多的母亲发誓，如果她的儿子娶了一个普通的金匠的女儿，她就会报复。因此，莫多和马沃多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桑巴和雅克琳娜的结合也面临家庭压力，因为雅克琳娜被视为外国人，被丈夫的家庭排斥。

正是芭对女权主义的强烈探索，使得这部小说为非洲被压迫的妇女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在整部小说中，芭一直在呼吁女性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她表明，要想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女性应该认清自己，并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现实生活的黑暗。通过主人给拉玛杜莱，芭表达了自己的信心：“即便历经种种欺瞒与侮辱，我仍心怀希望。从肮脏恶心的腐殖土里长出来的是青翠的绿植，我感到胸口已经冒出了新芽”④。

二.《猩红之歌》

《猩红之歌》是芭的第二部小说，也是最后一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欧洲女人和一个非洲男人的婚姻。来自法国的米瑞耶嫁给了塞内加尔一个贫穷穆斯林家庭的儿子奥斯曼，从巴黎回到塞内加尔后，奥斯曼不可避免地回归了他的传统和习俗。但是作为一个西方人，米瑞耶无法应付这样的生活，尤其是奥斯曼娶了第二个妻子。然而，非洲是一个一夫多妻的社会，在他们的宗教中这是可以接受的，但米瑞耶却难以接受，她由此饱尝婚姻之苦，并最终杀死了自己的儿子戈尔吉。这本书批判了非洲社会中传统的专制，阐述了女性在跨文化婚姻中的绝望。

《猩红之歌》的结构与《一封如此长的信》相似，这本书同样用婚姻的并置来突出女性在现代非洲社会中的位置和困境。但这本小说在处理传统习俗对婚姻的实际影响方面走得更远。《猩红之歌》不像《一封如此长的信》那样关注婚姻的破裂，它着重于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破坏。这本小说还涉及一夫多妻制和大家庭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往往导致大多数婚姻的失败。

故事围绕两个年轻的学生奥斯曼和米瑞耶展开，他们相爱并最终结婚，尽管两家人都试图阻止他们。这两个年轻人——男人是塞内加尔人，女人是法国人，因为爱情而结婚，就像芭的第一部小说中拉玛杜莱和莫多、阿伊萨杜和马沃多、雅克琳娜和桑巴所做的那样。尽管米瑞耶的外交官父亲经常公开宣称对非白人和跨种族关系持开放态度，但当他发现米瑞耶爱上了奥斯曼时，立刻把她带回了法国。但是米瑞耶和奥斯曼仍然设法在巴黎见面并结婚。他们在巴黎时一切顺利，直到返回塞内加尔问题才开始出现。当他们面对现代非洲的社会现实时，早年的理想主义消失了。在现代非洲社会中，传统价值观仍然居主导地位。就像在《一封如此长的信》中一样，《猩红之歌》中的新娘遭到新郎家庭成员的拒绝，因为她是白人，来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米瑞耶面临的问题比阿伊萨杜和雅克琳娜的还要大，因为她和她的姻亲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在巴黎，混血夫妻享受着独立生活的自由。在塞内加尔，他们必须面对跨种族婚姻可能带来的所有问题。最终，婚姻恶化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奥斯曼开始在童年时代的好友欧莱玛图·恩戈姆身上寻求情感上的满足和他所谓的文化需求，他最终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欧莱玛图·恩戈姆结婚。当可怜的米瑞耶从苏基娜（她是奥斯曼家族中唯一与米瑞耶成为朋友，并且能够理解她的人）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先是难以置信，然后是悲伤和愤怒。最后，她陷入疯狂的状态。为了报仇，她杀死了他们唯一的人儿子戈尔吉，她认为戈尔吉身为混血儿，既不能适应自己的文化，也不能适应她的丈夫的文化。

芭表示婚姻失败和悲剧源于夫妻双方均无法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妥协，这种调整与妥协是文化和种族融合的必然要求。尽管米瑞耶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但她无法接受传统习俗，例如塞内加尔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和大家庭。因此，她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法国性。与此同时，奥斯曼为了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假装寻找文化上的“真实性”。这种不妥协的结果只能是灾难。奥斯曼的母亲亚耶·卡迪更加固执，他们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桩婚事。尽管她并没有像马沃多的母亲那样竭尽全力地破坏儿子的婚姻，但通过鼓励儿子与欧莱玛图·恩戈姆之间的关系，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看到儿子娶了一个更合适的儿媳。

在芭看来，问题不在于跨种族婚姻本身，而是与参加婚姻的人有關。芭以奥斯曼的黑人密友拉米尼与其欧洲妻子皮埃尔特的结合为例，说明这种看似巨大的种族和文化鸿沟可以被弥合。很好地处理了这种矛盾的拉米尼说：“你不能将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结合起来。说实话，你必须做出选择。你想要幸福而不想付出任何牺牲。你不想做出任何让步，而要求别人让步。已婚生活基于宽容，是一种人性的态度”。宽容似乎是《猩红之歌》中主要人物所缺乏的一种品质。

三.非洲女性的命运书写

卡洛尔·博伊斯·戴维斯在《非洲文学中的女性研究》一书中借用莫拉拉·奥贡迪佩·莱斯利“非洲妇女，文化和另一项发展”一文，指出有六种条件阻碍了非洲妇女追求女权主义的步伐：（1）外界的压迫（外国入侵，殖民统治等）;（2）传统的遗产（封建，奴隶制，社区）;（3）女性自身的落后，殖民化和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无知等;（4）男人们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男性统治下的特权;（5）她的种族，因为国际经济秩序是按照种族和阶级划分的;（6）她的自我。戴维斯书中引用了奥贡迪佩·莱斯利所说的“女人背上的第六座山是最重要的。数百年来，父权制和性别等级制意识形态的内部化使妇女受到了自己的负面自我形象的束缚。因此，她对客观问题的反应通常是自欺欺人和自残”。现代非洲社会中的被夹在传统的非洲社会和现代社会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之间，芭敏锐地捕捉到了处于这种的夹缝中的非洲女性的情感、心理和生理状态。芭的小说探索了现代非洲社会中女性的种种困境，尤其是对传统的遗产、女性自身的落后、男人的特权、女性的种族、女性的自我这几个方面的探索与反思。芭的所写，所思，所做对推动非洲女性地位的提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为非洲女性树立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塞内加尔]玛利亚玛·芭.一封如此长的信[M].汪琳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

[2]鲍秀文，汪琳主编.20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3]帕雷克·普什帕·奈杜，贾涅·辛格·法蒂玛.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作家[M].加利福尼亚州：格林·伍德出版社，1998：59-75.

[4]戴维斯·格雷夫斯：非洲文学中的女性研究[M].新泽西州特伦顿：非洲世界出版社，1986：7-8.

[5]卡马拉·吉布瑞尔：塞内加尔小说中的女权主义斗争：玛丽亚玛·芭和森贝·奥斯曼.黑人研究杂志[J].2001：12-228.

注 释

①玛利亚玛·芭：《一封如此长的信》，汪琳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P28.

②玛利亚玛·芭：《一封如此长的信》，汪琳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P19.

③玛利亚玛·芭：《一封如此长的信》，汪琳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P6.

④玛利亚玛·芭：《一封如此长的信》，汪琳译，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P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基金项目“非洲文学史”【项目批号：19ZDA296】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